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跟彼得见面是租界沦陷的第二天。那天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凌晨日本炮火毁了一艘英国军舰,降了一艘美国军舰,所有水兵成了第一批“Pow”(战时俘虏)。日本兵占领了沙逊大厦,占领了所有英籍美籍富豪的不动产业。我在早晨七点多来到彼得家的弄堂,用传呼电话把他叫了下来。我们相拥而立,无言了很久。

彼得还没有梳洗,睡得一侧面颊上全是枕头的褶皱。我看着那一半面颊,好心动。似乎只有爱人才会看见这片面颊,因为它不会公开,是体己的人所私有的。

我告诉他,什么都怪我,我该早点来安慰他的家人,让大卫不至于想得太绝,对自己干得太绝。现在想来挺滑稽的,好像二十一岁的我真觉得自己有救世之力、回天之力。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千万别急,我从没来得及撤走的美国女同学那里打听到,即便上海和美国的航路中断,我们也可以溜到澳门,从那里乘船去葡萄牙,再转道去美国。然后我说:我知道大卫的事了。

彼得抬起眼睛,有点吃惊,似乎想问我是听谁说的,但马上又抿紧了嘴。谁告诉我的有什么重要呢?我们慢慢往里弄口走。里弄尽头的光线好得多。

彼得说全家没一个人意识到大卫会想到绝处。大卫一直安安静静,用推车帮母亲把加工成的绸伞从杨浦区作坊运回来,仔细地一个个地检验瑕疵。十八岁的大卫从母亲那儿挣零花钱,拉一车阳伞,挣五根烟钱。那时的烟纸店什么都可以零买,包括一根香烟。大卫是在难民大宿舍养出的烟瘾。

谁也想不起大卫显露过任何异常。父亲从轮船底舱出来之后,就一直患有神秘的晕厥病,无论是过马路、坐马桶还是登楼梯都会随时晕倒,所以大卫尽量不离父亲左右。

大卫每天下午六点左右,都拿一个竹篮去不远的菜市场买菜,那时蔬菜都是残枝败叶,非常便宜。他每天走到菜市场中段,都会碰到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卖一种梗子又厚又长的绿叶菜,一棵就差不多一斤。大卫有时从菜场一头走到另一头,竹篮仍空着,不是菜太贵,就是菜太糟,或是一些菜他不认识。走过去走过来,老人筐里的菜还是卖不掉。

这天老人对他招招手,说他的菜横竖卖不出去,不如送给大卫。大卫问他,为什么他的菜卖不出去,老人说上海人吃不惯这种阴沟里都能活、冬天也冻不死的长梗青菜。他和老伴逃难逃到上海,住在一个炸塌的房院里。没有足够的土地种其他东西,只能种最好活的。老人每天挑着两筐菜来,运气好的话他能卖点钱。到了市场落市,他无论如何挑不动剩下的菜走回闸北。大卫的上海话只够他和老人聊这些,关于老人的孩子们怎样了,是活是死,他都没听懂。

老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大卫,用下巴点一点破烂棉鞋前面蔫头蔫脑的菜,要他全都作礼物收下。大卫若放下几枚零钱,老人便做出一张老虎脸,奓起脏兮兮的胡子。老人的这些礼物给彼得母亲做成各种炖菜,只需薄得透亮的一片黄油,阴沟里都能成活的菜也挺可口。大卫自杀的那天晚上,他仍然带了一篮菜回来,什么异常也没有。

谁都无法猜想,大卫怎样对父母“就会好的,只是暂时的”这类话听够了。或许,他自杀的念头产生得很早。也许在奥地利至意大利的火车上就产生了。他看着他的鸽子一程一程跟着火车飞,便萌发了不如一死的闪念。或者,在他认识一个中国的卖菜老人之后,他才明白他是不可能像中国老人那样忍下去,把日子挨下去的。老人让他明白,他的忍受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大的余地。人对于忍受原来有如此惊人的潜力,他可不要发掘自己的潜力。老人对他那样笑眯眯地招招手,他想,他不可能笑得出这样的微笑,对所有忍受下来的和将要忍受的如此宽厚不计。

彼得把他弟弟的照片从皮夹子里拿出来,递到我手里,只说了一句话:大卫是服毒死的。为了防止蚊子消灭臭虫,彼得母亲的六六粉储存非常丰厚。大卫从家里拿了足够的毒药,独自去黄浦江边饮尽了它。

