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尔·金特》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依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

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赫迷、瓦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97.4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椿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两年后,我制作的胆机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我还被请到了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过“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可是现在呢,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不知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主持人,似乎更热衷于说话。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废话,还人为地弄出一些夸张的笑声或掌声来,就像在话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无聊透顶。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在河北职业技术学校读中专,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过,在她们学校,每天广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尔·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从这样一个旋律中醒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我现在不妨就来说说我的妻子。

和她相识的那会儿,我还不曾进入发烧器材这个行当。那时,我还在王府井的“同升和”卖鞋呢。玉芬第一次走进我鞋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张纯洁而俏丽的脸,你每看它一眼,心里都会被锋利的刀片划一下。怎么说呢,有一种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冲动。她一连试了三四双皮鞋,都觉得不合适。既不买,也不走,一个人坐在试鞋的小皮凳上,唉声叹气。

我暗暗地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眼看着门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来,游人逐渐散去,成群的乌鸦在树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心里还惦记着去宽街给母亲抓药,只得朝她走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

大凡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暗示,听人摆布。她顺从地仰起头,看了我一眼,对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问我道:“你要看哪一只?”

我说,随便哪一只都行啊。

她立即脱下了那双飘马运动鞋,甚至毫无必要地褪去了丝袜。我朝她的那只右脚瞥了一眼,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双鞋,供她挑选。她试了试,立刻就决定把两双都买了。那天临走时,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她在西单和王府井的鞋店转悠了一整天,千挑万选,没瞅见一双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随手为她挑了两双鞋,都那么合脚,就像是专门为她定做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的缘故,我一得意,接下来的回答,你还别说,听上去怎么都有点格言的味道:“一点都不奇怪。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格言,反而有点像谶语。玉芬第二次来店里买鞋,我就提出带她去儿童剧院对面的全聚德吃晚饭。她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约她一起看了场电影。她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点让人心里发憷。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疾言厉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蒋颂平曾感慨说,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点“虎妞”的秉性。一不高兴,随时都会脱下鞋子来砸人。看来,这句话也不怎么靠谱。我也曾带玉芬去颂平那里玩过一次。他对我的“好运气”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还有些愤怒。他当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说话时,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倾。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这丫头,卖相好。”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叫做“卖相好”?让人听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评价刚出栏的一窝小猪似的。过了半晌,母亲喘了喘气,又说了第二句话:“这丫头,脾性好。要说人品呢,倒也还善良仁义。”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心以为她是在夸玉芬呢,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嗨,就别提啦。可母亲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袄,咳了半天之后,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来,坐在她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谁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对我说:“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见,就当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让娘给你拿个主意呢,我劝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这丫头,我替她细细地相了面,样样都好,可有一件,没有定星盘。”

我问她,“定星盘”是什么意思。她是江苏盐城人,说话时经常夹杂着一些方言,有点不太好懂。母亲想了想,仍然笑着对我说:“这丫头,就是有点水性风流。不好。说句难听的话,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为别人娶的。咱们这样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随后还说了一句谚语:“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给逗乐了。

不过,那年国庆节我们成婚时,母亲倒也没说什么。既不阻拦,也没把不痛快挂在脸上。当姐姐领着新娘子走到她床边,改口叫妈的时候,母亲不仅高声答应,还笑眯眯地强撑着要坐起来答礼。她把早就压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元礼钱,郑重其事地递到玉芬的手中,还顺势搂了她一下。

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声细气地提出跟我离婚。她要离婚的理由,居然是和他们单位新来的一个主任“好上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两包烟,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声下气地请她“再考虑考虑”。玉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还考虑什么呀?亲爱的,我跟他已经那个了呀。”

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到厨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个窟窿。

和玉芬闹离婚的那些日子,母亲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她的尽头。左邻右舍,包括她以前单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来劝她赶紧去医院。母亲死活不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们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盘算。她知道,这一次住了院,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另外,她也舍不得那点钱。最后,还是舅舅从老家盐城赶了过来,好说歹说,这才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她从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尔也会到医院去转转,象征性地待个五六分钟。玉芬的红杏出墙,搞得我心绪不佳。这一点,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妈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脚对我强调说。

我心平气和地对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见我整天都虎着个脸,拿我也没啥办法。她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白天还要赶到石景山区的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总带着黑边儿,把自己弄得像只乌眼鸡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国,已经在亲戚朋友中到处败坏我的名声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她正处于服药后的昏睡之中。我不想惊扰她老人家休息,给姐姐递了个眼色,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正要悄悄地拔脚离开,母亲忽然睁开眼,把我叫住了。

她执意把姐姐打发回家,让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

我自然也没什么话好讲。

不过,我在她床边熬了一宿,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她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她醒来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帮她侧过身来,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离地看着我。说实话,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亲本来就个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怜的。偶尔,她会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脸色十分沉静,始终都带着一丝笑意。她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力气,到了天快亮时,终于跟我说了一大堆话。

我记得母亲死去的那家医院,好像紧挨着部队的一个兵营。因为天色将晓时,我能清楚地听到附近营房里传来的起床号。当然不是《彼尔·金特》。母亲说,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现在她不想别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她已经从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离婚的事。她没有责怪我当初没听她的话,而是淡淡地对我道:“当初我就劝你不要跟她结婚,可是的?你不听,我也没多话。遇到那么一个从画上走下来的俏丫头,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来。我要硬是从中阻拦,你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里说,也罢,先结了再说吧。不行咱就离,离了找个人再结就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时候,你眼看着自己熬不过去了,把心一横,硬着头皮一顶,也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同你说,你也不要不爱听,这世上,人人都该派有一个老婆,天造地设的,命中注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个人。她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晓得,你倒也不用打着灯笼,满世界地去找她。缘分不到,找也没用。缘分到了,她自己就会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儿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将来看着好了,一定会是这样。放宽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见到她,心里就马上会想,哦,就是这个人……”

我打断了母亲的话,对她道:“您还别说,我当年见到玉芬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呀。”

母亲笑了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这是鬼迷心窍!”

