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大概没过两个月,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个盖着大西洋彼岸邮戳的邮件,打开看,是一本装帧精美又让我迷惘的书。

  是一本英文书!

  我不懂几句英语,无法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后来从朋友的附言中知道,这就是我不久前向他要的那本爱德华·纽顿的随笔集《聚书的乐趣》。看着天书一般的文字,我对朋友发起了牢骚:“你给我寄来的不是《聚书的乐趣》,而是一份懊恼。”朋友知道我不懂英文,他这举动使我感到费解,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反感。此后不久,我为自己的幼稚和偏执的性格发配到了西藏海拔4000多米的甘巴拉山上:离太阳很近,离死亡也很近。但我没有死,只是消失。整整两年时间,我没有和外面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很多人都以为我死了,也有人以为我是被爱德华·纽顿的那本“精美之书”牵到了异国他乡。

  当我披着满身阳光,或者说阳光的手指印,回到我的过去中时,我发现,我的世界已发生了很多我喜欢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我那本“天书”已有了中文本,而且据说翻译得上好。当然要去买一本,但逛了几家书店都说没有。我想,这书可能早已落市,心里头不免有些失落。这么说来,在我出走期间,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真是有不少,人们把我想念的东西买空了,这也算得上是之一吧。

  然后又过去很久,有一次,我在新修的二环路上散步,撞见了一个卖书的地摊,只见一大堆垂头丧气的书,像死鱼死虾一样被摊晾在地上,随便路人挑挑拣拣,讨价还价。这份自在也将我吸收过去,我的目中马上充满了我厌恶的各种书名和封面、颜色。我本能地转移了视线,仿佛是被那些我厌恶的书目和颜色推开的。然而,就在这时,就在我视线转移的过程中,我的目光又被一个很素雅的封面碰了一下,就像肉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了一下,心灵酥酥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这封面抓了过去:聚-书-的-乐-趣……爱德华·纽顿!嘿,我惊喜地冲上去,一把将它抓在手中,好像有人要跟我抢似的。习惯地翻看一下,可以断定,书不是假的,也无甚损伤,心里就喜悦起来,手很主动热情地往口袋里伸去。

  “多少钱?”

  “二块。”

  “二块?”

  “是,两元,不讲价。”

  小书贩的口气里有一种坚决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被这廉价惊呆了,掏钱的手静止下来。这感觉和你有时被某个意想不到的高价吓着是一样的。书贩子也一定以为我是被“吓着”了,及时给我腾出余地:“这样吧,一块五,不说了。”我又愣了一下,但马上清醒过来,并迅速付了钱,拔腿就走,唯恐这是个错误,别人要反悔似的。“愉快”在暂时的一分钟之内频繁地拍打我,我没有理由不愉快。我哼着小曲回了家,愉快也跟着我回了家,并伴着我度过了整个白天。到了晚上,愉快仍然没有完全消失,我高高兴兴地沐了浴,坐下来,开始拜读我向往已久的爱德华·纽顿的书。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

  我的心灵又感到了那种类似肉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碰的愉快,这种愉快在我目光的牵引下不断长大、盈满,很快覆盖了我白天购书所得到的愉快。这很正常,毕竟那是一种没有交流(因而不流动)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会长大,只会消耗。爱德华·纽顿给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头和榫眼咬紧了牙关,并由此达到贯通,心和心相互映照。这种愉快像火焰,会燃烧,又像水滴,会汇聚、流动,长大。但是,这种愉快愈是在我内心盈满的同时,我心中愈是有种愤懑在堆积。这也就是说,在我通过阅读愈来愈领略、肯定爱德华·纽顿这个作家、这本书的魅力和价值的同时,我心中却愈是有了一种不满和愤怒。为什么?因为我想到这本书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么被人奚落,混杂在一群轻佻的货色中,失魄、廉价、贱卖,就像一个老鸨。

