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小米是我姐姐的独生女儿。1972年她出生时,沈阳和其他城市一样,粗粮多细粮少,米更难得。父母原是南方人,姐姐想米饭吃想得慌,给女儿取名小米。我十五岁就响应毛主席号召,从沈阳到内蒙草原当知青,“文革”后才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教书。父母早亡,我和姐姐分手早,感情本来就淡漠,多年未见到她。偶尔有信件往来,从未见过她的孩子,只记得信中提到在深圳。

我意外得到一个去香港岭南学院开会的机会,准备去时,我写信告诉姐姐。临行刚要出门,收到姐姐回信。要我经过深圳时,去看看小米。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巧,好像冥冥之中姐姐知道我会在深圳停留,而不是直飞香港。她在信里说,她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不能出远门。想求我一件事,已有半年没有小米消息。她担心这女儿,从小就不听话。信里附了一张三寸彩色照片,我的外甥女笑得很开心,长相挺秀气朴素,与现在女孩的美容照很不一样。她和我的姐姐很像,短发,T恤衫,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使我眼光一跳。

深圳的五月如夏,在我的北方眼光来看,一切都新奇,人也不一样,女人水灵漂亮,很会打扮,男人小个,没北方男人那股蛮气。橱窗装饰比北京耀眼。高楼成林,街道两边种着鲜花,清洁整齐,我第一次来,却只有一天时间,来不及观赏。

我按姐姐给的地址找到小米的住处,十层楼上,却没人应:小米不认识我,哪怕从门孔里看见我,也不会开门。大楼里绑架偷盗,比北京四合院还多,那里邻居可互相照应,这种火柴盒房子,隔得人人各顾自己。

正好电梯上来,我急忙问开电梯的女人,她爱理不理地说:“去找大楼管理处,一楼左拐。”话音未尽,电梯门已经合上。

原来这幢楼多半是出租的,房主自住是少数。管理员说,我说的那间房现在住着一对夫妻,也是外地人。但是,没有我找的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别说北方,大江南北的女孩子都以为这儿是天堂,可以混出一身金来。

“我找的人是我亲外甥女,她留给家里的地址就是这儿。没准她搬走了?”

“不会,我记得这儿所有的住户。”他的口气不像在敷衍。

我只好拿出小米的照片,让他看。他拿着照片端详,没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说:“这小姐模样,我不能肯定她从来没在这楼里住过,楼里住的妹崽,我眼里都差不多。”

“什么意思?”我有点不高兴了,显然他话里有话。

他不回答,转过身。我只有悻悻地离开。大楼门外和北京不一样,停的自行车少,私车多。树阴覆盖,天很热。轰轰闹闹的一辆摩托驶来,停在我身边,是大楼管理员。他大声对我说:“你不妨去歌厅瞧瞧,那儿年轻小姐多,外来妹相互熟,或许你能找到你外甥女。”说完一溜烟就驶远了。

旅馆太远,回去不合算,我对逛商场没兴趣,原想去深圳大学图书馆看看海外中文报纸杂志,据说是此特区大学的一大好处。但我心里左上右下的,倒与姐姐的信没太大关系,本来亲情疏淡,见不见得着小米无所谓,也尽到了责任。是管理员那种不太正常的态度,让我忧虑。听说过不少内地女孩到特区闯天下的种种故事:开公司;炒股票;做发廊按摩服务一类;傍大款,做港商小老婆;还有做鸡的,旅馆里的鸡最便宜一百元人民币,街头野鸡是另一个价。诸如此类,心里越想越不是味。

我在一家四川餐馆吃饭,边吃边想小米。沈阳老家那些旧事像一团云在心底飞,人活着真不容易,顾了这辈子,还得为下辈子操心。

远处窄长的天在转换色彩,夜晚慢慢靠近我凝视着的街道和行人。

到夜里十点多,我已在好几个中上等歌厅里看了一遍:全差不多,那些女孩子也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走在街上,我有点累了。歌厅在深圳起码上百家,一夜怎么看得完?可能压根小米就不在那里,可能早就离开了这城市。我决定回旅馆休息,明天一早还得乘火车过罗湖桥。

