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孩子

他不喜欢被称为“富二代”,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他说:“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学同学们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剧里面那种:比名牌,开跑车,脑袋里不装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

他说,如果肇事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之一,他一点也不会吃惊。

然而,他却和他们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父亲也同样富有。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曲折的童年。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家庭奋斗史的故事:他的父亲90年代下海,和母亲一起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在事业有起色的时候离婚。父亲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学会了每天怎样在责备与怨念的夹缝中生存,学会了怎样察言观色,学会了怎样讨人喜欢。长大后,他反而和父亲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专断渐渐在自己身上浮现出来。对于他父亲“中国式成功”的行为方式,他也越来越认可了。

这不啻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学作品里也好,真实的历史中也好,中产阶级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们父母的对立面。

我最早是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看她离家出走,看她慨当以慷,看她如何把家庭内部矛盾变成大是大非的阶级矛盾。

后来看了些关于文革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情节,也是那些如火种般热情的红小兵们,如何发自内心地以自己小资的父母为耻,认定他们是腐朽的,认定他们是错的。

最浪漫的反抗,当然是西方六十年代年轻人的狂欢。1968年的法国,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口号、狂欢、静坐、游行。有史以来头一遭,革命不只是揭竿而起为了面包,还为了蔷薇与玫瑰。

——甚至也不是为了蔷薇与玫瑰,只是为了让世界颠倒个儿,能重新再来。

或许在八九十年代,我们还听说过纯粹因为理念不合,而与富裕的家庭决裂的年轻人的故事。

当然,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最后还是会与他们的父辈握手言和、言归于好,重新继承他们留下的遗产和人生轨迹。可在人生中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曾经真诚地反对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起来的规则。

大多数人都会推测出:是受教育的原因吧。富裕的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在传说中——是资本与商业的敌人,是古典主义和左派的天堂。父母把培养后代的责任,托付给了自己的敌人,当然会培养出反叛的孩子来。

而现在的大学和社会早已没有区别,标准一致,规则一致,早就失去了培养弑父者的土壤。

可小文不是一个顺从者,几乎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和周围同学不一样。那还是在军训,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名校的荣耀里,心甘情愿地接受“服从”和“集体荣誉感”的洗脑时,他逃早操、躲唱军歌,拒绝一切集体美学的东西。

小文的宿舍里住着系里成绩第一名的同学。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位自习,很晚才回来,选修课程是按照老师打分的慷慨情况,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也上得很起劲,唯一允许自己的娱乐活动是在网上下一盘三国杀。

小文不认同那样的人生,他觉得中规中矩就是失败。一步步虽然走得踏实,但那是多么无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后仅仅是一个安逸富足的“中国式精英”。

他的宿舍里还住着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党员,他们经常就意识形态的问题进行辩论。在政治谱系里,小文觉得自己和这个倡导主流的学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动”的。

小文觉得自己属于学校里最“反动”的那一拨,最不满的那一拨,最叛逆和愤青的那一拨。

这种愤青并不因为他家庭获得的财富而终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正比的关系。

在程巍写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里,他引用了伯克利1965年大学生的抽样统计,发现了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大体和其革命性的正比例关系。如果把年收入2.5万元以上的家庭定为“上层”,0.5万元以下的家庭定位“下层”,而把介于0.5万元到2.5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为“中层”。可以看出,最具革命性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的上层,占示威学生总人数比例的16%。而所谓“下层”学生,在示威学生中仅占8%。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愤怒早就不是陈胜吴广式的,也不是去索要什么,而是来自于更深层的东西。

下层年轻人,对反抗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为他们对体制信任、感激。“知识改变命运”给了他们希望和许诺,还有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帮助与扶持,因此没有理由不信赖和服从。

小文却和他们不一样,名校给他的关于光明未来,关于“中国精英”的许诺,他并不稀罕。

小文的父亲给他许诺了另一个未来:出国移民。

他之前还有些犹豫,把移民的身份当做最后的保障。他一直觉得中国才是自己将要一直为之奋斗的地方。直到上个月,小文和全家去加拿大呆了半个月。

他形容自己刚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瞬间,感受到的只有污秽和胸闷。他抱怨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狂吃猛塞也没有变胖,是因为吃得干净。回北京之后短短时间就开始发胖,都是因为食品不健康、不安全。

他家在加拿大北部买了一千万的别墅。那是在一个傍晚,小文在自家的院子里喝着啤酒,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想再回到中国,下定决心要在加拿大四年内待满三年,以获得加国国籍。

小文并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值得羞耻的。《论语》里,孔子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霍桑的《红字》里说:“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处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复扎根,人性就会像马铃薯种在这片土地般无法繁茂茁壮。我的孩子们已经诞生在他处,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将在不适之地扎根。”

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说,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有50万人,其中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小文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员了。

他并不是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更不满、更聪明、更有能力,也更有余力和资本。他也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才是社会变革和新陈代谢的力量。

然而,那也许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实际之后的事情了。如今,这块土地无论给小文提供多么美好、富裕、成功的未来,他都不稀罕,宁愿连根拔起地离开。

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围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羡慕的,也有鄙视的。他在宿舍里,仍然会和那个又红又专的党员就意识形态的问题吵起来,那个同学会语带轻蔑地回复:“你有什么可吵的,你已经是加拿大人了。”

他想反驳,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想想,还是罢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