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

法西斯老板慕索里尼被民众捉住时,对那个围困他的一群意大利人民说:“你放了我,拥护我,我保可以给你们一个崭新的罗马帝国。”话说得很动人,但是大家不相信,他就完了。若相信,他就可以在拥戴中重新爬起。至于那个大帝国,过三年五载,能不能实现,那另是一问题。到时,他可以说,因如此如彼不能实现,照例有话可说。并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人会去追问这个预言的兑现。

这是政治。政治艺术就在这点上,权变第一。世界历史上就有许多政治家伟人,在大群人民中,或较小一群的议员中,用各种预约,得到个人成功,无害其为伟大。罗斯福和共和党要人竞选总统时,史塔林和人竞争党书记时,都不免要有那么一手。现代社会,不仅容许一个政治家对本国人如此说点谎话,若对于另一国家时,似乎还容许说更多的谎话!纵横捭阖之术,是一个政治家的本钱,也是一个外交家的本钱。

可是,说这个话的若是一个作家,比如说,下巴颏生有长长的胡子那一位托尔斯泰吧,在沙皇向人民宣称德惠,大家都信以为真时,他却向俄罗斯人说:“列位,拥护我,爱我,投我一票,信托,跟我走,我明年写一部《战争与和平》给你们。”大家却会考虑一会儿,不大相信。也许会有人那么说:“托尔斯泰伯爵,你最好还是先写出来,我们再拥护吧。”万一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俄国政治社会组织已变了,说话的是高尔基,人民客气一点,也许会说:“高尔基先生,我很相信你的话,要写可一定要有你上次出版的那本好!”相信也是有条件的。他曾经写过几本书,取得人民信托,得到成功。这事,到中国也怕差不多。因为这是文学。

文学家不能空口说谎。任何伟大文学家,卖了预约的书,必得到时出版。而读者又还有权利和自由来批评这个作品好坏,批评得好不好,意见不受作者拘束。一个政治家,受无理攻击,他会起诉,会压迫出版者关门歇业,会派军警将人捉去杀头。一个作家呢,他只笑笑。因为,一个人的演说,或一千个人的呐喊鼓噪,可以推翻尼罗王的政权,或一个帝国,可不闻有一篇批评或一堆不可靠文坛消息把托尔斯泰葬送。

若有人认为,作家的笔必由政党调遣,那无妨各行其是。我的理由却极简单,这是两种工作。从政治家或伟人看,一千人进军罗马,即可产生一个帝国。从作家看,他那个四千字的小说或一首诗,实在只有他的头脑和手才能产生。一个帝国固然伟大,然而说到经久时,有时又似乎还敌不过一首七言诗。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做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引引俄国事例统治管理来驳我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个自由一些国家的成就。我们作家不是在争“自由”,争“民主”?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民主在任何一时的解释,都包含一个自由竞争的原则,用成就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的原则。并且政党要领袖,要拥护,而且容许用一切不大合乎真实的手段做宣传,争取或巩固地位。文学的民主却不需要也不容许这些。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利,刚用笔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作品和老牌竞争,而且永远也在竞争中。这种竞争尽管十分不同,正由于不同,即带来进步。真的进步是由此而来,不是由竞选……

这一个月来,因我写了点小文章,被另外一位笔名先生当作题目批判了若干次以后,得到许多的信。信件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是少数熟人的,总说争不了事,这和国家情形一样,还是听命扫荡吧;一是陌生人和读者的,倒奇怪在名分下我有不少副刊,事实上帮手怕也不少,怎不来个笔战?我得谢谢这些朋友的好意,并谢谢给我把批判文章寄来的两位。批判文章做得很好,有立场,站地步,而又观点正确。且于雄赳赳之中还保留点点客气,又会断章取义不求甚解地附会其词,若配合什么会的举行,可以说绝妙宣传。这一来,沈从文简直被打倒了。但是照某兄所说,又像是沈从文早就落伍而倒多日了。极奇怪的倒是我什么时候又起来过?因为照我记忆所及,民十五年时刚学习执笔,就被一伙在北平的什么社员倒过,我自己就不曾料到。民十八在上海,又被一团体指定一某兄由检讨而扬弃过,且宣布必倒。我也想不出这检讨是什么意义。到二十三年,又被一群生力军战战。三十年左右,桂林又有一些远距离扫荡。三十四五年在昆明,又有些近距离扫荡。一共约二十年光景,次数不为不多,而且照例是团体性,再加上一堆文坛消息,不可谓不实力雄厚。我这一面呢,照理说,老是居于劣势。真不免让那些好朋友代为担心!不过,事情也奇怪,二十年已成过去,好些人都消失了,或做了官,或做了商。更有意义的,是其中有两个还做了我的朋友,都是真有批评能力,且写过批评集的。我倒很希望他们还有兴致,再来批判我新写的一切作品,可是已停笔了。我还是我,原来无从属,单人独马用这支笔来写点小说,从学习讨经验,求有以自见,现在还是如此。想起来真不免使人感慨系之!因为在我自己,对工作态度二十年变得似乎极少,但批判的笔却换了四五代了。而且所以受批判,倒又简单,我很恼怒了一些人。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这个批语,且可能是从不看我作品的人说的。这也正见出中国文坛的一鳞一爪。什么文坛?不过是现代政治下一个缩影罢了。只见有集团的独霸企业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即有野心文坛独霸企图而已。然而和政治稍稍不同处,为的是二十三十人固然可以产生个委员,或部长,更多些人还可以产生个罗马帝国,可是一首七言绝句呢,却要一个人用脑子来产生的。文坛中,不仅有作者,也还有个读者。不仅有读标语而感动十分的人,也还有拈斤簸两把作品从文学史上衡量得失的人。有欢喜开会的作家,也有不欢喜出风头的作家。我们不是说要“民主”吗?这里就正有个民主,一面应容许相异,不同,而又能以个人为单位,竞争表现,在运动规则内争表现。不过,这种民主制度对某一些人当然就不大顺利,因之扫荡随来。所以分析起来,这雄赳赳中其实也就有懦怯,恰恰和另外那个战争中有懦怯一样,不敢单独接受工作正面所课的责任,于是出以集团攻击。文字既然不过一种工具,那么,涉及批判,什么话不好说?所以话说得险而狠,可以说是必要的。不过既有二十年低头从事不做官的作者,也自然还有不信官的读者。所以文坛到底又还有点民主,虽然这正是另外一些人所不要的!扫荡者的文章,倒要附于被扫荡者集中,方能存在,是无可奈何的。记得《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一期上,编者即有个声明,刊物是对报纸、对读者、对作者要有个交代,不用作个人利益企图和热闹笔战时,所以现在还是要守住这个原则。我只说说批判者文章中串贯不来处和错误原因。

……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