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前瞻——《胡适秘藏书信选》再版序

从我国三千年思想史的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影响我们全民族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最深最远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就是孙文和胡适了。

这两位先哲的影响所笼罩的社会幅度和渗透民心的深度,以及传播其影响的方式和方法,虽大有不同,有时且相互抵触,但是他二人之“道”,却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则皆是“截西补中”的。

本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贯注的,则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可是在这中西各有短长的“实在”(reality)情况之下,西洋人的经济现代化,和随经济变化一时俱来的文化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皆比我们早了两百多年,因此,在我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匆忙地跟进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程度和需要,便远超过他们向我们学习的程度与需要了。换言之就是,我们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国留学,他们却没有大批来华留学的必要。

孙、胡两先生早期思想的出发点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深知西方之长,也深知我们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毕生的事业,便是择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了。但是“补中国之短”,并不一定要“舍中国之长”。问题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在这“长短”的衡量与取舍之间,又怎样去“截长”?怎样去“补短”?近百年来,他二人便是领导我们作这项选择的最伟大的两位导师了。

当然,近百年来在思想上指导我们采西补中的大师,正不知几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数数看:自林则徐、魏源而下,到容闳、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现代“思想家”。但是这些学者或政客,他们多半对所谓“西学”,可说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论——不像孙、胡二公,是自有其融会贯通的真知灼见。

在近代中国,老实说,对现代西方思想,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则休想“搞通”中国固有思想。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经济各方面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一“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对我们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刮胡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镜子,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肮脏还是干净、是丑还是美。

镜子!镜子!你实在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你能说,我们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这面“镜子”,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脚梳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但是我们芸芸众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师”辈人物——有几个真正注意照照这面镜子、了解这面镜子、懂得如何运用这面镜子?

专搞皮相之论的政客们,有的也确曾面对“镜子”照了又照。不幸他们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镜,而是当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镜”。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镜内却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铁柱来。如此一来,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则民无噍类矣!

当然,把“长人”(孔子的诨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学生群中便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来,近百年把这面镜子照得比较正确的先哲,还只有上述二人!

孙中山先生在运用这面镜子之后,便搞出他自己一套伟大的理论来。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们只知道孙公所推动是“三民主义”。其实他老人家所搞的,实在是一套“四民主义”,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业”——他始终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没有列入他的“主义”罢了。

中山认为解决这个“第四民”的问题很简单——振兴民族工业之道,便是引进西洋先进的科技,以独立自主原则,要“列强联合投资,开发中国”。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话。他把“镜子”看得很准。

七十年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孙中山实在是“圣之时者也”。他搞“民族主义”,也是在理论上不断进化,而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搞的是加富尔、俾斯麦一流“驱除鞑虏”的狭义民族主义。革命一旦成功,他反对“五族共和”,立刻便搞出另一套美国式“大熔炉”(melting pot)的“中华民族”主义来。

这些都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搞“夷夏之辨”的文、武、周公、孔、孟……到黄宗羲、顾炎武,都未能举出实例,把问题搞清楚!

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生主义”,也自成一套。在近代西方,“分配”问题是跟着“生产发展”而来的。中山则主张寓分配于生产,但是,他从未否定“生产”是永远走在“分配”之前的天下公式。

中山最伟大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还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权主义”。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千年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君父主义”;而中山则是搞“无君”思想、甘为“半个禽兽”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

“君”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们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一党专政、吹牛拍马、送红包、走后门、有权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条总根里滋生出来的。

这条“总根”,在中世纪农业社会里,虽亦有其优劣互见的“两面性”,我们不可一竿打翻一条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个“君”——不管是名正言顺的,还是改头换面的——都是绝对的毒瘤,必须彻底割除。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便是在近代中国他是第一个主张并实行割除这个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中山先生不但反对“君主专政”,他在“镜子”里也发现,一个“机关专政”——如“总经理”(president)专政、“议会专政”、“司法专政”,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但要“三分其权”,还要“五分其权”呢!

