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保卫抗战果实,准备应付内战 第一章 厉兵秣马,华东战场旗开师出

蒋介石感到新耻重重

1945年8月10日,当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沸腾起来,举国欢腾、万民同庆。

在延安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人们举行庆祝集会,有的还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

在重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涌上街头,欢呼跳跃,庆贺胜利。

胜利了,为了今天的胜利,中华民族牺牲了无数优秀儿女的生命。胜利了,对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应当百倍珍惜。

维护和平,精诚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个炎黄子孙发自心底的呼声。

然而,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之时,蒋介石已经磨刀霍霍了。

重庆,曾家岩官邸。

在一间豪华的卧室里,蒋介石正舒适地倚靠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闭目养神。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他惊醒过来,顺手拿起话筒。

“报告委座,”话筒里传来陈诚异常兴奋的声音:“刚才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了!”

“日本投降了?”蒋介石激动地站了起来,似乎不敢相信地问道:“这个消息确实不确实?”

“确实,确实。”陈诚很有把握地说:“请委座考虑,是不是立刻召开一次会议……”

“好!你马上通知到我这里开会。”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陈诚的建议。

放下话筒,蒋介石背着手,在房间踱来踱去。

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内心的喜悦蓦然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躁动、烦闷、焦虑。

蒋介石心目中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并不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安定团结,而是意味着国共两党重新分裂的开始,后面的灾祸和礁石将会更多。他深感在这片国土上还有强劲的对手,往后还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办。然而他也明白,胜利出人意料,简直来得太快了,要想消灭他的敌人,还有许多方面没有准备好。

不是吗?当胜利的欢乐显露在人们脸上的时候,他的440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不利。他的军队尚未运到沿海诸省。目前他的兵力分布并不占优势,恐怕……

陈诚、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张群等军政大员很快到达曾家岩官邸,已经在会议厅等候了。

蒋介石的脚刚踏进会议厅的大门,所有的党国要人都站了起来,几乎同声说:“恭喜委座!”

蒋介石扫视了一下大员们,清了清嗓子,不紧不慢地说:“同喜!同喜!不过,最后胜利来得这么快,一切都没有准备好,真是措手不及。”说完,一屁股坐下,轻轻地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就坐。

“总裁的训示引起了我们的警惕。”陈诚心领神会,马上站起来说:“抗战既然胜利,那我们的工作也就更艰巨了。因为,诸位都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非常猖獗的。若不迅猛地清除这股祸水,则国无宁日,党无宁日,民族亦无宁日。”

“说得好!”蒋介石听了他的一席话,十分赞同地点了点头。

“委座。”何应钦站了起来,开口说道:“陈部长的意见虽然可取,不过,不过……”

蒋介石问:“不过什么?”

何应钦接着说:“不过,陈部长只是把问题提了出来,却听不到解决问题之策。比如说,不消灭共产党不甘休,可是怎样打下去?怎样消灭共产党,总得提出些具体、有效的办法!”

“唔!”蒋介石摸了摸下巴,看了他一眼。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要紧的事情当然是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那么谁来对付?难道只有我们国民党吗?不,还有日本人,他们是我们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因此,我们对日本应该宽大为怀,表现我们的大国风度。”

“好!”这句话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我想说得明确一点,就是有必要,我们不妨化敌为友,请日本人帮忙,先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说。”

“这个办法好!”蒋介石兴奋不已,对何应钦说:“静之,你该记得那个冈村宁次吧?一定要把他笼络好。对于反共战争,冈村是一个好手,将来我们一定用得上他。”

大家面面相觑。冈村是侵华日军总司令。他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路人皆知的,可是蒋介石竟然指示何应钦把冈村笼络好。

顿时,会场上死一般寂静。

“委座。”宋子文站了起来,快言快语地说,“我觉得应该三思而行。因为冈村的名声太坏,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不要引起舆论的指责。”

“这一点大家放心,”蒋介石似乎早有准备,慢条斯理地说:“名义上我们还是把他监禁起来。这就是说,对外我们说他是囚犯,对内我们把他当朋友。今天化敌为友,文章就要做在这里。”

“这一点我明白,”宋子文点点头道,“不过本党之中,反对冈村和反对如此化敌为友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是小心为妙!”

“子文,你过于小心了!”蒋介石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说:“这个问题别谈了。当前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日本人向共产党投降,而要向我们投降。对此各位有什么高见?”

