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及忧虑 02、我的父亲

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脑海里浮现出孩提时代的一幅影像:父亲穿着短裤,露出瘦削的双腿。

凌晨两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尚塔石(Nişantaşi)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与我擦身而过了四十年的店铺橱窗里,昏暗的灯光看起来竟那么遥远陌生。

清晨。一夜无眠。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接电话,迎宾客,完全融入葬礼等善后事宜当中。在接受大家的吊唁、祈祷以及安慰,在平息争吵、书写悼词之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丧事之中,这些繁文缛节永远比逝者更为重要。

晚上,我们来到艾迪尔纳卡皮(Edirnekapı)公墓准备丧葬事宜。哥哥和堂兄走进那栋小小的公墓管理楼,我和出租车司机则坐在前排等候。这时司机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

“我父亲死了。”我告诉他。随后我就不假思索地开始和他谈起了父亲,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司机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最重要的是我很爱他。夕阳西斜,墓地空荡荡的,一片沉寂。相形之下,周围那些苍白的建筑不再有往日的萧瑟,它们发散出奇异的光彩。我这么说着,一阵冷风吹过,悄无声息,吹动了梧桐和柏树,这景象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一如我父亲瘦削的双腿。

后来,司机觉得或许还要再等一会儿,于是对我说,我们还是同名呢,把车开走前,他充满感情地在我左肩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我对他说的话,从未对别人讲过。一周后我发现,心中的这件事情已融入了我的记忆,激起我无限的伤感。如果不把它写下来,它将蔓延滋生,从而引发我巨大的哀痛。

我对司机说:“我的父亲从不对我发火,甚至从未责骂过我,更没碰过我一个指头。”我是由衷的,根本没过脑子。事实上,他最和善之处我还没有提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怀着发自肺腑的赞叹欣赏我的每幅绘画。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幅伟大的杰作。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去选择创作生涯。他对我们的信任,单纯地相信我和哥哥,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全仗他的智慧。他以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感觉,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一样,杰出、沉稳、聪敏、机智,皆因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机敏过人,记性极好:只消浏览片刻,即可背诵杰纳普·谢哈贝丁(Cenap Şahabettin)的诗篇;或者把π记至小数点后15位;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也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出结局。他也从不谦虚,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有多聪明。例如,他总喜欢对我们说起他上中学的时候,还穿着短裤,数学老师把他领进教室的情形,那里面尽是比他大得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然而,小冈杜兹来到黑板前,算出了比他大三岁的孩子们都头疼的难题,老师直夸他“做得好”,这小男孩于是转向大家,说,“瞧,答案就在这儿!”对这个例子,我既有些忌妒,又渴望快快长大,与他更为相像。

谈到他的俊朗外表,同样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只不过他比我更英俊些。他父亲(我的祖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使他虽然经历了多次商场失意,但却从未真正破产。同样,俊朗的外表仿佛使他有资格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以至于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着天真的乐观,崇尚崇高,恪守自尊。对他而言,生活不是用来赚取的,而是用来享受的。世界不是战场,是游乐场,运动场。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隐隐不安地感到,青年时代所富有的财富、智慧和外貌并未满足他期待的声誉或权力。但是,他一如既往,对此并不过分焦虑。他依然可以孩子气地耸耸肩,就宽恕了他人,忘掉一切难题和麻烦。因此,即便三十岁之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经历了延绵不断的失败,我也很少听到他抱怨过什么。年迈之时,他有一次和某个颇有声望的批评家一道用餐。事后我们再次碰到了那个人,他不无艳羡地慨叹说:“你父亲可真是对什么都处之泰然啊!”

