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人

老家寨子离罗甸县城有四五里,依山而建。整个家族的房屋规则地聚拢在一面圆圆的山坡上,所以得名“坡球”。坡顶有一棵巨大的龙血树,树冠招展,枝繁叶茂,几里外都能看见,为世代子孙遮风避雨,也是陆氏家族兴旺的象征。小坝子是寨子的聚集之所,也是孩子们的天堂。每天晚饭时分,小家伙们匆匆扒完饭,便跨过高高的门槛,从四面八方奔到坝子上来野。嫩生生的嬉戏惊叫声,夹杂着鸡鸣犬吠,响彻山寨每个角落,传到对山又返回来,夜晚显得格外空旷、祥和。

二〇〇七年,罗甸附近要修一个大水库,波及黔桂十几个市县。水位要到“一四九”,红漆刷的水位线画上了祖屋的土墙,黄土墙有两尺厚,经过几十年的风雨,留下大大小小的窟窿,露出了里面的稻秆棕絮,但总让人觉得敦厚踏实,永远不会坍塌。油漆刷不到的墙缝形成了断裂的纹理。水库蓄水后预计会漫到龙血树脚下,整个寨子都会淹掉,所有良田都沉入水底,不得不都迁走,于是在筑坝的两年里,每家都忙于选址盖房,顾不得其他事,谁都没心思操持农务。

这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家族村寨,眼看就要星落云散了。父亲每次在电话里说起都忍不住叹息,我听了也很心焦,盘算着找一段时间赶回罗甸,去看看最后的景象。

说是老家,其实是父亲的老家,我并不是出生在那里,也没有回去过几次。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些精神上的牵绊。我是布依族,布依山村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根,让我回去时没有任何陌生感。老家人不管亲疏远近,都热情好客,只要同姓都是一家人,也许这是种血液里的身份意识。

记得上小学时,春节爸妈打算带全家回老家过年。临近年关却遭逢连日冰冻,山路危险,客运站多日不发去往罗甸的车。每日天刚亮,父亲便去车站问车次情况,每每失望而归。除夕一早,妈把我们叫起穿衣洗脸,说:干脆带着行李去车站,有车就上,没有就回家,别让你爸再折腾一次了。很幸运,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胆大的司机,他也是罗甸人,想回家过年,便跟站里申请发车,加上乘客们也软磨硬泡,最后调度勉强答应,但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小心驾驶。司机连连点头,乘客们也欢欣鼓舞,跟司机一起给四个车轮都绑上粗铁链,以防遇冰打滑。拴紧之后,大家雀跃着上路了。

贵州的盘山路弯急路陡,一百九十公里,吭哧吭哧开了七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多才到罗甸。进站时妈指着车外说,你们看是谁。堂哥庆刚坐在路边的榕树下,半张着嘴冲来车方向张望,看见我们下车,手里烟头往地上使劲一摔,跳起来大喊一声,到啦到啦,挥手招呼旁边的一个中年人,一道跑过来。庆刚哥打完招呼,又用布依话跟我爸和中年人说了几句什么,就推起自行车飞跑起来,越跑越快,一横身跨了上去。原来那中年人是大伯找来接我们的卡车司机,车停在附近的小学操场。中年人拎起我们的包袱举到车上,笑哩哩地说:已经等你们两个多小时啦,快走吧。

我们舒缓好筋骨,喝水提神,又上了车。轰隆隆很快出了县城,一路黄土,路侧是山水相依的边外河,是罗甸水系的干流。爸说他小时候,每天放学先和同学跳到河里戏水,天快黑才回家。打鱼的木船经过,如果收成好,会给他们一人一条鱼带回家。沿着边外河弯走了一段,右拐上一条狭窄的山路,龙血树已遥遥在望。路旁大片的烟草地,一层又一层连接到对山。起伏的梯田上,散布着碉楼状的烤烟房。离寨子还有几百米,就看见坝子上密密麻麻的蓝衣蓝巾,是布依族的服饰,整个寨子的人都在那里翘首以盼,远远看见我们的车,欢呼起来。越走越近,成片的蓝色蜂拥而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拍肩问好,帮着拿行李,簇拥着我们回到了老屋。坝子边的甘蔗渣堆成了山,小孩们尖叫着跑上跑下,当蹦床玩耍。

晚上寨子老幼济济一堂,大人喝酒唱歌,小孩放鞭炮捉迷藏,直至零点,开过了“财门”,仍未收场。接下来的正月里,每天都要吃十几家饭,刚进一户的堂屋坐下,门口已经等着好几家人,刚夹起一筷菜,另一家人已经要把我们拖走了。