走了一条街,就上了茂海路。往北,是东海大戏院,隔壁的咖啡屋兼餐馆已经开门了,我挽着彼得往那里走。彼得像个乖觉的盲人,任我领路。

柜台边站了一位三十来岁的德国犹太女子,化了一个大妆,严严实实罩住了她灰暗的脸。她非常多礼地告诉我们,由于租界沦陷,昨天的面粉供应停止了,所以她今天卖的还是前天剩下的糕点。她宁可面包卖不出去,也坚持诚实。她怕不新鲜的糕点破坏她店铺的名誉,我们会以此来给她的货品质量一个总体打分。

我们在附近一个中国人开的早点铺坐下来。老板居然投其所好,供应犹太面包圈。一个犹太老头穿了一件面粉口袋改制的棉袄,背后一个醒目的红十字。难民营不少人开始穿这种面粉口袋改制的衣服,因为跟着他们漂洋过海而来的衣服被肢解拼凑,终于化为乌有。老头聚精会神地读着一份英文报纸,一面端起茶往嘴边送,害帕金森病的手把茶抖到报纸上,他也不在意或者无所谓,似乎到处是不在意或者无所谓的人们。犹太难民和刚来时不大一样了,渐渐跟中国人一样对事物和自己马虎将就起来,听从宿命比什么都省劲。

彼得对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也将就吃得挺好。他告诉我,这家中国餐厅老板人很大方,允许难民们赊饭吃。难民中偶然也有一两个败类,欠了一串面包圈的账从此没影了。

因为粮价和其他物价飞快上涨,彼得必须做两份工作:在船运公司上大半天班,再去毕勋路的犹太医院上六小时晚班。彼得是住院病房的监护医师,在主治医师下班后,临时处理住院病号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用这两份工资积攒出去美国的船票?彼得“呵呵呵”地笑了几声。

彼得现在某些句子不说完,而用这种“呵呵呵”的笑声来结束:

我父亲还想着他埋在维也纳家里的一包钻石呢。以为将来……呵呵呵……

我母亲受一个英国女客户邀请参加茶餐会,发现那女人原来是想雇她做狗的保姆,呵呵呵………

我妹妹异想天开地想买一架钢琴,呵呵呵……

好了,现在太平洋上打起来了!去美国?别逗了!所有犹太佬只能烂在上海,呵呵呵……

彼得走过了什么样的心路,才笑出如此不快乐的笑声?我回到美国的那段时间,跟表姐们逛寄卖行首饰店,跟杰克布荡来荡去,他在这里经受了怎样的日子,让他现在笑得我浑身发冷?这样笑着,他还能相信任何事物吗?我呢?他这样一笑,还能相信我吗?相信我可以要他而不要命吗?

我告诉他,最多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去澳门,再从那里乘上去葡萄牙的船,然后,就直奔美国。一切都在准备中,放心好了,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呵呵呵……

我心里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冲他叫唤:这种笑声太不可爱了,太不像你了,亲爱的!可我使劲忍着。他向我诉过苦吗?有过一句怨言吗?一天上十四小时的班,在城市里蹬着咔啦啦作响的自行车飞窜,他自哀自怜过吗?没有。还不允许他为这样的重负打几个冷哈哈?

下面他说了一件让我非常意外的事。在此之前他说了两遍,船票可以解决。船票的费用相当可观,靠我从家里偷字画和摆设出去变卖——此勾当我从美国一回上海就着手了——根本办不到。彼得说他做了几笔生意,做得还不错,赚到一些钱。

彼得做生意?我看着他。我回美国不过才大半年,他不只学会对失望和希望打冷哈哈,以及吃中国式的犹太面包圈,他竟然学会了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大米。

大米?!

对,是大米,有时也做做面粉和珍珠米(他用上海话把玉米说成珍珠米)。

怎么……做呢?

别问了,May,反正什么钱都不是那么好赚,呵呵呵。

我慢慢拿起盛着豆浆的粗搪瓷勺子。一勺豆浆举在我嘴巴前面,动荡不停。绿色的笨头笨脑的勺子上面,我的脸一定很傻。奸商们囤积粮食,造成粮食大恐慌,这在前一年就有。难道彼得也干这个?在人为的粮食大恐慌中,捞哄抬米价的油水?

