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妹是自杀的。

当阿怡在沙田富山公众殓房听到警察说出这句时，她不由得激动地争辩，口齿不清地吐出“不可能”“你们根本没好好调查”“小雯才不会自杀”之类的话。负责案件的程警长是个年约五十、发鬓带点花白的瘦削大叔，虽然外貌带点痞子气，眼神却透露了他老实人的本性。面对阿怡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他倒能平心静气，以低沉稳重的声线安抚对方，并说出令阿怡无法反驳的话。

“……区雅怡小姐，您‘真的’认为您妹妹不是自杀的吗？”

阿怡很清楚，纵使她不想承认，小雯有充分的理由寻死。毕竟小雯在过去半年所受的压力，已超出了一个十五岁女孩能承受的范围。

而这一切，要从区家多年的不幸谈起。

阿怡的父母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新移民的第二代。自1946年内战开始，每月有许多人从内地涌进香港。阿怡的祖父母是从广州来港的，当时香港社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对来港者几乎来者不拒，于是他们落地生根，获得居留权成为香港居民。纵使得到留港的资格，这些“新香港人”的生活大都相当艰苦，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工时长、薪水低，居住环境更是恶劣；然而那时候香港正值经济起飞，所以只要吃得了苦，仍有改善生活的机会，有些人更能乘着浪潮，白手兴家，跻身成功人士之列。

可是，阿怡的祖父母抓不住这些机会。

1976年2月，筲箕湾爱秩序湾木屋区发生大火，上千间木屋遭焚毁，令三千多人无家可归。阿怡的祖父母都在这场大火中丧命，他们遗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亦即是阿怡的父亲区辉。区辉在香港没有其他亲人，结果投靠了另一位在火灾中失去了妻子的邻居。这位邻居有一个七岁的独生女，女孩名字叫周绮蓁，她便是阿怡的母亲。

因为家境清贫，区辉和周绮蓁都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为了帮补家计，两人未成年便投身社会工作。区辉在货仓当仓务工人，而周绮蓁在茶楼当侍应生，虽然每天为生活奔波，但他们没有抱怨，反倒感到微小的幸福——区辉与周绮蓁相恋，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他们于1989年赶及在周绮蓁的父亲因病去世前完婚，算是圆了长辈一个心愿。

就像是先人庇佑，之后数年，区家似乎摆脱了厄运。

周绮蓁和区辉婚后三年，诞下一个女婴。周绮蓁的父亲肚里有多少墨水，离世前留下遗言，说将来孙子出生，男的要叫“颂朗”，女的便叫“雅怡”。“雅”有高尚、美好之意，而“怡”则代表了和悦快乐。区辉一家三口租住土瓜湾一栋旧楼的小单位，生活上捉襟见肘，但尚算穷得快乐。区辉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妻女的笑靥，便觉得别无所求。周绮蓁持家有道，阿怡文静乖巧，区辉一心为家庭多赚几分钱，好让孩子他日念大学，不用跟自己和妻子一样，只念完中三便要找工作。区辉和周绮蓁都知道，彼一时，此一时，香港社会愈来愈看重学历，七八十年代只要肯吃苦便有工作，但往后的日子可不能用过去同一把尺来量度。

当阿怡六岁时，区辉更获得幸运之神眷顾——他们一家轮候多年的公屋终于有回音。

香港寸土寸金，地小人多，居住一直是香港人面对的生活难题。政府虽然有提供公共房屋，让低收入家庭以低廉的租金租住，但因为供不应求，申请者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才获得接纳。区辉在1998年收到房屋署通知，他们获分配观塘乐华邨奂华楼的一个单位。这对区家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在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下，区辉就职的公司大幅裁员，而区辉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板介绍他到另一间公司工作，薪水却大不如前，他正为阿怡上小学的学费与杂费发愁，房屋署的来信简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来，区家只要省吃俭用，还能够多存一点钱，以应付日后所需。

搬进乐华邨两年后，周绮蓁再次怀孕，为区家多添一位成员。区辉二度当爸自然喜不自胜，而阿怡亦渐渐懂事，知道自己当了姐姐，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担。由于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区辉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儿取名，于是他向邻居一位退休老师请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区辉在奂华楼前方空地的一张长椅上聊着，“令爱叫‘雅怡’，我们沿用‘雅’这个字，而‘雯’就是有花纹的云彩。”