我中华民族里,爱国、爱族而有远见的人士——尤其是“镜不离面”的海外华侨,目睹今世我亿万同胞的苦难、祖国糟乱的情况,和政客们的愚昧、自私和颟顸的程度,面对中山遗像,能不太息、流涕?

以上是孙文的思想和事迹。

胡适则又是另外一套了。

适之先生基本上是个学者和思想家,他前半生的贡献,可说是纯学术性的,那时他也偶尔清谈政治,但是那只是他的业余工作,谈起来多半迂阔而不合时宜,影响亦有限。

可是胡氏的后半生和他的前半生却正好相反,在后半生里,搞学问——如考校《水经注》——反而变成他的遣兴的工作,其影响亦微不足道,但是谈起政治来,他倒变成擎天一柱,所谈也切中时弊,而有极深极远的影响!

这个前半生学术、后半生政治的胡适,他和孙中山先生所发生的不同影响,恰好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互为表里,两相吻合。

在民国初年的那个“启蒙时代”里,搞白话文——注意:中山那时是不赞成以白话代文言的——新文学、新哲学、新的治学观点等等,都是解放思想、从而使思想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思想现代化则是推动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在这方面,胡适前半生的贡献恰恰是补中山后半生之不足。

而在中山逝世之后,“民权主义”微言绝、大义乖的时候,胡适却一马当先,“为往圣继绝学”,扛起民主大旗,在政治上越俎代庖起来,成为中山民权理论的接班人,蔚为亚东独一无二的、民主自由的偶像。没有胡适,则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灭!微适之,则中国早无自由种子矣!

中山地下有知,能不欣慰?!

有一次,一位在史学界极有造诣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认为胡适在学术上已无足轻重,倒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方兴未艾,于今为烈。

他是肯定胡适后半生的影响了。其实胡适前半生在学术上的影响现在已经结束了吗?前半生的影响反不如后半生吗?盱衡当世,鄙意不以为然也。

胡适说他治学四十年,“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所以从他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他最后尚未完成的《水经注》一类的“手稿”,读者如真的去吹毛求疵一番,则没有哪一本可以说是白璧无瑕——有的甚至可以说有点粗制滥造(如《白话文学史》)。

但是吾人如从“方法”入手去评量各书,则胡适遗著便没有一本不是“方法示范书”——相应各类书籍所采用同类方法的第一部书;而这一“方法”,则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还有明显的退步。

举个例子来说吧。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把经、子合一的人,这方法到今天还不是个样板?他也是第一个以传统考据方法治俗文学的人,当今的红学家、小说史家们,哪一个曾经跳出胡适“方法”的窠臼?

搞禅宗史的人,现在都把《景德传灯录》一类的伪作给推翻了,但是大家翻来翻去,还不是传胡适的衣钵?

坦诚地说来,适之先生一辈子“治学”就始终没有冲出“尝试文学”和“整理国故”两大框框。至于“实验主义”,他在前半生“介绍”则有之,言“治”则尚不足也,“跟进”就更谈不到了。

不过,试问今日海峡两岸和重洋内外,学术界名流如云,其中又有多少人真能冲出这两大框框呢?冲不出去,则大家所搞的方法,还不是胡适之原先的加减乘除那一套?胡适的“方法”,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另外一套“新方法”所代替啊!

笔者身居纽约,对近年来的学术界过往客商,也可算是阅人多矣。老实说,看那些还能守住胡适而躐等争先的,有时就难免是高低级的“野狐禅”了。

搞西式汉学,我们如只凭空树立一个西式“标杆”(yardstick),然后把原本不甚了了的土货一件件送到杆畔去比较测量,然后据此以定土货价值之高下——这种以西洋“心态”来整理华人“国故”的办法,新鲜则有之,完美就谈不到了。向西洋人介绍汉学,亦功莫大焉,然客观事实,则又是另一套了。

所以在海内外搞汉学,则“胡适时代”并未过去,他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而且还应该继续坚持!

