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常德保卫战 第一章 三位师长壮烈殉国

鄂西会战结束后,胡琏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国民革命军七十三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奉命从鄂西开往湘西,暂五师席不暇暖,衣不解带,又赶往参加常德会战。

那时候,中国战场上,无日不战。

常德会战中,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和六千好男儿再也没有回来。

和黄埔军校的很多人不同,彭士量考上黄埔军校之前,是湖北明德大学的大二学生,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类学生。如果当时没有投考黄埔军校,彭士量可能以后会是一名教师或者政府职员。

报考黄埔军校,改变了他的一生。

后来,彭士量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排长,参加了南昌起义。那时候,后来叱咤风云的林彪也在这支队伍里任代理连长,共产党军队里另一位最能征惯战的人物粟裕还是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支队伍真是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不过,这些中下层军官那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尚未崭露头角。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士量所在的部队脱离了南下的队伍,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彭士量只能跟从。如果他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他能够活到解放后,也一定会是一名开国将军。

从南昌起义中走出来的共和国元帅和将军,有很多。元帅计有:朱德、刘伯承、陈毅、林彪、贺龙、聂荣臻六名,大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三名。而与彭士量同为排长,以后成为共和国将军的有:萧克、聂鹤亭、唐天际、彭明治等人,而上将赵尔陆,中将谭甫仁、张树才等那时候还是战士。

离开了南下队伍,改变了彭士量的一生。

人一生的命运,其实都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抗战爆发,彭士量先后参加了淞沪、山西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等战役,几乎是每战必从。在武汉保卫战中,他因为作战勇敢,受到嘉奖,宋庆龄女士还赠送彭士量将军一床苏联毛毯、一架德国造望远镜和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

1943年11月,为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牵制缅甸远征军,并夺取洞庭湖米粮川,日军先向鄂西佯动,接着突然挥师南下,直扑常德。常德会战就这样仓促打响。

湖南省石门县是常德的门户,彭士量的暂五师守卫石门。

彭士量的暂五师,和《石牌保卫战》中写到的傅正模的预四师一样,从名字上就能够看出属于装备低劣的杂牌部队。

抗战开始时,全国有两百个师,其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三个: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番号最小的是一师,因为由伤愈归队的抗战老兵组成,所以又称为荣誉一师,师长先后有宋希濂、郑洞国、李弥;番号最大的是二零零师,师长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后分别为高吉人、周朗,隶属于杜聿明的机械化第五军。

然而,抗战初期,日军不断增兵,两百个师的番号远远不够,国民政府再增加新的部队,就以新编某师称谓,比如著名的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是孙立人;著名的新编二十二师,师长是廖耀湘,那都是一等一的部队。滇缅战役中,新编三十八师发展为新一军,新编二十二师发展为新六军,那可是与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包括二零零师的第五军,统称正面战场五大主力。日本投降后,东北战役的时候,东北军里还有两句口诀在说这两支新编军:“只要不碰新一军,不怕蒋军百万军。”“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

抗战末期,二零零师的番号开始增加,这就是青年军。青年军初期一共设置10个师,师长都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而士兵都来自于当时的大学和高中。这样高的文化程度,在当时历经战乱死伤惨重的中国军队中,实在属于凤毛麟角。

整编师、新编师和青年军各师都属于国民政府的战斗序列。

而暂编师和预备师,则是各大战区自主招募的队伍。暂编师,就是临时番号,战后会予以撤销;预备师,就是从事训练的新兵师,战事紧急,就被派上战场。

抗战老兵方风林说,虽然他们这些杂牌部队装备低劣,食不果腹,有的排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有的士兵甚至连一双布鞋都穿不上,但是这些暂编师和预备师照样打得非常顽强壮烈。只要一上战场,就不想什么杂牌军什么正规军了,想的是打死日本鬼子,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了在石门阻击日军进犯,七十三军暂五师在石门与日军激战八昼夜。彭士量与六千子弟兵全部壮烈牺牲。

暂五师6000人,预四师5000人,他们都属于不满员的杂牌师,而一个满员师是8000人至10000人。

祖籍石门的张东山说,那年石门激战的时候,他只有13岁,但是有一个情景一直记忆很深,大街上到处都是死尸,有中国军人的,也有日军的,有的满身血污,有的抱在一起死去。行人要从街道上走过,必须一步一跳地踩在死尸之间的缝隙中,才能通过。