区辉循老先生指示，抬头一看，夕阳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区雅雯……真是动听的名字啊。还好有黄老师你在，我这个老粗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么漂亮的名字啦。”

因为区家变成四人家庭，奂华楼的单位就显得略微狭窄。奂华楼的单位是为了二至三人家庭设计，室内没有房间间隔，如今人数增加，区辉可以申请换屋，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不过，房屋署回复说房屋供应紧张，无法在乐华邨甚至原区找到适合四人居住的单位，如果要搬的话，只能选择大埔或元朗。区辉跟妻子商量，周绮蓁笑着说：“我们在这儿住惯了，搬到老远的话，你上班麻烦，雅怡又要转校，划不来。我们这儿再挤也不及我们当年在木屋区那么挤吧？”

周绮蓁就是如此一位乐天知命的妇女。对妻子的说法，区辉搔搔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虽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学后，还是得让她们有自己的房间，他听闻这有助小孩独立成长。

然而区辉没料到，他根本没机会看到两个孩子上中学。

2004年，区辉遇上严重工业意外身亡，终年四十岁。

经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以及2003年的疫症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将业务外判，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逃避资方应负的责任。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可是由于不景气，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剥削。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考取了俗称“铲车”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这正是他的求职利器。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而是“拉缆”。在大型货柜码头，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必须使用铲车代劳。为了增加收入，区辉身兼两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拉缆员”。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2004年7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葵涌四号货柜码头的主管发现有一辆铲车不见了。他向工人们查问后，发觉失踪的不止铲车，还有一名拉缆员。在一众工人和警卫搜索下，一位六十岁的吊机操作员说看到区辉驾着铲车经过Q31区后没回来，于是主管带人到该区寻找。他们在岸边一个系缆墩上发现异样——系缆墩左方有明显的刮痕，旁边地上有黄色的塑胶碎片。工人们一看便认得，那些碎片来自码头的铲车。

主管慌忙报警，在消防队潜水员花了半个小时搜索后，证实了工人们不安的猜想。区辉出了意外，连人带车掉进海里，身体卡在车架与起重叉之间，而车子半埋在十二米深的海床上。当码头工人使用吊机将沾满淤泥的铲车吊上水面时，区辉已回天乏术。

阿怡失去父亲时只有十二岁，而小雯更只有四岁。

深爱的丈夫猝逝，周绮蓁肝肠寸断，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哀伤之中，因为她知道两个女儿以后只能依靠这位母亲。

按道理，区辉因公殉职，遗属应该可以依劳工法例获得六十个月薪金的赔偿，这样周绮蓁一家三口还可以利用这笔保险金撑几年。可是区家的噩运再度降临，仿佛区辉离世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帮忙，但公司只能付这个数目。”

“牛哥，阿辉替你们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门，晚上回来时孩子都睡了，两个女儿也没机会跟他多见几面，如今他出了事，我们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公司却只能拿出这丁点钱？”

“唉，嫂子，公司环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结业，到时连这笔钱也付不出来啊。”

“为什么要宇海老板出这笔钱？阿辉不是有什么劳工保险的吗？钱该由保险公司付啊？”

“阿辉的保险……似乎过不了公证行一关。”

牛哥是区辉在公司的前辈，跟周绮蓁见过几次面，所以宇海起卸运输姓邓的老板吩咐他当中间人，跟周绮蓁“洽谈”。根据他的说法，公司虽然有替区辉购买劳工保险，但保险公司委托公证行调查意外后，认为保险并不适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区辉在发生意外时已过了他的轮班时间，亦无法证明他当时驾驶铲车是履行职务；此外，坠海的铲车经过检验证实没有任何故障，所以不能排除区辉在驾驶时因为“个人健康问题”失去知觉、导致意外的可能。

“他们的说法是，搞不好阿辉下班后贪方便，开铲车代步，经过Q31区时隐疾发作，令铲车掉进海里……我甚至听到有人说要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不过老板说，做人不能落井下石，阿辉在公司没功劳也有苦劳，即使保险公司不赔也得做点什么。这笔‘恩恤金’是公司的心意，价码是小了点，希望嫂子勉为其难收下它吧。”