“万一我以后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没把她认出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母亲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两行浊泪,半天才道:“你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时候,我托个梦给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母亲把一张银行的定期存单,默默地塞到我手里,让我的手攥成一个拳头。她双手抱着我的拳头,使劲地捏了捏。她这辈子积攒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她嘱咐我,这事千万不能叫梨花他们知道。

在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心里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常保国他们在告别厅里大呼小叫,哭声震天,可我哭不出来。我心里怀着一个鬼胎,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将存单的事告诉梨花。我其实并不十分看重母亲留下的那两万七千块钱,而是担心一旦告诉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国他们会怎么想,我有点吃不准。母亲生病后,一直是由梨花负责照料的。她在临终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将这张存单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会不会在葬礼上当场翻脸?我吃不准。

玉芬跟我离婚后,我就从上地东里搬了出来,暂时借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闲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请下来的经济适用房。搬进去不久,我就发现,客厅的北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夏天倒是挺凉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胶带,也没能挡住从裂缝中灌进来的风沙。我和姐姐找到有关部门闹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说,地面沉降导致的墙面裂缝,是世界级难题,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不过,也许正因为房子裂了口,漏风,姐姐和常保国才会把家搬到椿树街的老房子里。我心里暗暗地想:你还别说,纵贯客厅墙面的这个大口子,裂得还正是时候。

玉芬后来又上门找过我一次。原来,她后来的那个对象,那个主任,在负责调试一台刚从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时,由于操作不当,机器出了故障,把电路上的一个元件烧了。这台机床价格不菲,集团领导若要追究下来,他的那个主任多半就当不成了。多半是因为我在给功放加工机壳时,也曾使用过机床一类的器械,玉芬连夜找到了我,让我去帮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绝。

你知道的,我对发烧音响一类的器材比较在行,若让我修个家用电脑、空调或电视什么的,也还算凑手。至于说进口的大型精密数控机床一类的玩意儿,我是见都没见过啊。玉芬见我拒绝她的理由仅仅是胆怯,就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嗨,所谓的进口机床,听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实也不见得比你平常捣鼓的那些个胆机或电脑复杂到哪里去。再说了,你是天上管机器的星宿下凡,只要它是机器,就都怕你。那玩意,就是欺生。可你一去,情况就不一样了。也许它一听到你的脚步声,自己就吓得赶紧恢复了原状,也未可知。”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得意。最后,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只得答应跟她去瞧瞧。当然,我也见到了她的那个新任丈夫——那个姓罗的主任。他手里抱着一大摞德文说明书,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狗屁倒灶地说个不停。我心里一烦,只好请他滚远点。他竟然一点都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我为了弄清楚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费了四个多小时。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玉芬一定是向那个姓罗的隐瞒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稍后招待我吃饭的时候,罗主任还很客气地问我家住哪里,孩子多大。他还说,如果我孩子将来要去德国念书,可以找他。

玉芬两三天后又专门来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她跟我离了婚,还算是有情有义。她一脸坏笑地问我,这些日子,身边没个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动提出来,帮我“泻泻火”。对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绝。我发现她已经怀了孕,心里的那个憋屈,可就别提了。我们在干那事的时候,玉芬还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点都不亚于修机器。她现在的丈夫,是从慕尼黑回国的海归,有点中看不中吃。你这里被他弄得火烧火燎,他那边早已像得了风瘫病似的,龟缩成一个软不滴答的鼻涕虫了。他们结婚四个月来,他连一次高潮都没让她来过。听她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应当高兴呢,还是伤心。

玉芬瞒着丈夫来看我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但我这样的人,就是命贱。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姓罗的小白脸,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种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于是,我硬起心肠,对玉芬说:“我们已经离了婚,既然你嫁给了那个姓罗的,就应该本本分分地跟他过日子,往后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受不起。那个姓罗的,看上去斯文有礼,各方面都比我强。至于高潮不高潮的,毕竟不太重要。咱俩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总这样,不好。我这儿,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在我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玉芬的脸色有些异样。憋了半天,最后搂着我,哭了起来。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想了两个多月。她说,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姓罗的,而是一个下三滥的机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个机修工把她堵在了厕所里,弄得她七荤八素的。

从那以后,玉芬再也没到石景山来。她喜欢的那张《彼尔·金特》组曲,我一次也没再听过。去年五一节前后,我到东大桥给一位客户调试LP唱盘,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见过她一回。在浓密的树荫里,有一排撑着太阳伞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个黑人。

我没敢跟她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