不成问题的问题-1

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称为乱世的桃源。前面是刚由一个小小的峡口转过来的江,江水在冬天与春天总是使人愿意跳进去的那么澄清碧绿。背后是一带小山。山上没有什么,除了一丛丛的绿竹矮树,在竹、树的空处往往露出赭色的块块儿,象是画家给点染上的。

小山的半腰里,那青青的一片,在青色当中露出一两块白墙和二三屋脊的,便是树华农场。江上的小渡口,离农场大约有半里地,小船上的渡客,即使是往相反的方向去的,也往往回转头来,望一望这美丽的地方。他们若上了那斜着的坡道,就必定向农场这里指指点点,因为树上半黄的橘柑,或已经红了的苹果,总是使人注意而想夸赞几声的。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或遇到什么大家休假的日子,城里的士女有时候也把逛一逛树华农场作为一种高雅的举动,而这农场的美丽恐怕还多少地存在一些小文与短诗之中咧。

创办一座农场必定不是为看着玩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专来谀赞风景而忽略更实际一些的事儿了。由实际上说,树华农场的用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江就在它的脚底下。出品的运出也没有问题。它离重庆市不过三十多里路,江中可以走船,江边上也有小路。它的设备是相当可观的:有鸭鹅池、有兔笼、有花畦、有菜圃、有牛羊圈、有果园。鸭蛋、鲜花、青菜、水果、牛羊乳……都正是象重庆那样的都市所必需的东西。况且,它的创办正在抗战的那一年:重庆的人口,在抗战后,一天比一天多;所以需要的东西,象青菜与其他树华农场所产生的东西,自然的也一天比一天多。赚钱是没有问题的。

从渡口上的坡道往左走不远,就有一些还未完全风化的红石,石旁生着几丛细竹。到了竹丛,便到了农场的窄而明洁的石板路。离竹丛不远,相对的长着两株青松,松树上挂着两面粗粗刨平的木牌,白漆漆着“树华农场”。石板路边,靠江的这一面,都是花;使人能从花的各种颜色上,慢慢地把眼光移到碧绿的江水上面去。靠山的一面是许多直立的扇形的葡萄架,架子的后面是各种果树。走完了石板路,有一座不甚高,而相当宽的藤萝架,这便是农场的大门,横匾上刻着“树华”两个隶字。进了门,在绿草上,或碎石堆花的路上,往往能看见几片柔软而轻的鸭鹅毛,因为鸭鹅的池塘便在左手方。这里的鸭是纯白而肥硕的,真正的北平填鸭。对着鸭池是平平的一个坝子,满种着花草与菜蔬。在坝子的末端,被竹树掩覆着,是办公厅。这是相当坚固而十分雅致的一所两层的楼房,花果的香味永远充满了全楼的每一角落。牛羊圈和工人的草舍又在楼房的后边,时时有羊羔悲哀地啼唤。

这一些设备,教农场至少要用二十来名工人。可是,以它的生产能力,和出品销路的良好来说,除了一切开销,它还应当赚钱。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只要看过这座农场,大概就不会想象到这是赔钱的事业。

然而,树华农场赔钱。

创办的时候,当然要往“里”垫钱。但是,鸡鸭、青菜、鲜花、牛羊乳,都是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在利润方面有些数目字的。按照行家的算盘上看,假若第二年还不十分顺利的话,至迟在第三年的开始就可以绝对地看赚了。

可是,树华农场的赔损是在创办后的第三年。在第三年首次股东会议的时候,场长与股东们都对着账簿发了半天的楞。

赔点钱,场长是绝不在乎的,他不过是大股东之一,而被大家推举出来作场长的。他还有许多比这座农场大的多的事业。可是,即使他对这小小的事业赔赚都不在乎,即使他一走到院中,看看那些鲜美的花草,就把赔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现在——在股东会上——究竟有点不大好过。他自信是把能手,他到处会赚钱,他是大家所崇拜的实业家。农场赔钱?这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赔点钱,股东他们赔点钱,都没有关系:只是,下不来台!这比什么都要紧!股东们呢,多数的是可以与场长立在一块儿呼兄唤弟的。他们的名望、资本、能力,也许都不及场长,可是在赔个万儿八千块钱上来说,场长要是沉得住气,他们也不便多出声儿。很少数的股东的确是想投了资,赚点钱,可是他们不便先开口质问,因为他们股子少,地位也就低,假若粗着脖子红着筋地发言,也许得罪了场长和大股东们——这,恐怕比赔点钱的损失还更大呢。

