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 出延津记 第三章

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型,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甩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老汪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但杨百顺学《论语》到十五岁,老汪离开了老范家,私塾也停了。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老汪烦了,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老汪和银瓶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老汪有学问,但给孩子起的都是俗名,大儿子叫大货,二儿子叫二货,三儿子叫三货,一个小女儿叫灯盏。大货二货三货都生性老实,唯一个灯盏调皮过人。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房上树,灯盏不扒房,也不上树,一个女娃家,爱玩畜牲。而且不玩小猫小狗,一上手就是大牲口。一个六岁的孩子,爱跟骡子马打交道。喂牲口的老宋不怕别人,就怕这个灯盏。晚上他正铡草或淘草,突然回头,发现灯盏骑在牲口圈里的马背上,边骑边打牲口:“驾哟,带你去姥姥家找你妈!”

马在圈里嘶叫着踢蹬,她也不怕。大货二货三货没让老汪费什么心,大不了跟别人一样,课堂上听不懂《论语》,一个女娃却让老汪大伤脑筋。为灯盏玩牲口,老宋三天两头向老汪告状,老汪:“老宋,不说了,你就当她也是头小牲口。”

这年阴历八月。喂牲口的老宋淘草时不小心,挑钢叉用力过猛,将淘草缸给打破了。这个淘草缸用了十五年,也该破了。老宋如实向东家讲了,老范也没埋怨老宋,又让他买了一口新缸。范家新添了几头牲口,这淘草缸便买得大,一丈见圆。新缸买回来,灯盏看到缸新缸大,又来玩缸。溜边溜沿的水,她踩着缸沿支叉着双手在转圈。老宋被她气惯了,摇头叹息,不再理她,套上牲口到地里耙地。等他傍晚收工,发现灯盏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水溜边溜沿,灯盏在上边漂着。等把灯盏捞出来,她肚子已经撑圆,死了。老宋抄起钢叉,又将新缸打破,坐到驴墩上哭了。老汪银瓶闻讯赶来,银瓶看了看孩子,没说别的,抄起叉子就要扎老宋。老汪拉住老婆,看着地上的死孩子,说了句公平话:“不怪老宋,怪孩子。”

又说:

“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杨百顺十五岁的时候,各家孩子都多。死个孩子不算什么。银瓶又跟老宋闹了两天,老宋赔了她两斗米,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月过去。赶上天下雨,老汪有二十多个学生,这天只来了五六个,老汪打住新课,让徒儿们自己作文开篇,题目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自己对着窗外的雨丝发呆。又想着下午不能让徒儿们再开篇了,也不能开新课,应该描红。出去找银瓶,银瓶不在,不知又跑到哪里说闲话去了,便自己回家去拿红模子。红模子找着了,在银瓶的针线筐下压着;拿到红模子,又去窗台上拿自己的砚台,想趁徒儿们描红时候,自己默写一段司马长卿的《长门赋》。老汪喜欢《长门赋》中的两句话:“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去窗台上拿砚台时,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块剩下的月饼,还是一个月前,阴历八月十五,死去的灯盏吃剩的。月饼上,留着她小口的牙痕。这月饼是老汪去县城进课本,捎带买来的。同样的价钱,县城的月饼,比镇上的月饼青红丝多。当时刚买回。灯盏就来偷吃,被老汪逮住,打了一顿。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不禁悲从中来,心里像刀剜一样疼。放下砚台,信步走向牲口棚。喂牲口的老宋,戴着斗笠在雨中铡草。一个月过去,老宋也把灯盏给忘了,以为老汪是来说他孩子在学堂捣蛋的事。老宋的孩子叫狗剩,在学堂也属不可雕的朽木。谁知老汪没说狗剩,来到再一次新换的水缸前,突然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

哭过之后,老汪又像往常一样,该在学堂讲《论语》,还在学堂讲《论语》;该回家吃饭,还回家吃饭;该默写《长门赋》,还默写《长门赋》;只是从此话更少了。徒儿们读书时,他一个人望着窗外,眼睛容易发直。三个月后,天下雪了。雪停这天晚上,老汪去找东家老范。老范正在屋里洗脚,看老汪进来,神色有些不对。忙问:“老汪,咋了?”

老汪:

“东家,想走。”

老范吃了一惊,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要走?啥不合适?”

老汪:

“啥都合适,就是我不合适,想灯盏。”

老范明白了,劝他:

“算了,都过去小半年了。”

老汪:

“东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时我也烦她,打她,现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见她。白天见不着,夜里天天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爹,天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

老范明白了,又劝:

“老汪,再忍忍。”

老汪:

“我也想忍,可不行啊东家,心里像火燎一样,再忍就疯了。”

老范:

“再到牲口棚哭一场。”

老汪:

“我偷偷试过了,哭不出来。”

老范突然想起什么:

“到野地里走走。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老汪:

“走过。过去半个月走一次,现在天天走,没用。”

老范点头明白,又叹息一声:

“可你去哪儿呢?早年你爹打官司。也没给你留个房屋,这里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多年,我没拿你当外人。”

老汪:

“东家,我也拿这当家。可三个月了,我老想死。”

老范吃了一惊,不再拦老汪:

“走也行啊,可我替你发愁,拖家带口的,你去哪儿呀?”