彼得·潘式的乐天气质使他远离愤怒和纷扰。尽管他读过很多书,也梦想过成为诗人,而且一生中他也确实翻译过不少瓦莱里(Valéry)的诗歌,但我相信,他也许太过舒适,对将来太过自信,以至于根本无法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激情中来。早在年轻时,他便拥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室了,后来欣然目睹我将它占为己有。但他读书,从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沉浸于狂喜之中。不,他读书仅仅是为了消遣,为了转移一下自己的思绪,而且常常半途而废。他像很多父亲一样,乐于用将军或宗教领袖般舒缓的语调侃侃而谈,对我描述他在巴黎街头漫步,邂逅他喜爱的作家萨特和加缪的情景。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在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中遇到了艾尔道·伊诺努(我父亲的发小,即土耳其第二任总统,阿塔图尔克继承者的儿子),他微笑着告诉我,在安卡拉总统官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也应邀参加了。那时他二十岁,当伊斯迈特帕夏谈起某个文学话题时,我父亲问道,“为什么我们土耳其没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呢?”十八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父亲略带羞涩地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在读到里面的日记、诗歌、短篇,还有文学手稿时,我是如此惶惑不安:这是对内心生活的记录(也是见证)。我们并不渴望自己的父亲超凡脱俗,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父亲。

我喜欢他带我去看电影,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看电影时听到他的评论;我喜欢他跟我讲自己杜撰的那些关于白痴、恶魔和无魂人的笑话,就像喜欢听他谈论一种闻所未闻的新水果,一座他刚去过的新城市,一些最新消息和一本新书;但我更喜欢他爱抚我的时刻。我喜欢他带我去兜风,因为在车里,和他在一起时,我至少会有那么一小会儿觉得永远不会失去他。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彼此无法对视,因而他反倒会像对朋友那样同我讲话,我们会谈到一些比较复杂、微妙的话题。过一会儿,他会停下这个话题,讲讲笑话,打开收音机,顺便聊聊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

但是,最令我高兴的是和他如此靠近,能依偎着他,待在他身边。中学时光,甚至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人生最低沉的时候。那时我多么渴望他能回到家中——尽管这一点我自己也无法做到,我希望他能与我和母亲坐在一起,聊一聊可能让我高兴的话题。孩提时代,我喜欢爬到他腿上,或者躺在他身边,嗅着他身上的气息,触摸他。我还记得我们在黑贝里亚达的情景。那时我很小,他教我游泳:当我沉入水底,扑腾个不停时,他会一把抓住我,让我兴奋不已。那倒不是因为如此我就能张嘴呼吸了,而是因为,我可以张开胳膊抱住他,不想再回到水里,嘴里一面大声喊着,“爸爸,别放开我!”

但他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远,去了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去了世界上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隅。曾几何时,他躺在沙发里读书,眼睛却常常离开书本,随思绪四处游荡。就是那时,我明白了,在这个我管他叫父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存在。我猜他正沉浸在别样生活的白日梦中,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他有时会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无缘无故射出的子弹。”基于某种原因,此话令我气恼。我还常常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生气。我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当时我也很想逃避。但我还是很喜欢看他播放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录音带。他充满激情,好像握着指挥棒站在想像中的乐团面前。在竭尽一生的时光寻求愉悦、逃避困顿之后,他对自我放纵只是虚掷光阴感到了悲痛,并开始怨天尤人,这让我十分难过。在二十多岁时,我在很多时候会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翻版”。然而在另一些时刻,我又会因为自己无法像他那样快乐、安逸、无忧无虑、英俊潇洒而苦恼不堪。

很久以后,我把一切抛诸脑后,不再对从不斥责、压制我的父亲感到气恼或忌妒。这时,我才慢慢明白(并且承认),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是必然的。时至今日,每当我埋怨一个白痴或诸如此类的人,或埋怨侍者,或不小心咬破自己的上嘴唇,或将尚未读完的书扔到一边,或亲吻我的女儿,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或与某人玩笑逗乐,我都能看到自己在模仿父亲。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臂膀、双腿、手腕或背上的胎记都和他如出一辙,而是由于某些连我都害怕(恐惧)的事情,它们时刻在提醒我,童年时代我是那么渴望自己更像他些。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