事实上,假若大家肯打开窗子说亮话,他们就可以异口同声地,确凿无疑地,马上指出赔钱的原因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错用了人。场长,虽然是场长,是不能、不肯、不会、不屑于到农场来监督指导一切的。股东们也不会十趟八趟跑来看看的——他们只愿在开会的时候来作一次远足,既可以欣赏欣赏乡郊的景色,又可以和老友们喝两盅酒,附带地还可以露一露股东的身份。除了几个小股东,多数人接到开会的通知,就仿佛在箱子里寻找迎节当令该换的衣服的时候,偶然的发现了想不起怎么随手放在那里的一卷钞票——“呕,这儿还有点玩艺儿呢!”

农场实际负责任的人是丁务源,丁主任。

丁务源,丁主任,管理这座农场已有半年。农场赔钱就在这半年。

连场长带股东们都知道,假若他们脱口而出地说实话,他们就必定在口里说出“赔钱的原因在——”的时节,手指就确切无疑地伸出,指着丁务源!丁务源就在一旁坐着呢。但是,谁的嘴也没动,手指自然也就无从伸出。

他们,连场长带股东,谁没吃过农场的北平大填鸭,意大利种的肥母鸡,琥珀心的松花,和大得使儿童们跳起来的大鸡蛋鸭蛋?谁的瓶里没有插过农场的大枝的桂花、腊梅、红白梅花,和大朵的起楼子的芍药,牡丹与茶花?谁的盘子里没有盛过使男女客人们赞叹的山东大白菜,绿得象翡翠般的油菜与嫩豌豆?

这些东西都是谁送给他们的?丁务源!

再说,谁家落了红白事,不是人家丁主任第一个跑来帮忙?谁家出了不大痛快的事故,不是人家丁主任象自天而降的喜神一般,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是的,丁主任就在这里坐着呢。可是谁肯伸出指头去戳点他呢?

什么责任问题,补救方法,股东会都没有谈论。等到丁主任预备的酒席吃残,大家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说声“美满闭会”了。

丁务源是哪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他的言语也正配得上他的籍贯,他会把他所到过的地方的最简单的话,例如四川的“啥子”与“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的“妈啦巴子”……都美好的联结到一处,变成一种独创的“国语”;有时候也还加上一半个“孤得”,或“夜司”,增加一点异国情味。

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点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丁务源不是个俊秀的人,而令人喜爱。他脸上那点发亮的肌肉,已经教人一见就痛快,再加上一对光满神足,顾盼多姿的眼睛,与随时变化而无往不宜的表情,就不只讨人爱,而且令人信任他了。最足以表现他的天才而使人赞叹不已的是他的衣服。他的长袍,不管是绸的还是布的,不管是单的还是棉的,永远是半新半旧的,使人一看就感到舒服;永远是比他的身材稍微宽大一些,于是他垂着手也好,揣着手也好,掉背着手更好,老有一些从容不迫的气度。他的小褂的领子与袖口,永远是洁白如雪;这样,即使大褂上有一小块油渍,或大襟上微微有点折绉,可是他的雪白的内衣的领与袖会使人相信他是最爱清洁的人。他老穿礼服呢厚白底子的鞋,而且裤脚儿上扎着绸子带儿;快走,那白白的鞋底与颤动的腿带,会显出轻灵飘洒;慢走,又显出雍容大雅。长袍,布底鞋,绸子裤脚带儿合在一处,未免太老派了,所以他在领子下面插上了一支派克笔和一支白亮的铅笔,来调和一下。他老在说话,而并没说什么。“是呀”,“要得么”,“好”,这些小字眼被他轻妙地插在别人的话语中间,就好象他说了许多话似的。到必要时,他把这些小字眼也收藏起来,而只转转眼珠,或轻轻一咬嘴唇,或给人家从衣服上弹去一点点灰。这些小动作表现了关切、同情、用心,比说话的效果更大得多。遇见大事,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下这样的结论——没有问题,绝对的!说完这一声,他便把问题放下,而闲扯些别的,使对方把忧虑与关切马上忘掉。等到对方满意地告别了,他会倒头就睡,睡三四个钟头;醒来,他把那件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等到那个人又来了,他才想起原来曾经有过那么一回事,而又把对方热诚地送走。事情,照例又推在一边。及至那个人快恼了他的时候,他会用农场的出品使朋友仍然和他和好。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