牛哥将支票递给周绮蓁时，周绮蓁的手一直在发抖。那句“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令她气愤得快要哭出来，可是她知道牛哥为人耿直，只是转述所闻，把脾气发泄在对方身上并无好处。那份“恩恤金”只等同区辉三个月薪水，对区家面临的财务困境，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帮助。

周绮蓁隐约觉得，牛哥接了一桩苦差，老板似乎隐瞒了什么，可是她没想到如何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利，最后只好接过支票，向牛哥道谢。

周绮蓁的直觉是对的。

区辉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财务，不至于像牛哥口中那么糟糕，虽然那也不是谎话，因为这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两笔坏账，就能动摇根基，在毫无先兆下倒闭并不稀奇。为了保障工人权益，以及防止因为大额意外赔偿拖垮公司，法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为员工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的风险，即使有员工受伤或殉职，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而，周绮蓁不晓得的是，尽管区辉的老板不用付钱，他也不希望保险公司赔偿巨款。

因为这样会影响公司的“信用额”。

只要赔偿个案成立，即便付款的是保险公司，也会令投保的企业信用额受损，往后保险公司便会要求该企业付更高的保险费。周绮蓁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资方会替员工向保险公司争取最大补偿，殊不知对方是一丘之貉。

香港的荣景，就是建立在被牺牲的草根阶层之上。大企业剥削小企业，小企业剥削工人，在老板们眼中，商业利益比个别工人的家庭前途更重要，哪怕那丁点利润不过占这些老板们财产的万分之一。

周绮蓁为了照顾家庭，生孩子后已没有全职工作，只偶然在相熟的洗衣店打打零工，赚点外快。既失去家中的经济支柱，又没有足够的赔偿金应付生活开支，周绮蓁只好母兼父职，重操故业，回到茶楼当侍应生。可是十年过去，物价飞腾，工资却跟十年前没分别。眼见月薪不够自己和女儿糊口，她只好另找兼职，一星期里有三天到便利店值通宵班，早上6点下班后，睡不够五个钟头又要到茶楼工作。

不少邻居劝周绮蓁辞职，申领综援，可是周绮蓁一口拒绝。香港社会福利署有一项“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让有经济困难的家庭申领救济金，并且会依家庭状况提供补助金及特别津贴。

“我知道我现在的收入只比综援金额多一点，假如我辞职拿综援，便可以全心投入照顾雅怡和雅雯。可是，你叫我以后如何教导她们要当个有承担、有责任感的人？”

周绮蓁回答邻居时都不动气，笑眯眯地反驳对方的建议会为小孩立坏榜样。

而这些言行被阿怡一一看在眼底下。

面对父亲离去，刚升上中学的阿怡受到很大的打击。区辉曾答应过女儿，说趁着阿怡小学毕业后的暑假一家到澳门玩三天，没料到来不及兑现承诺便撒手人寰。阿怡本来就是个内向的孩子，经历了生离死别变得更沉默寡言。不过她并非悲观消极，母亲树立的榜样令她了解到即使现实再残酷也得正直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周绮蓁每天忙于工作，家事就由阿怡一手包办，诸如打扫清洁、买菜煮饭，以至照顾四岁的妹妹起居饮食。才不过十二三岁，阿怡已懂得照顾家庭，甚至晓得如何省钱，以有限的家用维持生活所需。阿怡每天下课后不得不拒绝同学的邀请，缺席课外活动，久而久之，她跟同学们的关系愈趋疏离，甚至被视作孤僻的怪人，但她毫不在意——她比同龄的孩子成熟，知道自己的责任。

跟阿怡相比，小雯的成长却似乎没有受父亲早逝影响。

在母亲和姐姐的庇荫下，小雯就像一般孩子一样无忧地长大。有时阿怡觉得自己好像太宠妹妹，但只要看到小雯天真的笑脸，她又觉得姐姐宠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小雯偶尔顽皮耍性子，惹得阿怡板起脸孔责骂她，但每当阿怡急得哭出来——毕竟她只是个中学生——小雯便会反过来哄姐姐，噘着嘴摸着阿怡的脸庞亲昵地说“姐姐别哭”。有时周绮蓁深夜下班回家，会看到两个女儿吵嘴后和好抱着一起睡的样子。