街口比较清静,一辆出租停下,我坐了进去。特区在夜里更繁华,坐在出租车里,马路两旁灯光直晃眼,收音机里主持人好听的声音,放着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曲子。马路右边,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灯闪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对自己说,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车。”我叫。

“女士,去这种低档歌厅呀?”出租司机咕哝着,将车泊在路边。

那门不大,就涂了点红绿漆,两旁花树是塑料的,门外边的塑料地毯脏脏的。我付钱下车,就往店里走。门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肯定觉得一个中年女人,单身到此,有点奇怪。每家酒店歌厅都是如此,我已经见惯不惊,终于,小姐说:“欢迎欢迎,三十元一位,饮料听歌点歌不要钱,全包。请。”

里面过道不大,另有小姐带路,进了大厅。地毯,窗帘,包括墙都还干净,红漆俗气了些,生意好像不太兴隆。

我找靠里一个位子坐下,一杯饮料端上来,冰水加两片柠檬。看来是个宰人黑店!这年头,又有哪个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与茶几一般低矮。我转过身,看到五六个浓装艳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览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样。走廊里是一个个单间,里面不时传出男女嬉笑声。有两个男士走到那些女子面前,各挑一个去舞池。有个客人正在唱卡拉OK。

那些坐着的女子中没有小米。我瞧瞧自己这一身太规矩的衣服,怎么也觉得好笑。我的目光又在伴舞的人中查找,时兴超短发式,稀奇古怪的花哨服饰。舞池里也没有小米。凭什么,我就认定她会在这儿?

一个时髦女郎迎面朝我走来。不是朝我走来,而是往单间去。她腰肢细摆,长发披肩,白衬衣,贴身牛仔短裤,长靴齐膝,露出一段大腿。她没戴任何首饰,倒也别致出众。不由自主地,我站起来,从边上打量她,她拐过道时,我看见她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小米!”我不由自主叫了一声。

她那一回头的身姿真是迷人。她看看我,脚步却进了单间。

我推门,有警卫过来,客气地阻止我,即使没人守门,我也进不去:门从里面闩住了。我说我要进这个单间,警卫让我稍等。没一会经理来了,一个精明的女强人。“您不能进那单间。”她试探性地说,“你是记者吧?”

从单间里传来女人的低声尖叫,像被人弄痛了。有男人发脾气声音。过道里的人没当一回事,都在警觉地看着我。我不回答是否记者,而是干脆地对她说:我找外甥女,远道而来,只是见见面,并不是想给她的歌厅添麻烦。

女经理客气地让我坐到厅里,说她去叫那女子来。等了好些时候,那女子才到我的座位旁坐下。果然,是小米。她问我:“你真是我姨?你怎么找到这儿?”

可能我与她母亲一个脸盘子,她没盘问。她的语调不冷不热,只是想知道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姨,怎么会来此处的?

“你母亲给我写了信,”我告诉她,“让我去香港路上顺道来看你。”

“我母亲?”她想说什么,却沉寂了。她的打扮跟照片上判若二人。1972年出生,今年她该26岁,我比她大21岁。她在我面前该是个孩子,但她显得很老成。

道路越走越宽阔,红色江山永不变。

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

哎,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从前的颂歌,用港台情歌调儿唱,好像在嘲讽。舞伴们搂贴着,节奏倒很合适。

这时,有女孩挽了个男士,从那个单间出来,大概是代替小米的。男人伸过手来,在小米脸蛋上拧了一下,嘴里说道:“媚粉得很哟。”

小米没看我,等这明显心里有气的家伙离开后,小米说:“姨,我没出台,就陪酒,一百元一次。”好像等着我问,她继续说,“跟人走的,出台,三百一次。经理抽百分之三十。”

今晚我来,肯定不合时宜,误了小米的事,那边干坐着几个候生意的女孩,可能整晚都不会有人要,那就整晚一文未挣。小米所说的出台不出台,此地无银。这里的女人还有卖与不卖的自由?我怎么用这样难听的词?如果姐姐知道,还能咽得过气来?我的时间不够,明天就得离开这城市,以后恐怕难有机会。

我看着小米,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小米忽然对我说:“姨,此地不好说话,到我住的地方去吧。”

一片新建的住宅区,路对面有一幢,装着脚手架,估计是半拉子没完工的大楼。小米那幢楼,楼梯上下没灯,电梯也关了,她在五层,我们摸着上楼梯,她不时提醒我这儿有个筐那里有纸箱。她停下,开了锁,我放下随身小包在沙发上,像是带厨房和厕所的一室一厅。

从卧室走出一个年轻女孩,问小米:“这么早就回来?”