我喝下豆浆同时对自己说:这是你死我活的年头,若想不死,他们或许就要置他人死活于不顾。他一家的命是从希特勒手里抢出来的,现在正要从日本鬼子手里再抢一次。

豆浆里的糖精片放过头了。

彼得告诉我,他是向菲利普贷了第一笔款做粮食生意的。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一个部门经理从中搭桥,给彼得提供了门路。从美国回来后,我去过菲利普家。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下人们都静悄悄灰溜溜地在曲里拐弯的家具和摆设的夹缝里擦灰、打油,比以前更像影子。我坐在客厅里等待菲利普的几分钟里,留声机一声不响,钢琴也一声不响。在这幢房子里,这两样东西从来不会一块儿沉默。

果然,菲利普一看见我眼睛就红了,世海不见了,不知去向。好好一个世海,某天傍晚出门去看美国对英国的拳击赛,走前还要他妈妈给他留一碗他爱吃的闽南式花生猪蹄汤,结果就没了这么个人了。菲利普断定这个小鬼头不知怎么又惹了日本人,让日本人收拾掉了。日本人加上汪伪政府的特务,收拾起人来快当得不得了。温太太在如此打击下得了嗜哭症,晴天雨天都让她想到儿子从出生到十八岁的一个个细节,熟人生人面前,她头一句话总是“侬阿晓得阿拉世海”……眼泪就下来了。

菲利普自从失去世海,对聚财敛富无心无意,船运生意随它自己的惯性去运转。谁上门去求职,他都对总管说:弄桩事体给伊做做吧。总管若说:做啥呢?没空缺呀!他便说:随便做点啥,事体是人做出来的,多做就多出事体来了。

一年之内,他公司雇了七八个犹太难民。有一个犹太人是化工天才,用垃圾提炼天然气,可以作燃料。所以菲利普就开了一个分公司,让犹太人去研究垃圾提炼。菲利普把款项借贷出去也懒得问彼得做什么。彼得和他的协议是一个月之内还本加五分利。物价天天飙升,五分利息的贷款等于菲利普在送礼。

囤米是危险的事,日本当局和汪伪政府都会给这种商人判重刑,我不做任何道德评判地劝阻彼得。我父亲偶然托人带回的信中,谈到在内地的学生和教授已经谈不上什么营养和口味,现在只图饿不死。奸商和官僚,一个哄抬物价一个贪污腐败,轮到师生们,通常一天只吃得上一顿饭。我曾经当过代课教师的那个江湾的私立中学,教师们几次参加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发国难财的粮贩子。那些教师都饿急了,这会儿可以扑上来生撕了彼得。

我十分婉转地说,如果赚够了船票钱,就趁早洗手退出。我非常含蓄地劝他千万趁早:在日本人和汪伪政府没有把目光转向你这犹太瘪三,把你当制造粮荒的奸商除掉之前,赶快金盆洗手。

彼得说他在上海可饱尝了做下等人的滋味,到美国,他至少要和体面的白人地位差不多。再说他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想到母亲和妹妹走街串巷,推销伞具……呵呵呵……

彼得!我突然拉紧他的手。才半年多一点,这双手上,那白皙的贵气不见了。这是很实际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手。彼得这么个人,他可以把一切事情做到理想。做一个囤粮的奸商,他也勤勉无比,事必躬亲,每花出去一份气力,就完成一份任务,收到一份成果。一旦彼得这个事不厌精的人来了,大多数人是要败给他的。

这是我一贯爱彼得的地方。

没什么可说的,世道连一个无邪的彼得也不放过,活活地要把他逼邪,逼恶,逼成江洋大盗。一旦爱上了,就爱上了,他是江洋大盗也没办法,我的爱非常包容,非常护短。哪一个死心塌地的女人会去挑三拣四她爱的人呢?我的爱也像一件衣服,弹性极大的衣服,可体随身,包裹着彼得,他胖也好,瘦也好,长着长着长歪了,畸形了,都不要紧,它是随着伸缩的。

彼得说到他的下一宗买卖。所有的环节都铺排得完美无缺。谁谁需要送钱,谁谁却只需要两张日本相扑的门票,谁谁需要引见一下犹太医院的董事长,等等。他的周密和认真简直可怕。每天每时,他从来没有随心所欲做任何事,事事都达到他的预期目标。

而我,做十件事至少八件是因为“我开心”!不做,是因为“我不开心”!