他吃得好,穿得舒服,睡得香甜,永远不会发愁。他绝对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至少能使他无忧无虑,脸上胖而且亮。凡足以使事情敷衍过去的手段,都是绝妙的手段。当他刚一得到农场主任的职务的时候,他便被姑姑老姨舅爷,与舅爷的舅爷包围起来,他马上变成了这群人的救主。没办法,只好一一敷衍。于是一部分有经验的职员与工人马上被他“欢送”出去,而舅爷与舅爷的舅爷都成了护法的天使。占据了地上的乐园。

没被辞退的职员与园丁,本都想辞职。可是,丁主任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他们由书面上通知他,他连看也不看。于是,大家想不辞而别。但是,赶到真要走出农场时,大家的意见已经不甚一致。新主任到职以后,什么也没过问,而在两天之中把大家的姓名记得飞熟,并且知道了他们的籍贯。“老张!”丁主任最富情感的眼,象有两条紫外光似的射到老张的心里,“你是广元人呀?乡亲!硬是要得!”丁主任解除了老张的武装。

“老谢!”丁主任的有肉而滚热的手拍着老谢的肩膀,“呕,恩施?好地方!乡亲!要得么!”于是,老谢也缴了械。

多数的旧人们就这样受了感动,而把“不辞而别”的决定视为一时的冲动,不大合理。那几位比较坚决的,看朋友们多数鸣金收兵,也就不便再说什么,虽然心里还有点不大得劲儿。及至丁主任的胖手也拍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反觉得只有给他效劳,庶几乎可以赎出自己的行动幼稚、冒昧的罪过来。“丁主任是个朋友!”这句话即使不便明说,也时常在大家心中飞来飞去,象出笼的小鸟,恋恋不忍去似的。大家对丁主任的信任心是与时俱增的。不管大事小事,只要向丁主任开口,人家丁主任是不会眨眨眼或楞一楞再答应的。他们的请托的话还没有说完,丁主任已说了五个“要得”。丁主任受人之托,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比方说,他要进城——他时常进城——有人托他带几块肥皂。在托他的人想,丁主任是精明人,必能以极便宜的价钱买到极好的东西。而丁主任呢,到了城里,顺脚走进那最大的铺子,随手拿几块最贵的肥皂。拿回来,一说价钱,使朋友大吃一惊。“货物道地,”丁主任要交代清楚,“你晓得!多出钱,到大铺子去买,吃不了亏!你不要,我还留着用呢!你怎样?”怎能不要呢,朋友只好把东西接过去,连声道谢。

大家可是依旧信任他。当他们暗中思索的时候,他们要问:托人家带东西,带来了没有?带来了。那么人家没有失信。东西贵,可是好呢。进言无二价的大铺子买东西,谁不会呢,何必托他?不过,既然托他,他——堂堂的丁主任——岂是挤在小摊子上争钱讲价的人?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丁主任。

慢慢地,场里的人们又有耳闻:人家丁主任给场长与股东们办事也是如此。不管办个“三天”,还是“满月”,丁主任必定闻风而至,他来到,事情就得由他办。烟,能买“炮台”就买“炮台”,能买到“三五”就是“三五”。酒,即使找不到“茅台”与“贵妃”,起码也是绵竹大麯。饭菜,呕,先不用说饭菜吧,就是糖果也必得是冠生园的,主人们没法挑眼。不错,丁主任的手法确是太大;可是,他给主人们作了脸哪。主人说不出话来,而且没法不佩服丁主任见过世面。有时候,主妇们因为丁主任太好铺张而想表示不满,可是丁主任送来的礼物,与对她们的殷勤,使她们也无从开口。她们既不出声,男人们就感到事情都办得合理,而把丁主任看成了不起的人物。这样,丁主任既在场长与股东们眼中有了身分,农场里的人们就不敢再批评什么;即使吃了他的亏,似乎也是应当的。

及至丁主任作到两个月的主任,大家不但不想辞职,而且很怕被辞了。他们宁可舍着脸去逢迎谄媚他,也不肯失掉了地位。丁主任带来的人,因为不会作活,也就根本什么也不干。原有的工人与职员虽然不敢照样公然怠工,可是也不便再象原先那样实对实地每日作八小时工。他们自动把八小时改为七小时,慢慢地又改为六时,五小时。赶到主任进城的时候,他们干脆就整天休息。休息多了,又感到闷得慌,于是麻将与牌九就应运而起;牛羊们饿得乱叫,也压不下大家的欢笑与牌声。有一回,大家正赌得高兴,猛一抬头,丁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站在老张的后边!大家都楞了!