不过,如上述树立西式标杆,做“超胡适”运动的,在台、港、新、马和欧美,都还有其两面性。这一现象继续在大陆流行,则危害就大了。

大陆上自“文革”以后,“胡适的幽灵”——这是胡氏生前最欢喜自我引用的口头禅——又开始出现了。谓余不信,读者试翻大陆上今日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凡属可圈可点者,则无一而非出自“胡学”的传人。

适之!适之!你在大陆受辱蒙羞三十余年,在政治上现在虽未“平反”,在学术界也已足够“昭雪”了。

至于大陆上原有的西杆东量的办法,在三四十年代虽也曾年轻貌美、惑众于一时,可惜时至今日视茫茫而发苍苍,不靠政权、“官轿”,就举步维艰了。

须知胡适前半生的工作,便是替我们的学术思想从卖身投靠的“官轿学术”中解放出来,是一种文化上的“劈锁开枷”,只是自我解放,不是像孙行者要去大闹天宫,与任何神仙佛祖为敌。试看,我们那位“离了洪洞县”的苏三小姐,含冤受苦多年,后来终于在“八府巡按”的大堂上“劈锁开枷”了,劈锁开枷之后,她并无心向什么冤家仇人来雪耻报仇,劈锁开枷者,还我苏三自由之身罢了。

读历史的人,公平地说来,近七十年来唯一手挥大斧、要为我们劈锁开枷之人——不是康、梁,更不是章太炎、黄季刚,当然更不是什么“三圣七贤”、“七君子”、“五烈士”——那只有一个人,一个有其学、有其力、有其势的人,这一个人就是胡适之。

胡适前半生“劈”的是学术思想,后半生“劈”的是集权政治。

搞政治的人——尤其是反对胡适的“毒素思想”的人,都认为胡适是为“异端铺路”。这项罪名对胡适是绝不冤枉的,理由很简单:旧枷不去,何能再顶新枷呢?

不过“枷”总是“枷”,“劈”还是要“劈”,适之又何尝有厚于“新枷”呢?!这面“新枷”,我们一顶数十年,现在也已到了锁锈枷松的地步了。

从各方面来看——如出版品的雨后春笋,各著名大学内师生的心态,社会上读者的兴趣与吸收率,与夫千百大陆旅美留学生的言行——我们都深深体会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祖国大陆如春风野草,随处滋生。

奇怪的是,这一新兴的、潜在的、慢慢滋长的学术运动——在某些方面,便很有点像30年代的重演——其指导思想,已经不是马、列、杜(威)、罗(素),或周令飞的爷爷(鲁迅)了。

今日大陆上——可能台湾也是如此吧——学术界的指导思想,还是那力主“无征不信”、“九分证据不能讲十分话”、“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胡适的道路!

这几条标语,都是胡适之先生在七十年前所讲的“老话”。但是它们却被主张“为谁服务”、“以论带史”、“七真三假”等等的新人物嗤之以鼻,嗤了六十多年,现在老天有眼,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七十年又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所以我的一些搞思想史的朋友认为,胡适的学术影响已经结了账,只是他的政治影响却方兴未艾,于今为烈。这是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了。

其实没有“学术影响”,哪来“政治影响”?朋友们是低估了我们的胡老师了!

至于胡适的政治影响,笔者在拙作里便一再提过,胡适之先生不能搞政治,谈起政治来也十分迂阔(naive)而不识时务——不像孙中山先生所搞的是合乎逻辑的一整套!

胡适与中山不同。在政治上,胡适搞了一辈子,只搞个“一民主义”——民主政治,如此而已。胡适之这个迂阔的大学究,在那“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时代,他要搞“民治、民有、民享”。在那一百人中有八十五个不识字的社会里,他要去搞全民投票;在那强邻压境、国运危如累卵之时,他还是反对“走捷径”;在那饿殍载道、白骨如山的饥荒年代,他要去喊“议会政治”。

历史学家们如回头清算清算胡适的“政治主张”,真如重读一部《孟子》。我们想想孟轲那老儿,奔走了一生,开口闭口“唯有仁义而已矣”那股迂劲,真是百分之百的胡适那老儿的写照!

