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国硬脖子

  “气节”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词之一,这里的“气”指的是浩然之气、凛然之气,孟子善养此气,我跟着他学,养了很多年,后来就有朋友说我是“小鸡生鹅蛋——愣装大眼儿”,可见这气不是谁都能养出来的。“节”字很好理解,贞节、节操都是它,甚至还包括关节。中国人喜欢关节,这大概可以算是个奇闻,不过我自有依据,古人有一首赞美竹子的诗: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这“节”毫无疑问是关节,从那以后竹子就被拟人化,称作“竹君子”,跟松树和蜡梅一道,成了道德高尚的标志,道君皇帝赵佶还专门为它题辞曰“节节化人”。这个“化”是教化的化,竹子这东西有用处我承认,但非说它能教我作人,我就不大爱听。用帕斯卡的话说,我虽然是一根苇草,但却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比竹子高明得多。

  对气节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要脸不要命”,文绉绉的说就是“用生命捍卫尊严”,古时有个廉者宁死不吃嗟来之食,近代有位朱自清先生饿死不吃救济粮,这都是有气节的表现。维护尊严是个好事,但过分强调这尊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认为就有点离谱,“节”不知道值多少钱,但生命却是万金不换。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人家说一句“喂,来吃”,怎么就能让廉先生失了节?美国的救济粮和朱先生的尊严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生存权是全部的人权,那么廉先生和朱先生显然是在藐视它,这样的人,不给他人权我看也是活该。

  中国古代官员有一个基本信条:文死谏,武死战,这也是气节,叫作“以生命捍卫国家利益”。宝二爷不喜欢这两死,说那是“须眉浊物”们讪上卖直、沽名钓誉的投机行为,真不愧是宝二爷。当官本来是件好事,但有了这个信条,那些官就怎么看都是一脸死相。“武死战”好理解,作为一名战士,本来就应该奋勇作战,但是否一定要付出死亡的代价,我认为值得商榷。有个朋友的父亲抗美援朝时当过飞行员,他说美国兵最怕死,一见人开着飞机要撞他,他就急忙跳伞,说的时候一脸鄙视。按我的想法,跳伞情有可原,开着飞机撞人倒是有点说不过去,你自己不怕死不要紧,那飞机可是国家的,好几百万一架呢。

  汉朝有个洛阳令叫董宣,这个官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湖阳公主家奴杀人,被他抓住,当着公主的面砍了头,结果被告了一状,汉武帝还算明白事理,没打没杀,只让他向公主赔个不是,董某人甚有气节,说什么都不肯道歉,两手撑地,谁按都不低头,搞得汉武帝也没办法,最后说你这个硬脖子,给我滚吧。(“强项令去!”)从那以后敢于死谏的官员就都被称为硬脖子。

  脖子硬,风险就大,从古至今,因为批龙鳞被金瓜砸破脑袋的,不知道有多少,圣堂之上血际斑斑。如果是为坚持真理,这脑袋砸的还算有价值,比干摘心,王累伏剑,屈原投江,布鲁诺上火刑台,都能名传千古。奇怪的是很多人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动不动就要死谏,清朝的吴可读在同治墓前自杀,为的不过同治选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这就象是员工因为新来了个总经理而上吊;明朝嘉靖皇帝爱喝露水,海瑞为了劝他改掉这毛病,连棺材都准备好了;最不可思议的是唐朝的韦处厚,连皇帝举行个宴会他都要死谏,幸亏没有真死,要是死了,你说他这脑袋算个什么玩艺。

  亚当斯密说人是经济的动物,意思是人类在行为之前,总要盘算成本和收益,想来这些硬脖子们心里也计算过:死谏死谏,只要不遇上楚怀王,也不一定就死,这事风险虽大,收益可也不小,上书北阙,拂袖南山,定能天下扬名。如果没有这种计算,我想只有白痴才肯主动去挨金瓜,想死办法多了,上吊投井吃耗子药,没必要非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

