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之子回忆

《虎贲万岁》除了虚构的个别人物外,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这是父亲所创作的众多小说中的一个罕见的例外。而且这部小说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直接描写军事大会战。

1943年10月,日寇侵略军的华中部队横山勇13军,分别由沙市、岳阳渡过长江和湘江,大举向湘西重镇常德进犯。当时驻常德守军,乃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该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全师8000人,于日军四面包围、异常险恶的处境中背水一战,“以一敌八”,苦撑十余日,与敌人浴血巷战,不仅使常德未陷敌手,而且争取了时间,使援军合围,日寇不得不窜回长江北岸。但这十余日的苦撑,全师8000人仅有83人生还。这就是抗战后期有名的“常德会战”。

常德会战中,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使父亲很激动,但是他当时还没想到以此来写一部军事抗战小说。他毕竟还是个百分之百的书生,既不懂得军事,又没有上过战场,直接描写战事,怕是贻笑方家。不想常德之役数月后,那是1944年的一二月间,南温泉的茅草屋内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们身着灰棉军衣,面孔晒得黑黑的,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父亲忽见两位大兵不请自来,自然感到愕然。我家很少有这样的客人登门,那年头儿,“丘八”是让人避而远之的。这两位军人不等父亲说话就自我介绍,通过姓名,方知他们便是不久以前死守常德的壮士。父亲不禁肃然起敬,立即让我到小镇上去买包好一点的香烟。我一边领命匆匆而去,一边感到奇怪,因为我家那三间破草屋也不时有些名人、要人降尊纤贵而来,但是不管来了什么样的“名人”,父亲都是泰然取出“狗屁”香烟自吸并敬客,很少打发我和哥哥去镇上特意买烟的,不知这两位“丘八”如何能使父亲特别敬重,这件事很新鲜,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交谈中,他们说是师长余程万派来的,希望父亲能把常德会战写成小说,并且说,他们是后死者,有责任把那些壮烈的事迹记录下来,永垂青史,然而他们是武人,拿惯了枪杆,拿不了笔杆,只有父亲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父亲听了,一面感到荣幸,一面婉谢,理由是不懂得军事,无从下笔。这两位客人却一定要父亲写,并且说可以充足地供给材料,在无可推辞的情况下,父亲只好答应从长计议,将来再说。

两位客人中的甲先生,住在土桥,离南温泉只有六公里路,此后便常常到茅舍来和父亲聊天,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事隔数月,他又旧话重提,父亲那时正担任重庆《新民报》经理,报务繁忙,就谢以“没有时间写小说”,仍是婉辞。但甲先生郑重而十分诚恳地说:“张先生不能拒绝,我这是在为57师阵亡将士请命!”说完他打开带来的两个大包,从里面拿出地图、相片、日记、剪报册等等三四十种材料,一一呈于父亲面前。这样,父亲于公于私都不好再说拒绝的话,只好应以先看材料,等有工夫再写。

到了1944年11月,父亲已辞去报馆经理职务,乡居日多,便抽暇看了一部分材料。这两位客人也轮流到我家和父亲闲聊,问父亲材料看得怎么样了。父亲说看是看了,有些地方不懂。他们就问什么地方不懂,一经父亲提出,便详加解释,有时一个问题可以解释一两个小时,并且亲自表演作战的姿势,甚至哪天刮风,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不厌其烦地逐一详叙。父亲既为他们的热忱所感动,更为57师阵亡将士的壮烈事迹所激励,就决定不再推诿,一定写。

父亲于1945年的春季正式动笔写《虎贲万岁》,他在自序中说:

我写小说,向来暴露多于颂扬,这部书却有个例外,暴露之处很少。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但我们知道,这八千人实在已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下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改变了我的作风。

他自己说得明白,这部书不是为哪个人写的,而是为阵亡的战士以及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所写的,基于此,这部书从师长到伙夫全是真名实事,是一部战史般的纪实性纯军事小说。

小说完稿后,余程万非常高兴,特地派人送来一笔相当丰厚的谢金,但是父亲说什么也不收,对来人说:我不是为余师长个人写书,而是要唤起更多人的抗日热情,况且写小说是我的职业,书出版了,自然有稿费,别的钱我是不能收的。僵持间,客人一眼看见了我,便把那厚厚的一沓钱塞在我的衣袋里,说:算是给弟弟妹妹们买衣服的吧!说毕,就要夺门而去。父亲先他一步拦门站定,正色说:话我已说明白了,你如果不把钱拿走,我决不会让你去的!客人见父亲真的“急了”,只好收回钱道谢而去。父亲等客人走后,对母亲说:“对不起了……可这个钱我不能要。”母亲则回答:“嫁你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你的脾气,要是收下这钱,恐怕你的胃气病又要犯了,谁让我是穷命呢!”听了母亲的话,父亲高兴得大笑起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南京,余程万正驻守南京,要请我们全家吃饭,也被父亲谢绝了,但是却接受了他一件礼物:一把从日俘手中缴获的战刀。

关于《虎贲万岁》还有一件小小的趣闻,书出版后,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书,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竟然做了余太太。

1949年3月,父亲曾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对当时任国民党昆明绥靖公署主任的余程万发表了题为《走向人民方面去》的广播讲话,敦促其弃暗投明。解放后,余氏夫妇隐居香港郊区,办了农场种菜养鸡。不想50年代初,农场遭歹徒抢劫,在对射的枪战中,这位当年的英雄师长竟被歹徒击中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