小米让女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来。

女孩走了后,小米带我进卧室,一个小男孩熟睡在床上。我马上就全明白了,这是小米的孩子,那女孩是保姆。“几岁啦?”我问,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孩子倒生得端正,健康。

“一岁多了。”小米说。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给我。

“你母亲知道吗?”

她摇摇头。我怕惊醒孩子,就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小米塞给我一小本影册,说她先冲个澡。水声哗哗响,我感觉到小米的镇静是做出来的,她竟然欺瞒母亲一年多,最近半年没有写信,肯定又有什么事。

照片大多是孩子的,但有一个中年男子,与小米偎依着照相,不用问,是孩子的父亲。白西服,不是美男子,并不猥琐就是了。

小米洗完澡,穿着短短的睡衣。她找出一件新的T恤衫,说:“姨,你明早再回旅馆吧,这衣服洗澡后夜里穿,这沙发是床。”她拉开两个扶手,果然是个单人床。

我哪有睡意。小米坐在我左边,用手把护肤液轻拍上脸。吃歌厅饭,青春不饶人。我心情幽暗地看着,心里揣测她怎么会沦落到做这一行?那些女孩都年方二八,或许有的男人喜欢成熟的,否则,她付不起这个还像样的房子租金、抚养孩子、还有保姆费用。

“孩子的父亲呢?”她的话已递到我嘴边,“你大概没结婚吧?他是香港人?”

小米沉默,她的脸没有化妆品,也没有歌厅那种灯光氛围,一下子变成姐姐给我那张照片的模样,只是忧伤代替了笑容,嘴唇上那颗痣,更明显了。

“姨,你看我们第一次见,就这样,”她话未说完,低下头。

我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她只是顿了顿,拿过照片,随便地翻,合上后慢慢地说:“他是香港人,老家汕头,比我大十五岁,但人很好。我们已经在准备结婚,不巧我怀上孕,肚子大着不好办。我们准备孩子满月结婚。”

我问,他做什么事?

她说,做生意开饭店的老板,很有钱的。以前隔一周就从香港来。怀小孩时,也是准时每周末一次看我。后来突然就不见影了:小孩生下来,从未来过。

原来小米是被包的二奶,这字眼我真说不出口。

“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 Ho 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

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像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业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薄。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薄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薄?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薄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利嘴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小老婆的子女来港,是否必须在港的大老婆同意。这将是九七回归以来最大的一场宪制争论。她马上要了电话号码,订了回归大酒楼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楼,海湾,中西艺术合壁的典型,比电影中的纽约还漂亮。海风习习,气温恰到好处,一袭裙子,进到酒楼里还觉得有点儿凉。侍者周到地拿来披巾,点了菜。夏教授说:“你坐好,我去问店老板。”

等了十几分钟,我越来越不安,环顾邻桌,个个打扮得绅士淑女,碰杯欢笑。我站了起来,让侍者带我去老板办公室。

在楼梯口,我就听到玻璃门里传出声音:粤语,好像争吵得很厉害,但声音逐渐低下去。我停在那儿,动弹不了。过了好一阵子,那门才打开,夏教授走了出来,板着脸。见我在门口,也不惊奇,一声不吭朝厅堂里走,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侍者端来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块,给两个杯子斟满后说:“今天的酒菜,算店里请客。老板吩咐了,请二位贵客赏脸。”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等着她开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说:“你是对的,老板知道你要找的人。”饭店里背景歌声,很熟,是《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涛涛……”我舒了一口气:“那太好了,我们先吃饭。”

“对对,我们先吃。”她说,“这鸭舌,熏过再清蒸,我以为这样味最美。”