对阿怡来说，五年的中学生涯过得很不容易，但她还是熬过了，班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她的会考分数足够她升读预科，班导甚至认为她往后能进一流的大学，但无论老师们如何劝说，她都不为所动，决定中五毕业后便出社会工作。在父亲去世那一年，阿怡已做了这个决定，无论成绩如何，她也会放弃读大学的机会，为的是分担母亲一个人赚钱养家的责任。

“妈，我出来工作，多一份收入，你便可以轻松点了。”

“怡，你难得有机会升预科，就不要放弃。钱你不用担心，我顶多多接一份兼职……”

“妈！别说了，你再这样操劳，迟早熬出病来。过去两年为了我的学费你已经很辛苦，我可不能让你再为我未来的学费费心啊。”

“也不过多两年罢了，我听说大学有什么资助计划，到时学费就不成问题吧？”

“不，大学虽然有学费借贷，但毕业出来工作，那笔钱还得要还的。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点不高，更别说我念文科，可以选择的职业就更少，到时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工作，每月要还钱，余下能给你的家用就更少了。而且我升学的话，未来五年家里还是只有你一份收入，五年后大学毕业，扣掉还款后我能给你的也不多，搞不好你还要再撑五六年。妈，你今年四十了，难道你要继续这样瞎忙到五十岁吗？”

周绮蓁对阿怡的话反应不来。她不知道阿怡为了说服自己，这番话已演练了快两年，她当然无反驳的余地。

“可是，我现在就职的话，一切便不同了。”阿怡继续说，“一来我不用等五年便能收到第一份薪水，帮忙解决日常开支，二来我不用欠政府一笔学费，三来，我能趁年轻累积工作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好好工作，到小雯中学毕业时，我们应该已有一笔储蓄，小雯便不用面对我今天的烦恼，可以全心全意念书，甚至到外国留学也无问题。”

阿怡一向不擅长说话，但这番由衷之言却说得十分流利。

周绮蓁最后同意了阿怡的想法，毕竟客观而言，阿怡的话很有道理。不过，周绮蓁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很不中用，要大女儿为小女儿牺牲前途。

“妈，相信我，一切都是值得的。”

阿怡中五毕业时已做好出路打算。因为要看家和照顾妹妹，阿怡只能以阅读作为消遣，而由于家贫，她看过的书籍大都是从图书馆借阅的。基于这个背景，她很希望能在图书馆就职，而结果亦遂其所愿，她成功申请到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在铜锣湾东部的香港中央图书馆上班，成为康文署的合约雇员。康文署全名“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负责统筹香港的康乐体育及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和服务，包括管理公共图书馆。

虽然阿怡打的是政府工，她却不是公务员，没有公务员特有的福利。香港政府为了节省开支，一如其他私人企业，舍弃聘用长期员工，改以合约形式招请职员——合约通常为期一至两年，完结后员工便自动解聘，资方不用考虑裁员带来的麻烦与亏损，遇上不景气时便让员工“自然流失”，好景时则跟员工续约，控制权在雇主手上。事实上，政府也有将部分工作外判给私营公司，所以在公共图书馆里工作的人，可能只是某小公司的兼职员工，而他们的待遇比合约雇员更差。阿怡就职后知道这情况，不由得想起父亲的不幸遭遇，在图书馆的一些老保安员身上，仿佛看到当年父亲的影子。

不过阿怡没有不满，即使职位低微，她的月薪也差不多有一万块，这大大改善了区家的环境，周绮蓁亦能辞去兼职，减轻压在身上多年的重担。虽然周绮蓁仍到茶楼上班，但留在家中的时间较长，而照顾念小四的小雯的责任，便渐渐从阿怡转回母亲周绮蓁身上。图书馆的工作是轮班制，阿怡在家的时间不定，跟妹妹的相处时间变短，起初小雯还经常抓住一脸倦容、刚下班回家的姐姐谈天说地，可是后来她似乎接受了姐姐工作忙碌的事实，不再那么黏人。阿怡一家的生活逐渐变得正常，她和周绮蓁不用再为财务和家庭责任烦心，她们似乎苦尽甘来，失控多年的生活终于回到正轨。