“接着来,没关系!”丁主任的表情与语调顿时教大家的眼都有点发湿。“干活是干活,玩是玩!老张,那张八万打得好,要得!”

大家的精神,就象都刚胡了满贯似的,为之一振。有的人被感动得手指直颤。

大家让主任加入。主任无论如何不肯破坏原局。直等到四圈完了,他才强被大家拉住,改组。“赌场上可不分大小,赢了拿走,输了认命,别说我是主任,谁是园丁!”主任挽起雪白的袖口,微笑着说。大家没有异议。“还玩这么大的,可是加十块钱的望子,自摸双?”大家又无异议。新局开始。主任的牌打得好。不但好,而且牌品高,打起牌来,他一声不出,连“要得”也不说了。他自己胡牌,轻轻地好象抱歉似的把牌推倒。别人胡牌,他微笑着,几乎是毕恭毕敬地送过筹码去。十次,他总有八次赢钱,可是越赢越受大家敬爱;大家仿佛宁愿把钱输给主任,也不愿随便赢别人几个。把钱输给丁主任似乎是一种光荣。

不过,从实际上看,光荣却不象钱那样有用。钱既输光,就得另想生财之道。由正常的工作而获得的收入,谁都晓得,是有固定的数目。指着每月的工资去与丁主任一决胜负是作不通的。虽然没有创设什么设计委员会,大家可是都在打主意,打农场的主意。主意容易打,执行的勇气却很不易提起来。可是,感谢丁主任,他暗示给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没看见吗,农场的出品,丁主任都随便自己享受,都随便拿去送人。丁主任是如此,丁主任带来的“亲兵”也是如此,那么,别人又何必分外的客气呢?

于是,树华农场的肥鹅大鸭与油鸡忽然都罢了工,不再下蛋,这也许近乎污蔑这一群有良心的动物们,但是农场的账簿上千真万确看不见那笔蛋的收入了。外间自然还看得见树华的有名的鸭蛋——为孵小鸭用的——可是价钱高了三倍。找好鸭种的人们都交头接耳地嘀咕:“树华的填鸭鸭蛋得托人情才弄得到手呢。”在这句话里,老张、老谢、老李都成了被恳托的要人。

在蛋荒之后,紧接着便是按照科学方法建造的鸡鸭房都失了科学的效用。树华农场大闹黄鼠狼,每晚上都丢失一两只大鸡或肥鸭。有时候,黄鼠狼在白天就出来为非作歹,而在他们最猖獗的时间,连牛犊和羊羔都被劫去;多么大的黄鼠狼呀!

鲜花、青菜、水果的产量并未减少,因为工友们知道完全不工作是自取灭亡。在他们赌输了,睡足了之后,他们自动地努力工作,不是为公,而是为了自己。不过,产量虽未怎么减少,农场的收入却比以前差的多了。果子、青菜,据说都闹虫病。果子呢,须要剔选一番,而后付运,以免损害了农场的美誉。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落选的果子仿佛更大更美丽一些,而先被运走。没人能说出道理来,可是大家都喜欢这么作。菜蔬呢,以那最出名的大白菜说吧,等到上船的时节,三斤重的就变成了一斤或一斤多点;那外面的大肥叶子——据说是受过虫伤的——都被剥下来,洗净,另捆成一把一把的运走,当作“猪菜”卖。这种猪菜在市场上有很高的价格。

