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县长的婚事 第七节

第二天上午,姚佩佩和杨福妹办了交接,就搬到楼下办公去了。刚才,她忘了把茶杯带到楼下来了,只得上楼去取。钱大钧也正忙着挪窝呢,地上飘满了散落的纸页。姚佩佩取了杯子要走,听见钱大钧在背后说道:“小姚,你怎么把辫子给剪了?”仍然是似笑非笑,目光空洞。姚佩佩的脸一下就红了,“怎么样?好不好?”她拢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问钱大钧道。

昨天晚上,她去理发店新做了头发,原来的羊角辫变成了现在的齐耳短发。姑妈一迭声地说不好,姑父说她不如以前好看了。早上上班时,她在门口碰到了汤碧云,羊杂碎似乎吓了一跳:“天哪!你一下子老了七八岁”

“好啊好啊,这样显得更成熟。说真的,你搬到楼下去,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钱大钧笑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姚佩佩笑呵呵的说了一句,转身就走了。

谭功达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埋在一大堆文件和书籍之中,半天没有一丝动静。姚佩佩即便是伸长了脖子,也看不见他的脸。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三国志》,胡乱地翻了几页,又读不下去。

今天早上,姚佩佩将新做好的一条裙子找出来,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敢穿。窗外春已渐深,漫天的柳絮落在院中碧绿的草地上,让南风一吹,又颺起来,在窗前流连不去。不时有絮花飘到屋子里来,弄得她鼻子直痒痒。槭树和洋槐长出了新叶,阳光暖烘烘的,蒸发出雨后的湿气,带着泥土味,熏得人浑身倦怠,昏昏欲睡。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白庭禹摇头晃脑的走了进来。他是个好脾气的老头,永远都是笑呵呵的。他看见姚佩佩一个人坐在窗前打盹,就走了过去,把她手里的那本书拿了过来翻了翻,道:“怎么样,挺困的吧,这个季节人最容易犯困,泡杯浓茶喝喝就好了。”随后他转过身去,对谭功达说:“小王已经在下面等着了。老谭,我们走吧。”

“就来就来。”谭功达支吾着,一边收拾着桌上的文件,一边站了起来。

白庭禹看了他一眼,一下子就乐了。他又扭过头来,看了看姚佩佩,笑道:“哟嗬,你们两位是约好了的还是怎么的?怎么都把头发给理了?”

姚佩佩这才发现县长也理了发,而且人家理得是眼下颇为时髦的小分头。虽说看上去比原来年轻多了,可毕竟怪里怪气的,有点滑稽。姚佩佩抿着嘴只想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赶紧扭过身去,假装看着窗外。这时,谭功达已经从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绕了出来,径直走到姚佩佩的跟前,小声道:“小姚,你这儿有梳子吗?借我用用。”

姚佩佩手忙脚乱的在提包里乱翻了一通,只找出一把篦子,问他要不要。谭功达也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把夺过来,对着墙上的一面小方镜,像模像样地梳起头来。末了,又把篦子还给姚佩佩,嘴里狐疑道:“咦,你这是什么梳子?怎么是滑的呢?”

姚佩佩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噗噗”地笑了起来。

“这是篦子。”白庭禹道:“过去的女人不常洗头,用它来篦虱子。”

谭功达“哦”了一声,又对着镜子,半蹲着身子,整理起衣领来。

姚佩佩来到县里这么些日子,还从没见到过县长打扮得这样光鲜:藏青色的中山装,雪白的衬衣;裤缝烫得笔挺,皮鞋锃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樟脑丸的香味。别说,还挺好闻的!他的脸一定是用力洗过了,反正看上去比原先白了不少。

“县长莫非是要去相亲?”姚佩佩笑着问道。

“谁告诉你的?”谭功达诧异地转过身来,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别胡说,我和白县长去粮管所办事。”

说完,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对姚佩佩交待说:“噢,对了,我的桌上有一份刚刚签了字的文件,你待会儿替我送到民政科,交给罗主任。”

随后,两个人神秘兮兮一阵风似的走了。空空荡荡的楼梯间很快就传来了他们杂沓的脚步声。哼!这么急!就像是跑去救火似的。接着,她听见了吉普车马达的轰鸣,姚佩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心里道:这也难怪,这人年过四十还找不到个老婆,这一回看起来真是有点发急了。谭功达一走,姚佩佩托着下巴,乱七八糟的想了一会儿心事,正想靠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县文工团打来的。对方似乎是一个唱小生的,说起话来不男不女,听上去怪别扭的。那人问:“县长出发了没有哇?”姚佩佩说:“走了。”那边的电话就挂断了。

这么说,县长刚才是去了文工团。既然是去文工团,那刚才谭功达为什么要说去粮管所呢?可见这个人连说谎都不会。如此说来,县长的这个对象说不定就是文工团的某个女演员,说不定……这么一步一步地推想下去,姚佩佩忽然自己也烦了:嗨,人家去相亲,我在这儿瞎操什么心呢!