陈立夫、张群等要员纷纷发言,对于如何受降,如何消灭共产党提出了不少意见。

蒋介石频频点头,表示同意要员们的意见。最后,他下达了重要指示:

“大家对于如何受降的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同时对于尽快消灭共产党的办法是一致赞成的,这很好。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有三点:第一,命令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要维持现状,固守据点,除按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行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第二,要从速拟定受降接收人员名单。第三,立刻和美方协商,希望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军队运送到沿海各省。”

“是!”众要员异口同声地说,然后纷纷站起来告辞。

8月11日,蒋介石以“抗战最高统帅”的名义连续发布命令,要国民党的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占领解放区。命令伪军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切实维持地方治安”,阻止人民军队受降。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

8月15日,国民党政府的发言人宣布,“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公敌”。

为了稳住共产党,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又连续三次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8月23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时局和同国民党谈判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定下了应邀谈判的方针。毛泽东总结说:“我是否出去?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后,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会议最后作出正式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8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各中央局发出电报通知:在毛泽东赴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就在这一天,简陋的延安机场降下了一架美式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位气宇轩昂的外国人和一位戎装笔挺的中国人。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上将。他们是专程来迎接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

8月28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来到延安机场,为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行。

飞机徐徐驶离跑道,冲向蓝天。

当日下午3时45分,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响起了马达的轰鸣声,一架草绿色的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门打开了。第一个出现的是毛泽东,他身穿蓝灰色的中山装,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脚穿黑色皮鞋,身材魁伟,容光焕发。他一出现,机场上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微笑着,取下头上戴的礼帽,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动。紧随着毛泽东走下飞机的是中共代表团的另外两名成员,周恩来和王若飞,以及赫尔利和张治中。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大批中外记者涌上来,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来到重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别墅设宴,为毛泽东等洗尘。这是中国两个最大政党的领袖,也是两个宿敌在经过近20年的较量后再一次握手。

欢迎宴会气氛热烈而和谐,据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说:“席间蒋介石和毛泽东同志曾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气氛甚为融洽。”

然而,第二天正式商谈一开始,双方的分歧立即显露出来。蒋介石摆出一副极度宽容的姿态,对毛泽东、周恩来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接过蒋介石的话头,诚恳地说:“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毛泽东的话还没说完,蒋介石便不耐烦地咕噜一句:“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毫不客气,批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

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寝食难安,耿耿于怀。他在日记中感慨道:“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在和平谈判的掩饰下,蒋介石通过美国的帮助和日伪军的接应,迅速调动大量兵力,驰运华北、华东、东北地区,以受降为名,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阻止人民军队的受降,以部署其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待机进攻。

蒋介石迅速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截至9月中旬,共调动了36个军、73个师,其进攻情况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9月上旬出动7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我上党地区(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古称上党郡)。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出动6个军,其中4个军在夺占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5城后,沿平绥铁路(北平至归绥)东进,先头已逼近张家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动8个军,其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先头已抵郑州;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至临汾以北,准备进占石家庄、北平、天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以3个军沿平汉铁路向新乡推进,准备与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3个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徐州、济南段。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以2个军进占浦口、蚌埠,拟与徐州的国民党军相衔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出动2个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出动1个军围攻我进至湘粤边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出动4个军包围中原我军。10月、11月,美国以军舰、飞机陆续将国民党的第92、第94、第13、第52军分别运到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以接应沿铁路线推进的国民党军主力。

蒋介石要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我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

9月20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司令长官:“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陈毅重返华东

1945年8月25日早上,延安东关机场。一架草绿色的军用运输机轰然腾空,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在机舱里,坐着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萧劲光、滕代远等20名高级将领。

从机舱窗口俯瞰祖国的河山,陈毅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又要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华中地区。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委员,同政治委员刘少奇等,将华中9万兵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实现了新四军在组织和指挥上的统一。

1942年春刘少奇返回延安后,陈毅代理军委分会书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领导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壮大了部队,巩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陈毅到延安,汇报华中工作,参加整风学习。同时继续参与指导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自从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全面进攻而已。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马上伸出手来抢摘本不属于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争”。内战的爆发是必然的。

8月12日,中共中央对华中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为具体落实中央的这一部署,陈毅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对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如下指示:在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地区各县;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县的农村市镇。

在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军部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位置。

中共中央为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的扩大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陈毅为12委员之一。

对于陈毅的工作,中共中央也作过审慎的研究。因为当时迅速从日伪手中收复东北是全党的一项突出重要的任务,主持东北军事工作有两个人选:一是陈毅,一是林彪。中央考虑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主席和他谈话。

记得那一天,陈毅得到毛泽东主席要见他的通知后,急忙赶到主席住处。

“报告!”

“一定是陈毅!请进!”

“主席,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吧!”陈毅是个急性子,一进门就问道。

“别急,坐下来慢慢谈。”毛泽东亲切地说。

“主席,中央是不是决定派我到战略区去工作?”陈毅刚刚坐下,又问道。

“你猜得很对嘛!本来中央是想让你去东北。但考虑华中更需要你,决定让你去华中领导工作。”毛泽东认真地说。

陈毅犹豫了片刻,坦诚地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陈毅是在考虑同饶漱石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便鼓励他说:“不起作用?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

望着主席那充满信任的眼光,陈毅坚定地说:“请中央放心,一定完成好任务!”

