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年春节前，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我去看望和慰问一批老作家，其中有钱钟书先生家。钱老先生已故，他的老夫人杨绛依然健在，杨绛且也是一代文将，所以每年包括铁凝主席在内的作协领导都要去拜会和慰问。能到这样的文坛巨匠之家自然是件幸运的事。但对我来说，还有层特殊意义，因为钱钟书先生和夫人杨绛都是我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不，当我踏进钱府与一百零三岁的长辈见面握手那一刻，我们一老一少用苏州话相拥相亲时，我的眼里含着泪花，不想老人家竟然也是晶莹闪动……

去之前，同事告诉我：杨绛先生今年有一百零三岁了。天哪，一百零三岁是个什么样呀？我想象：那一定是颤颤抖抖、坐在床头有人替其“翻译”才能点点头的人吧？何曾想，我眼前这位一百零三岁的老乡，见到晚辈的我踏进门槛，便满脸红光、带着一脸慈祥的微笑，竟然“噌”地从沙发上站起，迈着均稳的小步直面而来。

“谢谢，谢谢你们又来看我。”她用一双柔软的、充满弹性的手将我的双手握紧。

“您……”我一时语塞，这就是杨绛先生？一百零三岁的老人？

“侬好啊！”我不知说啥为好，因为事先知她是苏州老乡，所以说了一句苏州话。

“好好！侬也是苏州人啊！”不想杨绛先生立即用一腔纯正的苏州话回应我。

“是啊是啊。吾俚两个都是苏州人。”我连忙回应。钱钟书和杨绛的老家离我家不远，在无锡，无锡过去一直是苏州管辖，所以我们是真正的老乡。钱先生和杨先生是一对传奇夫妻，他们两家本来就是熟人，有这对文将姻缘就更加亲近，这在我家乡都知道。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堪称“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伟大小说”。这部“伟大小说”是钱先生在上海沦陷时所作，同时倾注了夫人杨绛的心血。正如钱先生在《围城》出版时序言中所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中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围城》成就了一代文豪。钱杨二人相濡以沫，一生相敬如宾，体现了我姑苏大家贵人之家风，也是近代知识界爱情与婚姻的楷模。他们唯一的女儿叫阿圆，钱钟书认为这是他“平生唯一的杰作”。确实，当我读完杨绛先生2003年所著的《我们仨》一书后，感叹这一家三口的旷世亲情！敬之佩之。

杨绛先生生于1911年，比钱钟书先生晚一年出生，今年就该是一百零三岁了。我第一次见如此高寿的长者，不仅是一位文坛前辈，又是一位亲切可敬的大老乡，一时不知如何称呼她为好，于是便只能请教大老乡了。

“称呼您什么呢？”我抚摸着她柔软而暖和的手，凑近她的耳朵问。

大老乡朝我笑笑，抬起右手，干脆把塞在耳里的助听器拔下：“这样反而听得清。”她的话如涓涓流水，百分之百的苏州吴话声调。

“奶奶？”我试探，因为我暗暗一算：怎么着，她也应该是我的奶奶辈了。在她面前，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太年轻了！就是活到八十岁，也会觉得太年轻。

她依然平静地笑。

“杨阿姨？”

她依然平静地笑。

“阿婆？”我想起家乡对比自己长两辈女性的称呼，便马上改口。

大老乡依然平静地微笑，笑得让我有些慌乱。到底该叫什么呢？突然，我想到了自己的奶奶——我奶奶是1999年去世的，去世时是九十岁，如果活到现在，不也正好是一百零三岁吗？于是我心头立即涌起一股热流……

“好——婆！”我凑到一百零三岁的大老乡耳边，深深地用情、轻轻而又清脆地这样叫了一声。

“哎——”大老乡突然声音爽爽地、温暖地应道。

紧接着，便是“孙儿”与“好婆”之间的一个热烈相拥！之后是一阵亲切无比的“哈哈”大笑。

“好婆！好婆——”我连声叫道。

“好婆”又连声应道。

在我们苏州，叫“好婆”是晚辈对祖母的亲昵称呼，有的叫“亲婆”。看来杨绛先生是非常认可我这个小老乡对她的这一称呼的。

之后，“好婆”对我就格外的亲热了。她拿出自己的著作《我们仨》给我签名赠送，并且在扉页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一行字：

小老乡建明同志存正

杨绛敬奉

2013年1月14日

我看过钱钟书先生赞赏他夫人的字写得好的文章，此番现场亲睹一百零三岁的“好婆”书写，其笔锋墨迹清秀端雅，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好婆’啥时候回老家？”我问。

她说，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了，她说她非常想念苏州和无锡老家。我告诉她现在我们老家比一二十年前不知又美丽多少倍了！她高兴得直言：“蛮好蛮好！正想回去看看。”

“‘好婆’看上去也就是七十三岁！有啥秘窍？”

一听我这话，她的脸上竟然泛出一片红晕，说：“就是啥都不管。”

是啊，这难道不是百岁老人的长寿和生活的全部诀窍吗？

“好婆”今年一百零三岁，“好婆”定能活到一百三十岁！我这样祝福和祝愿她。

“好婆”亲昵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侬，明年再来看我啊！”

“一定！”我们相约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