这些事,丁主任似乎知道,可没有任何表示,当夜里闹黄鼠狼子的时候,即使他正醒着,听得明明白白,他也不会失去身分地出来看看。及至次晨有人来报告,他会顺口答音地声明:“我也听见了,我睡觉最警醒不过!”假若他高兴,他会继续说上许多关于黄鼬和他夜间怎样警觉的故事,当被黄鼬拉去而变成红烧的或清燉的鸡鸭,摆在他的面前,他就绝对不再提黄鼬,而只谈些烹饪上的问题与经验,一边说着,一边把最肥的一块鸭夹起来送给别人:“这么肥的鸭子,非挂炉烧烤不够味;清燉不相宜,不过,汤还看得!”他极大方地尝了两口汤。工人们若献给他钱——比如卖猪菜的钱——他绝对不肯收。“咱们这里没有等级,全是朋友;可是主任到底是主任,不能吃猪菜的钱!晚上打几圈儿好啦!要得吗?”他自己亲热地回答上,“要得!”把个“得”字说得极长。几圈麻将打过后,大家的猪菜钱至少有十分之八,名正言顺地入了主任的腰包。当一五一十的收钱的时候,他还要谦逊地声明:“咱们的牌都差不多,谁也说不上高明。我的把弟孙宏英,一月只打一次就够吃半年的。人家那才叫会打牌!不信,你给他个司长,他都不作,一个月打一次小牌就够了!”秦妙斋从十五岁起就自称为宁夏第一才子。到二十多岁,看“才子”这个词儿不大时行了,乃改称为全国第一艺术家。据他自己说,他会雕刻、会作画、会弹古琴与钢琴、会作诗、小说,与戏剧:全能的艺术家。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他雕刻,画图,弹琴,和作文章。

在平时,他自居为艺术家,别人也就顺口答音地称他为艺术家,倒也没什么。到了抗战时期,正是所谓国乱显忠臣的时候,艺术家也罢,科学家也罢,都要拿出他的真正本领来报效国家,而秦妙斋先生什么也拿不出来。这也不算什么。假若他肯虚心地去学习,说不定他也许有一点天才,能学会画两笔,或作些简单而通俗的文字,去宣传抗战,或者,干脆放弃了天才的梦,而脚踏实地地去作中小学的教师,或到机关中服务,也还不失为尽其在我。可是他不肯去学习,不肯去吃苦,而只想飘飘摇摇地作个空头艺术家。

他在抗战后,也曾加入艺术家们的抗战团体。可是不久便冷淡下来,不再去开会。因为在他想,自己既是第一艺术家,理当在各团体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可是,那些团体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他们好象对他和对一切好虚名的人都这么说:谁肯出力作抗战工作,谁便是好朋友;反之,谁要是借此出风头,获得一点虚名与虚荣,谁就乘早儿退出去。秦妙斋退了出来。但是,他不甘寂寞。他觉得这样的败退,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浅薄虚伪,而是因为他的本领出众,不见容于那些妒忌他的人们。他想要独树一帜,自己创办一个什么团体,去过一过领导的瘾。这,又没能成功,没有人肯听他号召。在这之后,他颇费了一番思索,给自己想出两个字来:清高。当他和别人闲谈,或独自呻吟的时候,他会很得意地用这两个字去抹杀一切,而抬高自己:“而今的一般自命为艺术家的,都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除了钱!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清高的是谁?”他的鼻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轻轻地点点头。“就连那作教授的也算不上清高,教授难道不拿薪水么?……”可是“你怎么活着呢?你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呢?”有那心直口快的这么问他。“我,我,”他有点不好意思,而不能回答:“我爸爸给我!”

是的,秦妙斋的父亲是财主。不过,他不肯痛快地供给儿子钱化。这使秦妙斋时常感到痛苦。假若不是被人家问急了,他不肯轻易的提出“爸爸”来。就是偶尔地提到,他几乎要把那个最有力量的形容字——不清高——也加在他的爸爸头上去!

按照着秦老者的心意,妙斋应当娶个知晓三从四德的老婆,而后一扑纳心地在家里看守着财产。假若妙斋能这样办,哪怕就是吸两口鸦片烟呢,也能使老人家的脸上纵起不少的笑纹来。可是,有钱的老子与天才的儿子仿佛天然是对头。妙斋不听调遣。他要作诗,画画,而且——最使老人伤心的——他不愿意在家里蹲着。老人没有旁的办法,只好尽量地勒着钱。尽管妙斋的平信,快信,电报,一齐来催钱,老人还是毫不动感情地到月头才给儿子汇来“点心费”。这点钱,到妙斋手里还不够还债的呢。我们的诗人,是感受着严重的压迫。挣钱去吧,既不感觉趣味,又没有任何本领;不挣钱吧,那位不清高的爸爸又是这样的吝啬!金钱上既受着压迫,他满想在艺术界活动起来,给精神上一点安慰。而艺术界的人们对他又是那么冷淡!他非常的灰心。有时候,他颇想摹仿屈原,把天才与身体一齐投在江里去。投江是件比较难于作到的事。于是,他转而一想,打算作个青年的陶渊明。“顶好是退隐!顶好!”他自己念道着。“世人皆浊我独清!只有退隐,没别的话好讲!”