老汪:

“梦里娃告诉我,让我往西。”

老范:

“往西你也找不到娃呀。”

老汪:

“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

第二天一早,老汪带着银瓶和三个孩子,离开了老范家。三个月没哭了,走时看到东家老范家门口有两株榆树,六年前来时,还是两棵小苗,现在已经碗口粗了。看着这树,老汪哭了。

杨百顺听人说,老汪离开老范家,带着妻小,一直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洛阳,从洛阳到三门峡,还是伤心。三个月后,出了河南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在宝鸡不再教书,也没人让他教书;老汪也没有拾起他爹的手艺给人箍盆箍桶,而在街上给人吹糖人。老汪教书嘴笨,吹糖人嘴不笨,糖人吹得惟妙惟肖。吹公鸡像公鸡,吹老鼠像老鼠,有时天好,没风没火,还拉开架势。能吹出个花果山。花果山上都是猴子,有张臂上树够果子的,有挥拳打架的,有扳过别人的头捉虱子的,还有伸手向人讨吃的。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还会吹人。一口气下去,能吹出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这女孩十八九岁,瘦身,大胸,但没笑,似低头在哭。人逗老汪:“老汪,这人是个姑娘吧?”

老汪摇头:

“不,是个小媳妇。”

人逗老汪:

“哪儿的小媳妇?”

老汪:

“开封。”

人:

“这人咋不笑呢,好像在哭,有点晦气。”

老汪:

“她是得哭呀,不哭就憋死了。”

明显是醉了。老汪这时身胖不说,头也开始秃顶。不过老汪不常喝酒,一辈子没吹几次人。但满宝鸡的人,皆知骡马市朱雀门的河南老汪,会吹“开封小媳妇”。

老汪走后,“种桃书屋”的徒儿们作鸟兽散。杨百顺杨百利也离开老范家的学堂,回到了杨家庄。杨百顺跟老汪学了五年《论语》,入学时十岁,现在已经十五岁了。原想着还要跟老汪待好久,《论语》还读得半生不熟,没想到老汪说走就走了。在学堂天天跟老汪捣蛋,十二岁那年冬天,和李占奇一起,偷偷跑到老汪的茅房,拎起老汪的夜壶,在底上钻了个眼;夜里老汪撒尿,漏了一床;现在老汪一走,倒想起老汪许多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有老汪在,他可以天天到学堂胡混:老汪一走,就得回家跟卖豆腐的老杨做豆腐。但杨百顺不喜欢做豆腐。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而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与老杨合不来不是老杨用皮带抽过他,因为一只羊,害得他睡在打谷场上,记恨老杨;而是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从心底看不上老杨。他看上和佩服的,是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他想脱离老杨,投奔罗长札。但麻烦在于,杨百顺对罗长礼也不是全喜欢。他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罗长礼的醋,十天就泛了白毛。但做醋是罗长礼的生计,喊丧是罗长礼的嗜好,为了喊丧,还离不开做醋。醋大家一天三顿要吃,啥时候会一天三顿死人呢?弄得杨百顺也是左右为难。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和杨百顺一样,也不喜欢做豆腐的老杨,他喜欢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瞎老贾并不是实瞎,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不瞎。瞎老贾除了弹三弦,还会用一只眼睛给人看相。几十年下来。阅人无数。人命各有不同,老贾一说,大家就是一听,并无在意,瞎老贾阅人多了,倒把自个儿阅伤了心。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杨百利和杨百顺不同的是,杨百顺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杨百利对瞎老贾弹三弦和看相全喜欢。杨百利瞒着卖豆腐的老杨,偷偷跑到贾家庄,要拜瞎老贾为师。瞎老贾闭着眼睛,摸了摸杨百利的手:“指头太粗,吃不下弹三弦这碗饭。”

杨百利:

“我跟你学算命。”

瞎老贾睁开一只眼,看了看杨百利:

“自个儿的命还不知在哪儿呢,算啥别人。”

杨百利:

“那我是啥命呢?”

瞎老贾又闭上了眼睛:

“远了说,是个劳碌命,为了一张嘴,天天要跑几百里;就近说,人从你脸前天天过,十个有九个半,在肚子里骂你。”

师没拜成,落了一身晦气。杨百利在肚子里骂瞎老贾,一天要跑几百里,不把人累死了?一边骂瞎老贾算命不准,一边又跑回了杨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