  这么说来,气节这东西就很值得怀疑,看起来有点象风险投资。鸦片战争后有一个著名的“气节年代”,满朝清流都在捍卫民族尊严,认为不能跟洋鬼子交易,天朝泱泱,岂容丑类,唯一一个能作事的李鸿章还被说成是汉奸。一百多年过去了,李二先生的汉奸帽一直未摘,我们却想方设法要勾引鬼子们来天朝投资,而那最初的气节,已然草凋花谢,渺渺无踪。

  对气节最极端的解释就是“舍生取义”,它有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岳飞。众所周知,他死前曾经有跑路的机会,但他放弃了,最后和儿子女婿一起被扒了皮,对这点我一直不能理解。电影《色戒》里有一段话,是批评释迦牟尼的,说你抛妻弃子去修行,说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但你连自己妻儿的幸福都不顾,我怎么相信你?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问岳飞:你说你要拯救敌占区的人民,但为什么连自己儿子和女婿的性命都不放在心上?同例还可以参照电影《爱国者》,那里面的梅尔吉布逊很爱国,但显然更爱自己的儿子,儿子第一,自己第二,国家第三,这看起来很自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尊敬这洋鬼子的自私,以及他的没气节。

  人权高于主权,这应该是普遍共识。也就是说社会公共道德必须尊重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边沁1768年在牛津大学演讲,说道德应该为它的每个遵循者带来好处或幸福,否则就不必遵守,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都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就是我们一直批判的“利己主义”,也是没气节的一种表现——不捍卫国家利益,只想你自己的小日子,那算什么气节?但我觉得过自己的小日子没什么不好的,如果建立国家就是想让我过不好日子,那国家不要也罢。

  关于“舍生取义”,我是这么看的:生命无比重要,如果要取的“义”不是足够大,我绝不会拿生命开玩笑。嗟来之食要吃,救济粮也要吃,仅仅是因为别人的一点不尊敬就不活了,我看那不是气节,而是脑袋进水了。

  廉者、朱自清和岳飞的死,应该算是自杀,根据王艮的论证,这么死层次最低,他这样评价商代的三位名臣:微子之去,知几保身,上也;箕子之为奴,庶几免于死,故次之;比干执死谏以自决,故又次之。这王艮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几个明白人之一,他这番话的焦点就是生命权。

  美国《独立宣言》讲天赋人权,第一个就是生命权,这大概是美国大兵怕死的主要原因。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列举了十九条自然律,第一个也是生命权,说它是最高等级的权利,任何理由都不能侵犯,所以很多国家相继废除了死刑。这么一对比,我就觉得有些报纸上的宣传很不对劲,一有烈女跳楼,大家就纷纷喝采,大赞“死得好”,似乎没想到这关乎人类最至高无上的权利。还有一些口号随处可见:学习某某好榜样,时刻准备着为某某东西献身。仔细想想,这几乎就是在提倡自杀———和平年代,你老想着献身算什么意思?所以哈耶克说:“思想被国有化后,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我觉得有一种东西肯定会留下来,那就是:气节。

  硬脖子们在脑袋被砸之前有两种选择:要么鸣而死,要么默而生。如果我是那个当官的,我会这么干:大事肯定要说一说,至于皇上喜欢哪个姑娘,他什么时候要去打狍子,我就随他的便。另外说话也要讲究个方式,有一些人脑袋被砸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说话太冲,关龙逄诅咒商纣王,结果被炮烙;叶向高讽刺明神宗,说“你这么多年不肯见朝臣,真是高招”,明神宗抽着鸦片懒得理他,算是叶向高命大。这些话都有更好听的说法,“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改成“我提几点意见”可能更有效,而且前半句完全可以省略。当然,皇权时代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天下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我说了你不听,那就去休,骂人干什么?何况现在皇上也被打倒了。

  晋代的殷洪乔算是另一个有气节的人,他去南昌当市长,邻居朋友们托他带一些书信,走到南京了,殷先生的气节突然发作,把信全丢到扬子江里,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为人作致书邮!”这人可以跟我朋友周玉军的译著《邮差弗雷德》对比一下,也算东西文化的差异。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不想送这封信,你当初可以不收;既然收了,你就要负这个责任,有气节不是坏事,但有了气节就不负责任,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