老家人的热情,每每想起,总让人心头滚烫。想到这样的场面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由得让人难过。

再次回老家,又隔了多年。大家都用起了手机。我找到庆刚哥的新家,已经有几个堂兄弟在等候了,看见我哈哈大笑,搂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们搬到了坡球对山的缓坡上,兄弟三人没钱就自己动手盖房,盖了一年,将近完工。门前也开出了一小块田地,种些蔬菜过日子。

我们坐在未盖好的堂屋里聊着天,堂嫂她们进进出出,准备各种食料,杀了一只鸡一只鸭。男人们抽烟聊天打扑克,女人们干活。想帮堂嫂分担一点,但是她们把我推到一边,笑着说:这是女人的事。我听了有点难过,但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就站在一旁看。她们反倒不自在起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呀,看得人不好意思啦。我讷讷傻笑,只好回屋陪堂哥们打牌吹牛。

坐久了想走走,就贴墙爬上没有扶手的楼梯,到楼顶去看看远处。太阳一点点落了下去,巨大的阴影森森地爬上了山尖,天空已经没有了射线状的余光,彩云变成了淡墨色,山山水水泛着天光,敷上了一层灰蓝,万物的色彩消失了,只剩下明暗调。暮色浓稠,仿佛扯不开的膜。楼下,堂嫂们仍在昏昏中摸索,行动迟缓起来。柴火猎猎地烧,溅起火星子,映亮了她们的脸。

屋里还没有点灯,我摸索着下了楼,坐到靠墙角沙发里,静静看着这陌生的时光。在稀薄的天光下,牌桌前的男人们,几乎叠成了一片黑影,嬉笑着费力地辨认手里的牌。女人们仍旧进进出出,互相招呼着。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有远有近,在黯淡的世界里,仿佛是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晚饭时天已经全黑,实在看不清牌了堂哥才想起开灯。罗甸气候温和,虽是冬季仍大敞着门,堂屋里摆了很大一桌。堂哥招呼大家坐下动筷子,堂嫂则端着碗散到旁边,坐成了一圈。我很奇怪,叫她们一起来坐,她们笑吟吟推辞了,堂哥说:她们死脑筋,喊她们上桌都喊烦了,就是不肯,我有什么办法嘛,别睬她们了。

推杯换盏间,门口聚集起不少人,都是散在附近的坡球人来看我这个远客。堂哥说,远的打电话了,近的叫小孩去通知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下午叽叽喳喳的小孩子们突然都不见了。

堂哥频频招呼男客进来喝酒,女客就在外面看看笑笑,聊着天。人太多了,堵住了门口,里里外外不止三层。喝高兴了,有人唱起歌来,大家跟着唱,唱累了就哈哈大笑一场,继续端盏相劝。

趁稍微静一点的空隙,庆刚哥递给我一支烟,点燃说:我看见小艾姐了,在门口。小艾姐是大姑妈的女儿,六十多岁了,我们两家一直都非常亲,但我只见过她四五次,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年前了。我连忙奔出去,没看见小艾姐。回来问庆刚哥,他说:可能走了吧,她家搬到了麻阳,十几里路,我还以为她不会来嘞。说着他又劝酒,大家嘻嘻哈哈不以为意。

我赶紧问清小艾姐家的方向,追了过去,碎石子在脚下嚓嚓作响。跑出了一里多路,看见前方泛白的山路上隐约有个黑影,我拿不准,就大喊:“小艾姐,小艾姐!”四野很空旷,远远传来的回音,大概连酒席那边都能听到。黑影停住了,回了一声:“哎。”我噔噔噔跑过去,小艾姐双手背在身后,兜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泪流满面。孩子搂着她脖子,脸贴在她后肩上,静静地看着我。

我说:你怎么走了。她不说话,就是哭,然后问我怎么跑来了,我说追你来了啊。她说:哎,你回去喝酒,我就是来看看你,在门口看见你好好的,高兴了就回家了,哪个晓得庆刚会跟你讲。我心头一堵,讷讷地不知道说什么。她腾出一只手来擦眼泪,问我爸妈好不好,问我在北京好不好;又说搬家之后,我们陆家人很少在一起了,新家地方不好,住得远,上坟都不容易。“我家太远了,得赶忙回去,你去陪他们喝酒吧,不用管我,明天来家里玩。”我一边答应一边送她走了一程,她死活推我回去。分别后我点了一支烟,站着看她走远,眼泪哗一下就流了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特意放慢了脚步,整顿下心情,越走越近了,听到屋里还在唱歌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