那八天里,日军依仗人数众多,一次次冲进了石门县城,又一次次被中国军人压了出去。战斗的惨烈,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永远也不能想象的。张东山听父亲说,日军攻进城门的时候,有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军官,可能是个营长或者连长,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大刀,大声呼喊着,领着一百多个中国军人冲上去,经过惨烈的白刃战,终于将日军又压了回去,夺回了城门。可是,不久,日军又组织了反扑,中国军人只能撤回城里,再没有看到那个大个子营长。

石门城门被攻破后,暂五师节节撤退,日军在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遭受了顽强的抵抗。后来,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在报道彭士量的事迹时,引用了日军电台对暂五师评价的一句话:“暂五师为战意坚强、不可轻侮之师。”

敌人没有想到城墙已破,杂牌军的暂五师居然死战不降,依托房屋节节抵抗,就施放毒气。张东山说,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中国军队也很穷,都不知道啥叫毒气。日军戴着防毒面具,施放毒气的时候,中国军人不知道防护和躲避,结果,一排排军人就倒下去了,鼻口出血。后来,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坚守后面阵地的长官有文化,知道这是毒气,就让大家把毛巾浸湿,捂在嘴巴上。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毛巾,也找不到水,就把尿洒在衣服上,用衣服蒙住鼻子。

毒气过后,日军以为再没有活着的人,就向前冲,结果到了跟前,被突然跃身而起的中国军人又打了回去。

那时候的中国军人普遍很穷,一身军服穿在身上,再没有换洗的,又食不果腹,营养不良,所以身上长了很多虱子。张东山说,他曾经看到过士兵们在打仗的空隙,脱下衣服捉虱子。士兵们穿的都是草鞋,破破烂烂,甚至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板打仗。队伍里还有很多和张东山一般大小的孩子,他们不打仗的时候,就唱歌跳舞,鼓舞士气;一打仗的时候,就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冲上去。

1943年11月15日,石门即将陷落,暂五师仍然苦苦支撑,重庆方面鉴于打下去再无意义,就下令放弃石门,寻路突围。然而,此时,暂五师与日军缠斗,已经无法分身。

彭士量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石门战役刚刚打响,他就在硝烟与炮火中立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於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祖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消灭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歼敌任务。”抵御外侮,取义成仁,早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中国军队每一位抗战将军的血管里。

当日夜晚,彭士量带着暂五师仅存的300人撤退,走出城门,来到一个两山结合部位,突然遭到日军合围。黑暗中,日军一挺机关枪打过来,彭士量倒了下去,战士们扶起他,彭士量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疾呼“大丈夫为国尽忠,死何憾焉”,然后,闭上了眼睛。士兵们跪在地上哭成一片。

后来,六千将士的暂五师,仅有二十余人撤出来。

暂五师坚守石门八昼夜,牵制了大量日军,为常德会战的中国军队调度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许国璋将军是继彭士量后,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二位师长。

许国璋是一五零师师长,全师将士都是四川人。

后世的人们,只要提起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川军,全面抗战一打响,川军所有兵力四十万人就穿着草鞋,背着干粮袋,扛着简陋的武器,甚至大刀长矛,全部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台儿庄、武汉、长沙、鄂西……每一次大的会战都有川军奋勇杀敌的身影。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一本《八年抗战之经过》的书籍,书中记载,八年里,四川共提供了300万抗日将士,而伤亡高达64万。

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不仅仅是士兵,还有很多军官,由于那时候的抗战将士们武器简陋,每有激战时,总是军官舍身忘死,率先冲锋,士兵紧跟在后。据统计,抗战将士中,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军官,有五分之二牺牲在抗日前线。

许国璋毕业于黄埔五期。

就在彭士量牺牲后的第六天,许国璋将军也牺牲了。

当时,日军向常德步步紧逼,许国璋带领着川军组成的一五零师,坚守桃源县陬市镇。一五零师仅有8000人,而进攻陬市镇的日军多达两个师团,一个骑兵联队,人数五万人,而且还有飞机重炮。