听彼得头头是道地说着,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杰克布来。他和我狠狠地嘲笑过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点,其中一点就是目的性。这两族人因为受够了灾难,因此都非常现实,每做一件事都要得到一个结果,有结果的事还来不及做,何况没结果的事。

我突然笑起来。彼得的囤粮计划做得多完美呀,他那双曾经不谙世故的眼睛多么咄咄逼人啊,我还为着杰克布相片上和彼得形象的差异担心什么呢?

彼得问我笑什么,我不说话。他又催问一句,我叫他现在别问,留着,等我们上了去美国的远洋轮,再提醒我回答我现在笑什么。

你好漂亮啊,彼得说。他这方面教养太好,过头的话和太有想象力的词汇都属于非上流。不自觉地,我又想到杰克布,那是个绝不掩饰欲望的家伙。

谢谢了,我说。我还能怎么说?我一心只想打扮漂亮,讨他欢心,讨出他一句不同凡响的夸奖,可他在我们见面一小时后才看到我似的。

从1942年早春到初夏,我的记忆比较混乱。无非是打打零工,在杰克布和彼得之间两头跑跑,谈恋爱或随意调情。我只记得这么一个晚上,好像是6月初,典型的梅雨季。我教了两堂钢琴课回到家,在门厅里脱套鞋。杰克布不在家,因为他的套鞋不见了。这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在美国和日本交战后毫不低调行动,照样出入公开场合。他的德语和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帮了他大忙,路上偶然遇到日本人盘查,都不把他当作持敌国护照的侨民拘到郊外的敌国侨民集中营,而把他当成无国籍的犹太难民放过了。

老旧的房子在雨季有一股朽木气味。我听见凯瑟琳在问顾妈,父亲收藏的那个白玉度母哪里去了。十多年前我父亲刚回中国时,看什么什么是宝,那时钱经花,家里收藏了不少艺术品和佛器。

我把脚伸进毫不干爽的拖鞋,一面朝凯瑟琳叫喊:别找了,卖脱了!

凯瑟琳说:啥人卖脱了?

我说:还有啥人?我!

她问:啥辰光卖脱的?

我回答:老早卖脱了!

我走进客厅,打开电灯,小继母马上又关了它。她特别要面子,电灯也只开给客人看看,没有客人她可以昏暗到晚上七点。父亲的积蓄早已见底,内地挣的薪水还不够他自己吃饭。凯瑟琳继续在上海做寓婆,不出去正经找份事做,只能和我一样下作,偷卖父亲的收藏品。

她迎头瞪着我,问我为什么把好好的白玉佛器卖了。我说这很简单呀,我不卖她会卖呀。

她说:侬勿要觉着有个外国人住在这里为侬撑腰!

我渴得要死,自顾向厨房走,走过贴在门框上听壁脚的顾妈也当看不见。然后我端起冷开水瓶,往玻璃杯里倒水,动作过猛,水溅出一大朵花,落在六棱形黑白瓷砖上。凯瑟琳跟到厨房门口,我正把杯子举在嘴上牛饮,杯口扣住鼻子,厚实的绿玻璃杯底正好是个单筒望远镜,凯瑟琳在取景框里又远又变形。她真无知啊,犹太人跟其他高鼻子凹眼睛的西方人在她那儿完全没区别,统统是外国人。顾妈精神十足地出去了,这年头吃不起好吃的,我和凯瑟琳闹一闹,还是能给老太太提提胃口,解解馋。

凯瑟琳还在一口一个外国人,我把嘴和脸从杯子后面露出来,说要是她觉得外国人好撑腰,我可以把这位外国人让给她。

凯瑟琳和杰克布虽然话讲不通,却不少打情骂俏。我这句话捅了她的马蜂窝,骂我“勿要面孔”,“多少勿作兴讲这种闲话”!

门响了一声,顾妈存心吊起嗓门:哦哟,艾先生回来啦!淋着雨吧?

