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谜团 “义和团药方”为何再现江湖

2003年春天,出一趟差回来,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消毒液也脱销了,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跟小道消息一并,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非典”的验方,方子念完,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告诉他,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

放下电话,怕记忆有误,找出史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就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在现代人的眼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好像很激昂,也很神气。其实,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人们,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洋人在井里下毒,就是其一。据说,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会出现瘟疫,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人教,女的奸淫,男的鸡奸,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类似的传说不胫而走,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教士教民被打被杀,历史上称之为教案,在义和团之前,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这种事其实很多),闹起来而闹大的,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但是,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慷慨激昂的冲突,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是,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讹言越传越盛,越传越玄,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员人头落地,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

历史似乎在借助“义和团药方”告诉我们,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做点什么”,有点火星,有人刺激,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什么时候能瞒,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绕道而行,而反其道而行,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