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头发象粗硬的马鬃似的,长长的,乱七八糟的,披在脖子上。虽然身量很高,可好象里面没有多少骨头,走起路来,就象个大龙虾似的那么东一扭西一躬的。眼睛没有神,而且爱在最需要注意的时候闭上一会儿,仿佛是随时都在作梦。

作着梦似的秦妙斋无意中走到了树华农场。不知道是为欣赏美景,还是走累了,他对着一株小松叹了口气,而后闭了会儿眼。

也就是上午一点钟吧,天上有几缕秋云,阳光从云隙发出一些不甚明的光,云下,存着些没有完全被微风吹散的雾。江水大体上还是黄的,只有江岔子里的已经静静地显出绿色。葡萄的叶子就快落净,茶花已顶出一些红瓣儿来。秦妙斋在鸭塘的附近找了块石头,懒洋洋地坐下。看了看四下里的山、江、花、草,他感到一阵难过。忽然地很想家,又似乎要作一两句诗,仿佛还有点触目伤情……这时候,他的感情极复杂,复杂到了既象万感俱来,又象茫然不知所谓的程度。坐了许久,他忽然在复杂混乱的心情中找到可以用话语说出来的一件事来。“我应当住在这里!”他低声对自己说。这句话虽然是那么简短,可是里边带着无限的感慨。离家,得罪了父亲,功未成,名未就……只落得独自在异乡隐退,想住在这静静的地方!他呆呆地看着池里的大白鸭,那洁白的羽毛,金黄的脚掌,扁而象涂了一层蜡的嘴,都使他心中更混乱,更空洞,更难过。这些白鸭是活的东西,不错;可是他们干吗活着呢?正如同天生下我秦妙斋来,有天才,有志愿,有理想,但是都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他猛然的,几乎是身不由己的,立了起来。他恨这个世界,恨这个不叫他成名的世界!连那些大白鸭都可恨!他无意中地、顺手地捋下一把树叶,揉碎,扔在地上。他发誓,要好好地,痛快淋漓地写几篇文字,把那些有名的画家、音乐家、文学家都骂得一个小钱也不值!那群不清高的东西!

他向办公楼那面走,心中好象在说:“我要骂他们!就在这里,这里,写成骂他们的文章!”

丁主任刚刚梳洗完,脸上带着夜间又赢了钱的一点喜气。他要到院中吸点新鲜空气。安闲地,手揣在袖口里,象采菊东篱下的诗人似的,他慢慢往外走。

在门口,他几乎被秦妙斋撞了个满怀。秦妙斋,大龙虾似的,往旁边一闪;照常往里走。他恨这个世界,碰了人就和碰了一块石头或一株树一样,只有不快,用不着什么客气与道歉。

丁主任,老练,安详,微笑地看着这位冒失的青年龙虾。“找谁呀?”他轻轻问了声。

秦妙斋稍一楞,没有答理他。

丁主任好象自言自语地说,“大概是个画家。”

秦妙斋的耳朵仿佛是专为听这样的话的,猛地立住,向后转,几乎是喊叫地,“你说什么?”

丁主任不知道自己的话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可是不便收回或改口。迟顿了一下,还是笑着:“我说,你大概是个画家。”

“画家?画家?”龙虾一边问,一边往前凑,作着梦的眼睛居然瞪圆了。

丁先生不晓得怎样回答才好,只啊啊了两声。

妙斋的眼角上汪起一些热泪,口中的热涎喷到丁主任的脸上:“画家,我是——画家,你怎么知道?”说到这里,他仿佛已筋疲力尽,象快要晕倒的样子,摇晃着,摸索着,找到一只小凳,坐下,闭上了眼睛。

丁主任还笑着,可是笑得莫名其妙,往前凑了两步。还没走到妙斋的身边,妙斋的眼睛睁开了。“告诉你,我还不仅是画家,而且是全能的艺术家!我都会!”说着,他立起来,把右手扶在丁主任的肩上。“你是我的知己!你只要常常叫我艺术家,我就有了生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你是谁?”“我?”丁主任笑着回答。“小小园丁!”

“园丁?”