凯瑟琳不作声了,做个小动作叫我也别作声,别给中国人和家里人丢脸。她在所有外国人面前都有点自卑,这一点让她完全属于她那个上海中下等市井阶层。

电灯马上全打开了,冰镇的杨梅、枇杷也端了上来。每天早上送冰的车到门口,凯瑟琳都会痛苦一刹那,想到是否就此停掉这项奢侈开销,但犹豫之后,还是为艾先生忍了痛把冰钱付出去,因为杰克布喜欢什么都冰镇过。家里的开销来自艾先生,所以凯瑟琳的殷勤是有来由的。只有我心里好笑:这位阔气而豪气的艾先生从他父母那里借了钱,又从哥哥那里借钱。他的电报一份比一份长,谎称要做的生意一笔比一笔宏大。杰克布总是通过我把钱交给凯瑟琳,支付煤气、水电、伙食,渐渐地,他这个身份模糊的客人在这幢房子里住成了主人。除了我之外,房子里的其他成员全对他赔小心,摆客套。反客为主的变化,除了杰克布自己,我们全看清了。

杰克布用英文小声跟我说了句话,告诉我,我不在家的时候,来过一个客人,他是跟这客人出的门。我问是什么样的客人,他说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这位客人从门缝塞进一张字条,写了句英文:Hi,May,please come to the tea-stall around the street corner.(玫,请到街角的茶摊来。)当时家里没人,杰克布拿着字条便替我接头去了。

杰克布把字条刚展开,我就认出了温世海的字迹。世海写一手老掉牙的花体字,原先塞在我伞套里的油印传单,不少题目就用这种字体写出。

我看着字条的眼睛半天不会眨。什么鬼年头?天天有人死,偶尔也有人复活。

我转身便去抓电话。杰克布上来便捉牢我的手腕,一面说:千万不能告诉他家里。

我问杰克布,世海是否说了找我的事由。

杰克布替我拿了把伞,说要和我一道出去走走。

不久我们已经走在了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林荫道形成了大致的拱顶,雨又小又密,打上去的声音像无数条蚕虫在啃噬桑叶。这一带洋房集聚,即便打仗没一块好地方了,这里还是如故。仅仅截下这一小段上海,似乎宁静宜人,还淡淡地有一层寂寞。

杰克布说詹姆斯·温是个很有趣的男孩子,开始神秘多疑,但很快就忘了杰克布和他不过萍水相逢,热烈地讲起抗日活动来。他告诉杰克布,只要一出上海,到处都有抗日武装,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上万人马,只要有好武器,部署得巧妙些,他们可以一夜间端下日军驻上海司令部,然后眨眼间消失。

等杰克布跟世海去了一趟浦东,詹姆斯已经称新四军为“我们的人”了。

我问杰克布,世海带他去浦东做什么。

他说:詹姆斯·温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做工。

我说:可我还是看不出来,他带你去那里的必要性。

他说:那家厂里缺一个会讲英文的总管,薪水很好。我去看了看,这家厂加工机件,把它们伪装成美国进口的,利润不错。他们什么都干,大杂牌,有个车间加工钢管,我怀疑是土炮管。

我说:给谁加工炮管?

杰克布咧嘴一笑说: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我说:我还没问完我的问题呢——温世海起死回生,专门来找我是为什么?

杰克布说:那你得让他回答你。走,去跳舞!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很开心!我来到中国这么多天,第一次有个好心情。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见了侵略军立不了足。哪儿这么容易?抗日分子就在他鼻子下开兵工厂!詹姆斯的同伙偷运出去的钢,都给新四军造武器了!那个满嘴大牙东倒西歪的日本赤佬(注意:杰克布的不雅词汇添了上海特色),动手就给人耳光,挨打的中国人撅撅屁股行个礼,转过身就造炮管去了!