川军的武器,在正面战场中是最简陋的。有一尊著名的雕塑,叫做《川军出征》,一名川军士兵,手持老套筒,身背大刀和斗笠,穿着草鞋,挽着裤脚,脚上是一双草鞋。这尊雕塑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川军弟兄就是依靠这样简单的武器和穿着,出川抗战,奔袭千里,用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坦克大炮抗争。后来,我寻访到了几名当初的川军老兵,他们说,能有一把枪,已经算装备不错了,有很多战士都是扛着大刀去杀敌。能有一双草鞋穿也不错了,很多人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板去打仗。那时候的中国军人,一打完仗,先搜索战利品,能有一把三八大盖,能有一双日军的胶底鞋,那就能高兴很多天。

用不到8000杆老套筒,与5万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作战,战况不忍设想。

当时,许国璋的一五零师得到的是“不得退过沅江”的命令。陬市镇后,就是沅江。

抗战老兵吴荣凯说,当时,日军不敢贸然进攻陬市镇,不知道镇上有多少人马,先派出1000人试探性进攻。一五零师还击。日军看到一五零师火力不强,装备简陋,就全部压上猛攻。一五零师全力反击,可是,武器、人数都相差太远,无法抵挡日军进攻。

仅仅半天,一五零师几乎伤亡殆尽。

日军进入陬市镇,许国璋将仅剩的几百名士兵聚集在自己周围,鼓励他们说:“三面被围,一面临水,大丈夫死就死矣。反正是一死,不如拼死多杀一个鬼子。”许国璋带着战士,端着刺刀,齐声呐喊,迎着敌人冲上去,一排子弹打过来,许国璋全身是血,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士兵们抬着许国璋且战且走,来到沅江边,放眼望去,天色昏暗,冷风瑟瑟,江面宽阔,到了这里就是死地。士兵们把许国璋放在地上,跪在四周,放声大哭。突然,一艘小船划过来,船上是两个当地农民,他们正准备划船逃往对岸,看到中国军人这种景象,就冒死将一五零师仅有的几十人,全部载过沅江。

渡过沅江后,士兵们一路都抬着许国璋,他们舍不得丢弃自己的师长。凌晨4时,他们又饥又冷,看到路边有一间房屋,就走了进去,生火取暖。这时候,许国璋突然醒来了,士兵们振奋不已,这一路,他们都以为师长已经牺牲了。

许国璋问明一五零师全军覆没,他们已经离开了陬市镇后,异常悲愤,他大喝一声:“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喊完之后,就又昏迷过去。

凌晨时分,劳累过度的士兵们都睡着了,许国璋从士兵身上摸出枪支,饮弹身亡。

士兵们悲伤不已,只得又去追赶已经走远的大部队。

牺牲在常德会战的第三位国民党军队师长是孙明瑾将军,他是第十军预十师师长。

第十军是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的功臣部队,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曾经还参加过常德会战,直到那一年我和衡阳保卫战的幸存老兵卢庆贻交谈,才知道英雄的第十军也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常德会战。

参加常德会战的,是第十军预十师。

在这场战役中,孙明瑾将军牺牲了,但是预十师打死了日军一名师团长。日军的师团级别,相当于中国的军。

卢庆贻说,第十军当时镇守衡阳,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电文,要求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派人去解常德之围。卢庆贻是军部报务员。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常德保卫战到底惨烈到了什么程度。

衡阳到常德300公里,军情如火,守卫常德的中国军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倒下,早到一刻,就能早解救一批战友。卢庆贻刚刚把电文交给方先觉,方先觉就命令预十师紧急集合,检查弹药装备,准备出发。

300公里的路程,即使急行军,也要一个礼拜左右才能赶到,更何况那时候还有日军的飞机在空中轰炸,还要翻越高山,涉过河水,还要冲过日军的重重阻挠。

方先觉那天晚上站在高台上给预十师的官兵讲话,预十师老兵吴淞记住了一句话:不能做饭,不能睡觉,不能慢走,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常德。

吴淞说,军长在讲话的时候,炊事班就在大锅里炒米,生米炒熟后,就装在细长的米袋子里,斜背在肩上。装好一个班,一个班出发;装好一个排,一个排出发。每个人出发的时候,都是奔跑着出去的。

