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第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性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S-R或S-O-R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stimulus-organism-response)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性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consequences)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资政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性,再通过S-O-R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20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

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性或人性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性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间,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既然这样,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又如何落笔呢?所以我们传统史家乃有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动机纯正、心际光明,则是国之瑰宝、民之圣贤,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责备贤者”而已,无伤大节。反之,小人当国,则不论成败都是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了。

曹操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安定汉末那个动乱社会是有其功勋的,但是曹操却永远是传统史家笔下枭雄小人的代表。重视动机、藐视效果,斯之谓“诛心之论”——其功不可没,而其心可诛,则终不足取也。我国传统史学上这点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是值得我们承继的。

不过传统史学毕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码,已嫌陈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就需要我们用现时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加以补充了。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再从当代行为科学研究的规律着眼,则少帅当年的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亦无一不可于“刺激——生机——反弹”的通则上找出科学的答案。这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等)交配的新品种,不是历史学家可以胡说八道的。

总之,张学良将军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S-O-R的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帅当年道德上的长处,但它可能也是少帅职业上的短处啊。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朋友们或许要问,张学良有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见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见而云然!

事实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基于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罢了。张汉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是上帝恩赐,不可强求。

事实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之别罢了。而张汉公则保留它至九十高龄而未褪色,这或许就是环境的关系了。赤子之心为何物也?想读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详道之,不多赘了。只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应以政客为最早。盖政治最复杂、最诡谲,吃那行饭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可是张学良也是吃那行饭的大头头,他竟然年跻九十而有其赤子之心,岂不怪哉?

其实细细推敲一下就没有什么费解了。行为科学的S-O-R就足为我们详述之:张汉公虽然“年未而立,便负方面,独握大权”,俨然一位政界大头目,但是他却没有学会怎样做政客!他没有做政客的必要嘛。因此他在这个S-O-R的连锁上就缺少了这个做政客的“S”,自然就没有“O-R”了。且看他生为“衙内”,幼为“王子”(东北王之子),稍长“便负方面”,当行伍出身的老奉系搞不下去了,在现代化了的新奉系中,少帅就是事实上的一系之主,何待于老帅殉国之后呢?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公、为系,也就是为着自己。他没有搞钩心斗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没有做小政客的历史磨炼了。

汉公真正地卷入政治漩涡,盖在“九一八”之后,而他的对手又是三位当时中国政坛的第一等高手,所以少帅就开始吃亏了。西安事变之后,张副司令亲送蒋中正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位姓冯的“把兄”(冯、张原有金兰之盟)就不知道他那年轻的“把弟”原不是个官僚政客嘛。

人生短短百年,总应留得清白在人间!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吾为张学良将军作期颐之祝。

1979年5月28日匆草于台北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