我尝了一口,点头称赞。为增加胃口,我转移话题,问来开会的一些人的情况。

菜吃到一半,酒喝了一半,我们几乎同时说:“那人——”我们看了对方一下,笑了,笑得勉强。是这样的,她语音尽量平缓:那人,并不象他对你外甥女说的那样,有自己的饭店,跟老板也不沾亲带故。店里小伙计,负责采购,专门到广州采购一些特殊品种,大多是这儿弄不到的野味野菜,椿芽、马齿苋等等。没家小,也从未结过婚。前些阵子东南亚经济不景气,也波及到这个利口福,虽然易名回归,老板也得收缩经营,不再需要大陆的一些特殊原料。这个人就被饭店解雇了。但他无处可去,一向住在饭店后楼,老板只同意他留几个星期。

小米不是二奶!这是我的头一个反应。可能她是对的,这男人爱她是真,除了他有钱这点是撤谎,那就是次要的事了。我问夏教授:“那么老板干吗怕见我?这人在哪里?”

“我们先吃饭好,否则,你就吃不下去了。”夏教授说。

但我吃不下去了。说到这份上,我得知道底细。她就叫我耐心点,让我听着。

那人已有大半月未回到饭店,也没留信或让人捎个话。突然有一晚,老板发现他浑身是血回来。老板很生气,怎么和帮会搞在一起?他艰难地爬上后楼的房间。老板怕黑帮追来惹祸,不敢请医生。他血流尽死了。他应该有点余钱,但什么钱也没留下,也没亲友。之后,老板才知道,他参与汕头老家偷渡人蛇。不知怎么搞的,可能起了善心,帮助有关人逃跑,被安插在香港的内线,在街上追杀了。老板图吉利消灾,请先生来店做了道场。房间里用具都是店里的,墙上有张不知哪儿弄来的女孩照片,十几寸大。做完道事,老板将所有的用具搬走烧掉,重新粉饰,供上菩萨,点上香。那是一年多前的事。

“来这家饭店,大陆官方访问团特多。”夏教授说,“老板挺爱国的,当然,谁不爱国?我也爱国,你也爱国,但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对不?”

回到山上的学院宾馆,我洗了个澡,面朝窗站着,背海的一面,树影相叠,随风摇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小米的情人——我潜意识改了称呼,不叫“那人”或“香港男人”--或许对她真是诚心诚意。我拿起电话,琢磨怎么给小米讲,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电话。那天清晨与她分手时,她抱着孩子说:“姨,只有你可以帮我。”眼里含着泪,充满了希望。

电话通了,我刚问她这两天怎样,好不好。她没回答我,就说开了:这两天晚上她没去歌厅,就为了等我的电话。她说有人告诉她,香港刚出新政策,允许内地非婚生子女申请到香港,但必须得到正式配偶同意。

“如果有大奶的话,”她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他可能有,那也没关系,求他让她同意,包二奶的男士得在大奶面前招供,据说政策这么讲的,这样二奶仔就可到香港。他应当管我,不管我也行,我可以躲开,让他把自己骨肉带去,他以前发过誓的,绝不会让我们母子受委屈,你是不是见到他了,他怎么样,是不是有了新人?”

小米的声音急急切切,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她根本没想过我是否在听,只顾自己激动。

我看看手表,过了十分钟,全是她一人在说话。我控制着,如果不是我的外甥女,如果不是她的情人遭遇不幸,我想我会非常讨厌如此情绪化的、神经质的恳求。她差一点就要哭了,我想,我应试着理解她。她的母亲若知道这一切,会理解她吗?电话那边的声音突然问:“姨,你在听吗?”

“我在听。人还没找到。”终于有我说话的机会,我都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说,“不过,我会尽我的努力找,我明天再去找。”

{清} 青城子《志异续编》

三吴商贾溯江至荆城,旅数月,在荆另置外室者多矣,往往外室不知夫家究竟。有吴地富贾何某,于荆娶妻生子。每年春汛时来荆,携款于妇子,留住数月,初秋归去。如此十年,情深弥笃。某年春,何贾迟迟未至,年余均无音信。妇急,求问吴客代询。来年吴客返,告之曰:此何贾十年前来荆一次,归即罹不治,年前葬墓水淹而毁,家无后嗣,归于乱葬坟矣。妇大骇,十年为夫,必为游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