“我管着这座农场!”丁主任停住了笑。“你姓什么!”毫不客气地问。

“秦妙斋,艺术家秦妙斋。你记住,艺术家和秦妙斋老得一块儿喊出来;一分开,艺术家和我就都不存在了!”“呕!”丁主任的笑意又回到脸上,进了大厅,眼睛往四面一扫——壁上挂着些时人的字画。这些字画都不甚高明,也不十分丑恶。在丁主任眼中,它们都怪有个意思,至少是挂在这里总比四壁皆空强一些。不过,他也有个偏心眼,他顶爱那张长方的,石印的抗战门神爷,因为色彩鲜明,“真”有个意思。他的眼光停在那片色彩上。

随着丁主任的眼,妙斋也看见了那些字画,他把眼光停在了那张抗战画上。当那些色彩分明地印在了他的心上的时候,他觉到一阵恶心,象忽然要发痧似的,浑身的毛孔都象针儿刺着,出了点冷汗。定一定神,他扯着丁先生,扑向那张使他恶心的画儿去。发颤的手指,象一根挺身作战的小枪似的,指着那堆色彩:“这叫画?这叫画?用抗战来欺骗艺术,该杀!该杀!”不由分说,他把画儿扯了下来,极快地撕碎,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揉搓,好象把全国的抗战艺术家都踩在了泥土上似的。他痛快地吐了口气。

来不及拦阻妙斋的动作,丁主任只说了一串口气不同的“唉”!

妙斋犹有余怒,手指向四壁普遍的一扫:“这全要不得!通通要不得!”

丁主任急忙挡住了他,怕他再去撕毁。妙斋却高傲地一笑:“都扯了也没有关系,我会给你画!我给你画那碧绿的江、赭色的山、红的茶花、雪白的大鸭!世界上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为什么单单去画去写去唱血腥的抗战?混蛋!我要先写几篇文章,臭骂,臭骂那群污辱艺术的东西们。然后,我要组织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团体,一同主张——主张——清高派,暂且用这个名儿吧,清高派的艺术!我想你必赞同?”“我?”丁主任不知怎样回答。

“你当然同意!我们就推你作会长!我们就在这里作画、治乐、写文章!”

“就在这里?”丁主任脸上有点不大得劲,用手摸了摸。“就在这里!今天我就不走啦!”妙斋的嘴犄角直往外溅水星儿,“想想看,把这间大厅租给我,我爸爸有钱,你要多少我给多少。然后,我们艺术家们给你设计,把这座农场变成最美的艺术之家,艺术乐园!多么好!多么好!”丁主任似乎得到一点灵感。口中随便用“要得”“不错”敷衍着,心中可打开了算盘。在那次股东会上,虽然股东们对他没有什么决定的表示,可是他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对他多少有点不满意。他应当把事情调整一下,教大家看看,他不是没有办法的人。是呀,这里的大厅闲着没有用,楼上也还有三间空房,为什么不租出去,进点租钱呢?况且这笔租金用不着上账;即使教股东们知道了,大家还能为这点小事来质问吗?对!他决定先试一试这位艺术家。“秦先生,这座大厅咱们大家合用,楼上还有三间空房,你要就得都要,一年一万块钱,一次交清。”

妙斋闭了眼,“好啦,一言为定!我给爸爸打电报要钱。”“什么时候搬进来?”丁主任有点后悔。交易这么容易成功,想必是要少了钱。但是,再一想,三间房,而且在乡下,一万元应当不算少。管它呢,先进一万再说别的!“什么时候搬进来?”

“现在就算搬进来了!”

“啊?”丁主任有点悔意了。“难道你不去拿行李什么的?”“没有行李,我只有一身的艺术!”妙斋得意地哈哈地笑起来。

“租金呢?”

“那,你尽管放心:我马上打电报去!”

秦妙斋就这样的侵入了树华农场。不到两天,楼上已住满他的朋友。这些朋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时来时去,而绝对不客气。他们要床,便见床就搬了走;要桌子,就一声不响地把大厅的茶几或方桌拿了去。对于鸡鸭菜果,他们的手比丁主任还更狠,永远是理直气壮地拿起就吃。要摘花他们便整棵的连根儿拔出来。农场的工友甚至于须在夜间放哨,才能抢回一点东西来!