这时,她忽然听见有人在门上轻轻的敲了几下,姚佩佩一转身,看见一个瘦巴巴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讪讪的笑着,冲着她又点头又哈腰,还朝办公室探头探脑,四处张望。

“怎么,县长不在呀?”老头问道。

姚佩佩想了想,说:“县长到粮管所开会去了。”

老头“哦哦”了两声,转身要走,姚佩佩叫住了他,问他从哪里来,找县长有什么事。老头笑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县信访办的主任,姓徐。他说,有一件棘手的事不知如何办理,因此特来向县长请示。姚佩佩一听说他有棘手之事,便赶紧请他到屋里,让他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下。老人谢了半天,这才坐下说话。

“今天早上,也就是九点来钟吧,信访办来了一位乡下妇人。手里拎着一个青布包裹,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见县长,我问她姓甚名谁,家在何处,因何事要见县长,妇人道:‘这个不消跟你说得,等见了县长我自与他说便了。’口气还挺硬,我反复盘问,方知她是夏庄人氏,头一天就已动身,到了天黑时分才赶到梅城。母子俩就在大街上露宿一晚,今天早上才一路问到县里来了。我再三问她有什么事,她也不说,只道是县长家亲戚。我又问她是县长家的什么亲戚,妇人冷冷道:‘这不关你的事,你带我见了县长,自有分晓。’我见她前言不搭后语,衣衫肮脏,蓬头垢面,便不敢贸然带她来见县长,但也不知如何发落。我说,‘你既是县长家亲戚,可知到县长姓什么?叫个什么名字?’妇人先说是姓张,又改口说姓朱……”

“这倒也不难,”姚佩佩笑道,“等会儿待县长回来了,您老让他们俩厮认一下不就得了?”

“使不得!使不得!”老徐一个劲儿的摆手道:“这年头,以各种名目到县上撒泼打滚的人可多了,无非是告状、要钱两件事。让县长见了反而不好办。再说了,这妇人一口咬定是县长的什么亲戚,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着。不可能的呀!”

老徐说,自己虽说在信访办兼管收发,可闲来也去县志办公室帮忙,整理个材料什么的。县长家的事,说起来复杂,可他比谁都清楚:“他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县长家的人全都死光光了,一个都不剩了。”

听老徐这么一说,姚佩佩立即就来了精神。平常在县机关,有关县长家事的传说版本很多,错讹百出,大多离奇虚幻,极不可信。她曾经为这事问过钱大钧,他也是笑而不答。今见徐主任人老话多,谈兴正浓,便问道:“县长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我也还不太明白呢。”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能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说来话长,”老徐道:“他娘在梅城监狱里生下孩子,是庚子年的仲夏,我记得是七月三日。天气又热,那孩子奶水不足,溽暑正烈,加上那监狱本是个肮脏污秽之地,一个名叫梅世光的狱卒……”

“哎,我听人说,他妈陆秀米可是这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呢。”姚佩佩打断了老徐的话,好奇地问道。

“这个,各种文献中都没有记录。人家都这么说,反正我是没亲眼见过她。县志办还藏有她早年的一张小照,是当年她在日本穿着和服拍的。相片毕竟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太清楚了。不过,那眉眼长得跟县长一般无二,你要是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瞅瞅谭县长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听说,县长原来不叫现在的名字,好像姓梅?”

“那狱卒名叫梅世光,也无妻室儿女,因见这个孩子眼看着气息微弱,奄奄待死,便动了恻隐慈悲之心,悄悄地将他带到狱外,请了一个奶妈,硬是把他给养大了。”

“那他,怎么又姓了谭呢?”

老徐顿了顿,笑道:“这里边另有一段缘故。在普济一带,有一对父子,做爹的名叫谭水金,儿子名唤谭四。两人在普济河上,靠摇船摆渡为生。陆秀米自日本回国,风云陡变,革命军兴,谭四便跟着秀米创办普济学堂,暗中联络同志,以图大举。因叛徒出卖,秀米兵败被俘,谭四亦死于清兵乱枪之下。待到秀米在狱中生下了孩子之后,普济人闻听,便都猜测这孩子是谭四的骨血。可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无从知晓。这些猜测,本是妄人耳食之谈,可谭水金却信以为真。你想呀,谭水金老年丧子,余下这点骨血,且不说真假,老谭家的香火,仅此一脉。到了那步境地,也由不得他不信了。他便四处查访,打听孩子下落。当他最后在浦口找到那孩子的时候,县长那会儿已经六岁了。谭水金执意要将孩子带回普济抚养,狱卒梅世光自是不让,两家争来争去,就闹着要打官司。最后经人从中调和,双方各退一步,那孩子姓了谭,但仍归梅世光抚养。从那以后,县长的名字就叫谭元宝。功达这个名字是解放那一年县长自己改的。要说元宝这名字在过去的乡下十分常见,可是到了今天,毕竟封建气息太浓。你想想,现如今这陆、谭、梅三家人都死绝了,除了县长本人再也没有旁人了,你说这会儿从哪儿冒出个亲戚来?”

“那您打算怎么办?”姚佩佩都听傻了,张着嘴看着老徐。

“信访办的几个同志商量着,替她凑几个钱,打发她回去便了。我想,为慎重起见,还是等县长回来再说。”说完,老徐就站起身来,告辞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