他一只手挽在我腰上,我不自觉随着他的步子出左脚出右脚。他的邀请向来不客气,并武断地代受邀请一方接受邀请。我们坐黄包车往外滩走的路上,他居然玩起水手们常玩的把戏来,让两辆车并驾齐驱,他好拉住我的手。几个月前,他宁肯车夫们把西北风当晚餐,也不肯让他们变成马来拉车。

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跟着他起哄,唱起淘金人留在旧金山的老旧歌曲来。年轻就这点好,只要有个人陪你哄你热闹,你就忘情。杰克布把他皱巴巴的手绢拿出来,结起四个角,做成一顶犹太小帽戴在头上,这点儿把戏也挺有玩头,让我们乐半天。

他的样子像口袋里有掏不完的钱,先点了两杯香槟,又点了两杯白葡萄酒,我渐渐开始担心再点下去他和我会付不出账进巡捕房。上海夜总会在晚上八点还有些冷清,跳舞的人还有点羞羞答答,杰克布把我旋转在露台上,江面上来了一阵小风,酒意经风一吹,十分爽人。

十点钟敲响,露台上的舞伴多起来。杰克布又点了冰激凌和咖啡,对他这样耍阔,我紧张极了,好几回想借口去漱洗室扑粉补口红悄悄逃掉。

在盥洗室的镜子里,看见两个非常华贵的女人,一个在我左边,一个在我右边。俩人都旁若无人地盯着自己,把扑了粉的胸脯向外多展示一些,再多展示一些。这类不是小姐也不是夫人的华贵女子很多,上海是个让各种族人做不名誉事情的好地方。我在她们眼中也是这么一个女子,往嘴唇上涂鲜红唇膏,涂了厚厚一层,肥腻得要汪出油来。

老远就看见杰克布在和一个穿小礼服的男人说话。对于杰克布,你看不出他和他的谈手是刚认识还是旧相识,他上来就是很开怀的样子,十分钟之后就开始讲他自己的坏话:

我这人肤浅,只能看看赛马……

我对中国历史的知识等于零……

用不了半小时,他就可以拿出自己的一个秘密去交换对方的秘密,对方若不跟他交换秘密,和他的亲密程度也会激增。比如他说:老实说我来上海是风月上的原因。对方先是让他的口无遮拦吓一跳,接着便拍肩打背,笑声也是那种单身汉狐朋狗友间的笑声了。

所以我看他和那人哈哈大笑,就知道杰克布要么刚说了自己的坏话,要么刚说了和我有关的什么话。他俩笑着向我转过脸来,杰克布把一杯酒递给我,气度不凡地向那位新友人和我举了举还不知将由谁来付账的“约翰走路”。

这个新朋友也是犹太难民,四十岁上下,只介绍几句,就发现他在挣谁的钱。菲利普不久前开的那个燃气公司头头,正是这位罗恩伯格先生。罗恩伯格是个天才发明家,被赶出德国之前,被迫丢弃了二百多项发明专利,杰克布兴冲冲地向我介绍。假如他弄的燃气发明成功的话,上海就不会坐落在垃圾山谷里了。

我一再证实一个挺乏味的事实,上海的所谓上流圈子就那么几个人,很快就让你看不见新面孔。盥洗室里珠光宝气的女人们跟罗恩伯格也是熟人,跳舞时翩翩地送一个媚笑过来,或一个飞眼过去。

喜欢她的项链吗?杰克布突然凑到我的耳边说道。别抵赖,你一定喜欢!我会打听出她是从哪家珠宝店买的。

我笑起来。这时我没办法,知道自己酒后会厌恶自己,却还是会趁酒兴做些夸张的表白。我说好啊,我等着他去为我买,然后就一头栽到他怀里。又一轮伦巴开始了。

我们玩到天蒙蒙亮,有钱来堕落一回真不错。杰克布和我在一夜间都长了不少酒量,酒做燃料我们都不觉得累,累也是一种舒服的累。我不停地跳舞,杰克布在舞池边略略歪着头看我跳,他为自己有能力纵容我而自得,而感慨。

他跟罗恩伯格谈了许多许多,一定是相互交了底:家庭,如何逃出德国,如何在国外生活。本来就不爱掩蔽自己的杰克布,异国遇到同类,都是寄居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是环球性的。

我最担心的事终于没有发生,杰克布林林总总掏出的钱居然凑了个很大的数目,付了我们的账,他的律师和医生哥哥请了我们所有人喝酒跳舞。

走到刚刚休闲下来的马路上,他捏捏我的胳膊,叫我别担心,说他有一份薪水很好的工作了。我说好极了,但愿从此不必去电报大楼了。他不理会我的打趣。我们在上海清道夫哈欠连天的清扫中都有着醉汉的好脾气——什么都好说,吹牛或说谎,揭穿或附和,彼此都包庇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