可是,丁主任和工友们都并不讨厌这群人。首要的因为这群人中老有女的,而这些女的又是那么大方随便,大家至少可以和他们开句小玩笑。她们仿佛给农场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命。其次,讲到打牌,人家秦妙斋有艺术家的态度,输了也好,赢了也好,赌钱也好,赌花生米也好,一坐下起码二十四圈。丁主任原是不屑于玩花生米的,可是妙斋的热情感动了他,他不好意思冷淡地谢绝。

丁主任的心中老挂念着那一万元的租金。他时常调动着心思与语言,在最适当的机会暗示出催钱的意思。可是妙斋不接受暗示。虽然如此,丁主任可是不忍把妙斋和他的朋友撵了出去。一来是,他打听出来,妙斋的父亲的的确确是位财主;那么,假若财主一旦死去,妙斋岂不就是财产的继承人?“要把眼光放远一些!”丁主任常常这样警戒自己。二来是,妙斋与他的友人们,在实在没有事可干的时候,总是坐在大厅里高谈艺术。而他们的谈论艺术似乎专为骂人。他们把国内有名的画家、音乐家、文艺作家,特别是那些尽力于抗战宣传的,提名道姓地一个一个挨次咒骂。这,使丁主任闻所未闻。慢慢地,他也居然记住了一些艺术家的姓名。遇到机会,他能说上来他们的一些故事,仿佛他同艺术家们都是老朋友似的。这,使与他来往的商人或闲人感到惊异,他自己也得到一些愉快。还有,当妙斋们把别人咒腻了,他们会得意地提出一些社会上的要人来,“是的,我们要和他取得联络,来建设起我们自己的团体来!那,我可以写信给他;我要告诉明白了他,我们都是真正清高的艺术家!”……提到这些要人,他们大家口中的唾液都好象甜蜜起来,眼里发着光。“会长!”他们在谈论要人之后,必定这样叫丁主任:“会长,你看怎样?”丁主任自己感到身量又高了一寸似的!他不由地怜爱了这群人,因为他们既可以去与要人取得联络,而且还把他自己视为要人之一!他不便发表什么意见,可是常常和妙斋肩并肩地在院中散步。他好象完全了解妙斋的怀才不遇,妙斋微叹,他也同情地点着头。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丁主任爱钱,秦妙斋爱名,虽然所爱的不同,可是在内心上二人有极相近的地方,就是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所爱的东西。因此,丁主任往往对妙斋发表些难以入耳的最下贱的意见,妙斋也好好地静听,并不以为可耻。

眨眨眼,到了阳历年。

除夕,大家正在打牌,宪兵从楼上抓走两位妙斋的朋友。丁主任口里直说“没关系”,心中可是有点慌。他久走江湖,晓得什么是利,哪是害。宪兵从农场抓走了人,起码是件不体面的事,先不提更大的干系。

秦妙斋丝毫没感到什么。那两位被捕的人是谁?他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别的一概不清楚。他向来不细问与他来往的人是干什么的。只要人家捧他,叫他艺术家,他便与人家交往。因此,他有许多来往的人,而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们被捕去,他绝对没有想到去打听打听消息,更不用说去营救了。有人被捕去,和农场丢失两只鸭子一样无足轻重。本来嘛,神圣的抗战,死了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血,他都无动于衷,何况是捕去两个人呢?当丁主任顺口搭音地盘问他的时候,他只极冷淡地说:“谁知道!枪毙了也没法子呀!”丁主任,连丁主任,也感到一点不自在了。口中不说,心里盘算着怎样把妙斋赶了出去。“好嘛,给我这儿招来宪兵,要不得!”他自己念道着。同时,他在表情上,举动上,不由地对妙斋冷淡多了。他有点看不起妙斋。他对一切不负责任,可是他心中还有“朋友”这个观念。他看妙斋是个冷血动物。

妙斋没有感觉出这点冷淡来。他只看自己,不管别人的表情如何,举动怎样。他的脑子只管计划自己的事,不管替别人思索任何一点什么。

慢慢地,丁主任打听出来:那两位被捕的人是有汉奸的嫌疑。他们的确和妙斋没有什么交情,但是他们口口声声叫他艺术家,于是他就招待他们,甚至于允许他们住在农场里。平日虽然不负责任,可是一出了乱子,丁主任觉出自己的责任与身份来。他依然不肯当面告诉妙斋:“我是主任,有人来往,应当先告诉我一声。”但是,他对妙斋越来越冷淡。他想把妙斋“冰”了走。

到了一月中旬,局势又变了。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有势力、与场长最相好的股东。丁主任知道事情要不妙。从股东一进门,他便留了神,把自己的一言一笑都安排得象蜗牛的触角似的,去试探,警惕。一点不错,股东暗示给他,农场赔钱,还有汉奸随便出入,丁主任理当辞职。丁主任没有否认这些事实,可也没有承认。他说着笑着,态度极其自然。他始终不露辞职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