但是谁又想到,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呢?中山的三个“主义”,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是他老人家享有专利的“发明”。

中山的特点是在其主义的“应用”(application)之上。他老人家爱国心切,他要一手回天,缩短历史,把三个不同的“主义”,来“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这位哲人又何尝想到,他的一个“主义”,乃至于某一“主义”中的某一阶段,往往也要二三十年,甚或一个政党、一个革命家一辈子的时间,才能通过呢!不过“不怕慢,只怕站”!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站”着不动,它自然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移动的。

谁又料到,胡适当年的迂阔之言,居然逐渐地变成中国政治史上“现阶段”的主题呢?

历史经验(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凡一项政治主张,甚或一句政治口号,在某一“阶段”变成该“阶段”的“主题”之时,它是压不下去的;硬压,就要发生原子爆炸。

所以从历史上看,那富有强烈“阶段性”的中国近代史,确已进入“民主宪政”这一“阶段”;而胡适的那个无枪杆、无伪装、无副作用的“一民主义”,正是“现阶段”的主题。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今日中国文化思想整个趋势来看,一个包括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两方面的新的“胡适时代”正迫人而来。可是在这方面立志“一个倒下去,一个站起来”的青年一代,可能连胡适之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而他们自己却和他们在大学、中学里的开明的老师们一样,正在接传胡适的衣钵,而却不知老师是谁!

胡适的著作在大陆成为禁书,青年人无法接触,当然是主要原因;还有一层,便是当代青年“去古已远”。胡适的书,对今日占全中国二分之一人口的青年来说,已经成为“古书”了。胡适书上所说的故事,在笔者这一辈青年时期读来,何等新鲜!但是那些故事,对当代青年来说,都已变成“《圣经》上的故事”了。拙著《胡适的自传》(亦即台湾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在大陆的翻版)去岁在上海出版时,青年读者固不乏其人,但是当我和我的青年读者谈到本书内容之时,我的感觉便是“他们在读古书”了。

历史就是这样地无情!怎能怪后辈青年呢?

总之,当胡适之先生在历史的公路上愈退愈远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宗师型”的先哲了。他的影响已深入中国思想的核心,是我们民族心态的一部分。他的著作也将和《朱子语录》、王阳明《传习录》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传下去。阳明而后,说不定我们的藏晖先生也还有几百年好过呢!

胡适的思想毕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正宗,那些形形色色的“野狐禅”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老实说,大陆上在“实践求真理”、“另搞一套”的大前提之下,胡老师的吉光片羽也被另眼相看了。笔者母省的安徽大学校长孙陶林先生便曾当面告诉我,他有意成立“胡适研究所”。

当拙著《胡适的自传》在华东师大杀青时,这部《胡适书信选》也出版了,学界有人并送了我两部。但此书在大陆是列为“内部发行”书,不能携往海外,我既身为“交换教授”,未便破例来搞文化走私。虽然我也知道,我如携出,将会惹起海外出版界“抢印”的,但其时我也预料到,不久我也会买到海外版,所以我就忍痛转赠朋友了。

胡适遗书,我相信大陆上仍有成筐成篓的,将来仍会继续出现。不过胡适的思想仍会有其爆炸性的影响,大陆学界不急于一下放出来,也可说是由于胆大心细考虑的结果吧。

重复说一句,“胡适学”现在已是我们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的一章。他自己也是朱熹、王阳明而后的第一号“接班人”。有关他的一鳞半爪、任何资料,都是我们的民族公产,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只要出版者、编选者能慎重其事,不加糟蹋,我想适之先生如泉下有知,一定也会主张他所有的著作版权公开、欢迎翻印的。

前周接到对适之先生最崇敬的远景出版社来信,并数度打越洋电话,谆谆相嘱,要我为这部书信集写篇前言。我还是不揣冒昧,大胆执笔杂乱地写了这一长序,我相信在台湾负责编印的朋友们一定会慎重其事,我愿为他们喝彩、打气和祝福!

原载《联合报》,1981年12月17~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