可是安稳的岁月在阿怡开始工作后第五年终止了。

去年3月，周绮蓁在茶楼的梯间绊倒，右腿股骨骨折。阿怡接到通知后焦急地向上司请假，匆匆赶到医院，而她没想到，在医院等着她的，是更骇人的噩耗。

“周女士不是因为跌倒而骨折，而是反过来因为骨折而跌倒的，”主诊医生对阿怡说，“我怀疑她患上多发性骨髓瘤，要再做详细的检查。”

“多发性什么？”阿怡听到这个陌生的词语，感到异常错愕。

“多发性骨髓瘤……血癌的一种。”

两天后，阿怡在充满恐惧的等待中，得悉了诊断报告。周绮蓁患了癌症，而且已是末期。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由于浆细胞异变，产生骨髓癌细胞，在身体多处的骨头里形成癌组织。如果发现得早，患者可以存活五年以上，也有病发后成功治疗活十年以上的病例；可是周绮蓁的病况已是末期，化学治疗和移植造血干细胞等等也不会有效。医生估计，阿怡和小雯的母亲只有不到半年的寿命。

其实周绮蓁早察觉身体有毛病，只是一直没理会，把骨髓瘤的病征——例如贫血、骨痛、肌肉无力——当成工作时间太长导致的关节炎和过劳等。事实上，就算她曾因为关节痛求诊，医师也只当成一般的软骨退化和组织发炎来治理，毕竟多发性骨髓瘤多发生在年老的男性身上，在四十余岁的妇女身上发病，颇为罕见。

阿怡没想到母亲会患上绝症。在阿怡眼中，周绮蓁就像《百年孤独》里老布恩迪亚的妻子伊瓜兰一样坚强，即使活不到一百多岁，也一定会成为一位壮健的老人家，看着子孙长大独立。当她细心察看病榻上的母亲时，她才惊觉年近五十的母亲不再年轻，多年的操劳将身体磨蚀掉，眼角的皱纹就像枯干树皮上的龟裂一样深刻。她握着母亲的手默默流泪，可是周绮蓁却表现得泰然自若。

“怡，别哭。还好你坚持中五毕业便工作，我现在走，至少不用担心你们两姐妹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

“不，不，那才不好……”

“怡，答应我，你要坚强一点。雯雯是个纤细的孩子，以后便得由你照顾了。”

对周绮蓁来说，死亡并不可怕，尤其她知道丈夫在彼岸正等着她。她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两个女儿。

结果比起医生的估计，周绮蓁更早离世。两个月后，她因为血钙浓度过高引起并发症，肾衰竭和心脏病发死亡。

在母亲的葬礼上，阿怡忍住了眼泪。这一刻她完全体会了母亲送别父亲的心情——即使再哀伤，即使再悲恸，她都要坚强地撑住，因为往后小雯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在小雯身上，阿怡看到十年前的自己。那个失去父亲、眼神空洞彷徨的自己。

阿怡觉得，小雯因母亲病逝所受的打击，比当年自己失去父亲更大。阿怡本来就不爱说话，但小雯一向开朗，在母亲离世后变得话少内向，反差尤其明显，跟以前判若两人。阿怡还记得以往一家人快快乐乐吃晚饭的情形，小雯总爱在餐桌上谈学校生活，诸如哪位老师在早会说错话出糗、班长向导师打了什么小报告、班上流行什么无聊占卜话题，说得口沫横飞。那些愉快的片段，恍如隔世之遥，如今小雯在餐桌上只低头默默地扒饭，如果阿怡不主动打开话匣子，小雯会在吃完饭后吐出一句“我吃饱了”便离开座位，再缩回自己的“房间”面无表情地滑手机。自从阿怡外出工作后，周绮蓁改动了家具位置，利用柜子和书架分隔出两个小小的空间，好让女儿们有一点隐私。

——先给她一点时间吧。

阿怡如此想。她不想逼妹妹改变，尤其小雯正值十四岁的尴尬年龄，阿怡理解到硬要这个年纪的孩子克服内心的悲伤只会适得其反。阿怡深信，不久小雯便会走出阴霾。

的确，小雯在母亲病逝半年后渐渐回复昔日的神情，阿怡也看到妹妹偶尔露出笑容，只是她们没想到，家族的不幸并没有因为母亲离世而终止，命运将她们导引至更严苛的处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