300公里,预十师跑了三天三夜,一天奔跑100公里,没有歇息,没有睡觉,刚刚赶到常德城外的德山,就与日军短兵相接。战士们饥肠辘辘,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投入了战斗。

卢庆贻说,预十师出发后,方先觉就天天等待他们的消息,每天询问电台好几遍,预十师到了哪里。预十师与日军接战后,方先觉关心着他们的每一步战况,可是,预十师很快就没有了消息,估计是电台被打坏了。

方先觉焦急地等待着预十师归队,卢庆贻也在等待着,可是,好多天过去了,预十师没有一个人回来。

常德光复后,他们才知道,预十师全军覆没。

如今,能够找到的预十师老兵只有吴淞一个人。

吴淞是一名和尚,他在当初预十师激战地的乾明寺出家,为血战到底全军覆没的预十师将士守灵。

吴淞被人熟知,很有戏剧性。那一年,常德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来了一名和尚,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拿着笔记录着。当会议快要结束时,主持人询问谁还愿意上台发言时,穿着一身袈裟的吴淞走上了讲台,举起手臂,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吴淞的身份才被人知晓。他是预十师仅有的幸存者。

预十师的对手是日军第三师团,属于日军甲种精锐师团,这个师团曾经在石牌保卫战中与胡琏的十一师交手过,现在在德山阻击预十师驰援常德。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饿着肚子的中国军人奋不顾身地扑向日军,想从日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条口子,进入常德。师长孙明瑾手持一挺机枪在前开路,战士们紧跟而上。机枪子弹打完了,孙明瑾又拿起步枪,与汹涌而上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刺刀都折断了。

预十师所有将士都已杀红了眼,像一股旋风一样地扑向常德方向。

后来,日军一份电文评价预十师,对于预十师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感到“莫名震撼”。

孙明瑾将军的儿子孙瑞星曾在《追忆我的父亲孙明瑾》中叙述父亲牺牲的过程:“父亲率部冲锋至一山隘,一手持机枪的日军在三米处向他狂射。猝不及防中,父亲颈部、胸部、腰部和手臂,连中四弹,血流如注。父亲至死仍力持不倒,手扶卫士,喝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预十师就这样全军覆没。

几天后,日军打扫战场,看到有一具身穿高级将领制服的军人遗体,一半泡在水中。日军擦拭去军人领章肩章上的血污,看到一颗将星闪耀夺目,不知道是谁。日军从战俘中找到一名上尉,让他辨认。上尉看了一眼说“不认识”,但是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日军感到蹊跷,要求他继续辨认,上尉跪倒在地,抱着遗体痛哭失声。这具遗体,就是孙明瑾将军的。

日军深感孙明瑾将军忠勇,就用杉木棺材安葬了他,并在坟头树立了一块木牌,上书“中国将军孙明瑾”。

常德光复后,第十军军长方先觉陪同孙明瑾将军的夫人姜文珍从衡阳来到常德,寻找孙明瑾将军的遗骸。当孙明瑾将军的遗骸从棺材里移出时,只见满身血污,遍体弹洞,头部还有与日军搏斗时的累累刀痕。姜文珍一见,就昏了过去。

当天晚上,方先觉在孙明瑾将军的坟茔边搭建了一个木棚,亲自为孙将军洗身更衣。

天亮后,方先觉就将孙明瑾的遗骸运至衡山,在衡山重新安葬。安葬的时候,方先觉亲自拉着棺材绳索放进墓穴里。

衡山有中国最大的抗日烈士忠烈祠和忠烈墓。这些忠烈祠和忠烈墓最初建于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鉴于抗战烈士曝尸荒野,就在衡山建立公墓,以便后世瞻仰凭吊。

卢庆贻说,他不久前带着儿孙去过一次衡山,他和儿子卢定安、孙子卢正泉一起攀山越岭找到了孙明瑾将军的坟茔,看到荒草萋萋,虫鸣唧唧,冷风瑟瑟,不禁悲从中来。坟茔已经荒芜很久了,祖孙三代磕头拜祭英烈后,黯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