几个小时后,地面上出现了火把,飞机转了转圈儿,降落在晋东南黎城县的长宁临时机场上。

陈毅在黎城停留了一两天,许多人已向各自负责的战区进发了。而他向华东去,必须经过冀鲁豫军区,便同该军区的杨得志司令员结伴而行。

陈毅在途中,接到中央指示,嘱他取捷径转赴山东,接替罗荣桓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罗迅速去东北工作。

原来,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刘少奇起草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对全国战略部署作了调整,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另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华东新四军(除第5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江我军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另成立华中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盘马弯弓雄师出

10月3日,陈毅一行终于抵达微山湖东岸的夏镇(现微山县所在地)。山东军区第8师原师长何以祥已带车来接。

“哪里搞来的呀?”陈毅一看,是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惊喜地问。

“前几天打峄县缴获的,本来觉得开它来接首长最好,谁知车子旧了,走走停停,还落在骑兵屁股后面。”何以祥抱歉地回答。

陈毅哈哈大笑说:“不错不错,你们这里有人才!”

接到峄县城,吃午饭的时候,陈毅对第8师的首长们说:“党中央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我们是力争和平的。但对和平不要抱有幻想,要把立足点放在‘打’字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给我们山东军区的任务,就是要向日伪军大举反攻。同时要把守住山东南大门,坚决粉碎蒋介石打通津浦路的企图,阻止国民党部队北上。这个任务很重要。蒋介石想占华中、攻华北、抢东北,我们针锋相对,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硬是不让他们从津浦路、平汉路运兵。”

何以祥越听越兴奋,请求说:“请军长给我们全师的干部开个会,讲讲时局问题吧!”

陈毅爽朗地笑笑,“要走,要走,给你们开了会就要误大事喽!”

他必须赶到临沂,第一件大事便是同即将率领大军开赴东北的原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交接工作。

第二天,他赶到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在城西的天主教堂会见了红四军时期的老战友罗荣桓。交接工作后,罗荣桓将自己用的一张虎皮褥子送给了陈毅。

陈毅感激地收下后,风趣地说:“好呀,人家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现在我怕要睡在老虎的背上了。”

罗荣桓走后,陈毅将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首先,山东主力部队绝大多数开赴东北,包括八路军山东军区第1、第2、第3、第7师全部,第5、第6师的主力,18个警备团和基干团,部分军政干部共约6万人,只留下第4、第8两个师。同时,新四军第3师约3万余人,也由黄克诚师长率领北调出关。陈毅所能指挥的山东野战部队,实际只有5万,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以及华中方向新四军9个旅,整个华东总兵力也才40万人。

第二,华东局面复杂,敌情严重。蒋介石还都南京,苏鲁解放区将成为直接威胁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大患”,成为蒋介石调兵北运的“大障”,必先除之而后快。而陈毅所辖部队,力量相当分散,有的是刚从华中调到山东的,有的是刚从地方武装调到主力部队的。要在这种情况下将部队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野战兵团,来对付武器装备、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困难很多。

陈毅到达山东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组织新四军和山东军区进行了机构调整、部队调动和整编等工作。

不久,中共华东局成立。中共中央决定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后又批准以饶漱石、陈毅、黎玉、张云逸、舒同、李林、郭子化组成华东局常委会,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台湾七省和南京、上海市,地处沿海,长江横贯其中。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生产发达,商业繁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个地区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顽强地进行过各种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经淞沪、徐州作战后,纷纷西撤,这片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1938年,八路军第115师和新四军肩负起敌后抗战的使命,在罗荣桓、徐向前和叶挺、项英、陈毅、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分别挺进山东和长江南北,依靠广大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收复了大片国土,在华中和山东创建了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鄂豫皖边、皖江、浙东、胶东、鲁南、鲁中、渤海、滨海等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山东和华中两大解放区的面积已达31万平方公里,人口6,020万。

根据中央的部署,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立即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委。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后,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苏中、淮南军区及两个独立旅和8个军分区。

同时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兼任司令员,谭震林兼任政治委员,刘先胜兼任参谋长,钟期光兼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4个纵队。王必成、江渭清分别任第六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段焕竞任副司令员,陈铁君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姬鹏飞任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杜屏任参谋长,卢胜任政治部主任。陶勇任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清任副司令员,伍洪祥任副政治委员,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张震任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子健、杜新民任副司令员,姚运良任参谋长,王学武任政治部主任。

对苏中和淮南军区的领导亦作了调整。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参谋长朗炳云,政治部主任陈时夫。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治委员肖望东,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从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