  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骄傲莫过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读,这一点我做到了,我仿佛看见爱德华·纽顿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时我又看见爱德华·纽顿因为气愤扭曲的面容,因为他的书在被人像处理死人衣服一样地沿街贱卖。一个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气愤莫过于此——看不到读者对他作品应有的爱惜和保护。像这样一本蘸着作家心血写就的书,竟然被无知地摊在地上廉价叫卖,这本身已对作家构成了不可饶恕的伤害,而我居然还为便宜了几块钱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确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满对自己的责骂。是的,这件事首先要骂的是我自己。我无法去指责别人,但可以指责自己。正因为无法指责别人,对自己的指责就变得更加凶恶、无情,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对别人无法实现的指责。那天晚上,我被无休无止的自责一直纠缠到梦中。在梦中,我依然听到一个对我严厉指责的声音。我对自己的指责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对爱德华·纽顿的愧疚多少变得有点宽松。

  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烟钱买来的书,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仿佛瞧见了爱德华·纽顿蔑视的目光。我对自己说:看来,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弥补你不经意犯下的错误。于是,这天午休时间,我又跑去二环路,找到了那个地摊,买了第二本《聚书的乐趣》。这次,我没有问价钱,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书本来的定价,照价付了钱。我明显感到书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窃喜,心里只是想,但愿我的“愚蠢”能让这书贩子多少认识到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和对它的好感。

  把《聚书的乐趣》这样的书挤出书柜,摊在地上,廉价甩卖,这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来势凶猛——越来越猛的潮流。我和我们无法逆转这个潮流,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在这种地摊旁转转,有幸的话(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几块钱)把“这样的书”买回家,用干毛巾拭尽灰尘,然后慢慢品阅。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忙着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当过小裁缝。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于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到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极度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诸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2004年6月21日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11之谜

  今年春节,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世界中度过的,几乎每天一本,连读了七八本。波罗,马普尔小姐,庄园,旅行,凶杀,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耸人听闻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案情,欲盖弥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词,错综复杂的关系,缜密的逻辑,精到的推理……如气如雾,水生风起,构成了一个“华丽的世界”,让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个数十年不遇的寒冷、阴霾、灾情频传的新春佳节。出于一种感谢,或者纪念,我想写点儿关于克里斯蒂的东西。写个书评也许是我最擅长的,但我放弃了。克里斯蒂的小说像个盛名的公园,往来者络绎不绝,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总的说,万变不离其宗,人们的感受最终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归:智力受到挑战,好奇心得到满足。换言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主题公园”,主题词不容置疑,赞不绝口的广告词也非妄言。有些东西只要承认或赞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构都可能是画蛇添足。我认定对克里斯蒂小说发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坚定地放弃了。

  我决定说一点克里斯蒂的私事,素材来自有关她的访谈和传记。与她作品数量之多相比,克里斯蒂留下的“私事”少得可怜,她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也正因此她才没有成为歌星。据说克里斯蒂在音乐上极具天赋,小时候的她曾梦想当一名歌星,但九岁时一次登台表演把她彻底从舞台赶了下来。晚年的克里斯蒂告诉我们:“即使在两年后,我父亲去世给我带来的恐惧也没有那次表演大,台下无数的目光都是蓝色的。”

  11岁,父亲去世,这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说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1965年,75岁的克里斯蒂宣布封笔,同时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开始静候“另一个未知世界”的到来。对生的恐惧使她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她把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看做是“与久别的父亲和母亲相会”,并且对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确的期待: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告别人世。爱斯基摩人是拒绝与死人告别的,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给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老人便独自踩着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里斯蒂说:“对于这种充满尊严和决心告别生活的方式,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离开你们,去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个愿望,克里斯蒂等了11年也没有实现。1976年,86岁的克里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样,死在温暖、舒适的病榻上,随后的葬礼惊动了包括女王在内的所有英国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她的读者。临死前,克里斯蒂重复了晚年以来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感谢上帝赐我幸福的一生,给了我深厚的爱。

  当我研究了克里斯蒂的生平后发现,这里所说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减掉11天。那是1926年,这一年里克里斯蒂的母亲不幸去世,她和阿尔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惨遭破裂。阿尔奇是她22岁时在一个舞会上邂逅的,那时她已经有婚约,为了阿尔奇,她“像变了一个人”:当天陷入爱河,次日解除婚约,仿佛再不是那个患有轻度社交恐惧症、性格内向的女孩。不用说,这段感情的结束让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了,直到11天后才在一个旅馆中找到她。没有人知道,这11天里她经历了什么,她以声称“失忆”拒绝任何善意和恶意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