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查伦杰教授那儿碰碰运气

我一直喜欢麦卡德尔,这个上了年纪的、红头发的新闻编辑,我也希望他喜欢我。当然博蒙特才是真正的老板,但是他生活在奥林匹亚顶峰稀薄的气层里,从那里他是看不见比国际危机或者内阁意见分歧更小一点的事情。他高高在上,超越我们。但是他有代理人,麦卡德尔就是第一代理人。我进屋子的时候,老头向我点点头,把眼镜向上推得老高,一直推到光秃的脑门上。

“嗳,马隆先生,我从各方面听说,你象是干得很好,”他用苏格兰口音和善地对我说。

我谢了谢他。

“威根煤矿爆炸的报道好极了。火灾的报道也好极了。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请求你照顾一下。”

他看样子吃了一惊。“啧,啧!什么事啊?”

“先生,你想没想到可以让我为报纸出趟差?我会尽我的力量给你搞些好的稿子来。”

“你想的是种什么样的差事呢,马隆先生?”

“嗯,先生,任何有危险、要冒险的事情。我确实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完成。事情越困难,对我越合适。”

“你象是急着要送掉你的命。”

“要评价我的生命,先生。”

“恐怕有这类事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地图上巨大的空白区正在被填满,不论哪里都没有给传奇冒险留下地盘,不过,等一下!”他加了一句,脸上突然出现了微笑,”说起地图上的空白区使我想起来了。有个骗局——一个近代的牛皮大戏。拿他写篇文章倒不坏。嗯?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事情,什么地方都行。”

麦卡德尔想了一会。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跟那个家伙相处,友好地——或者谈话的措词最低限度是友好的,”最后他说。“你象是有那种能和别人建立联系的天才。”

“谢谢你,先生。”

“那么你为什么不上查伦杰教授那里碰碰你的运气呢?”

我想我露出来了吃惊的样子。

“查伦杰?”我叫了起来。“查伦杰教授,有名的动物学家。他不就是把《电讯报》布伦德尔的脑袋打破了的那个人吗?”

新闻编辑笑了。

“你害怕吗?你不是说你要去冒险吗?”

“当然去冒险。我不怕,先生,”我回答。

“我不认为他总是那样坏。很可能布伦德尔上他那去的不是时候,或者是用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方式。跟他说话要策略些,你的运气会好的。我相信,这件事正是你所需要的。”

“我对他还真的一无所知,”我说。“是因为布伦德尔那件事,我才记得他的名字。”

“我这里有点笔记,马隆先生。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挺注意他。”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把这个拿去吧!今晚上我再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了。”

我把纸放到口袋里。

“等一下,先生,”我说。“我还不很清楚,我访问这位先生是为了什么。他做过什么事吗?”

“两年前他一个人到南美做了一趟探险,去年回来了。毫无疑问他是到过南美,但就是不说到底到了哪儿。他在讲那次冒险时含含糊糊的,有人提出质疑,他就紧闭上嘴。或者是某些奇迹一样的事发生过——或者这个人撒谎,而这个假设是更可能的!他有几张保护得不好的照片。有人说这些照片是假的。他不回答任何问题,把记者踢出门去。我的意见是,他不过是个对科学有兴趣的夸大妄想症的病患者。马隆先生,这就是你的采访对象。现在,大步走吧,瞧瞧你将会做点什么。你年龄够大了,能照顾你自己了。”

会见结束了。

我上俱乐部去,路上我停了下来,望着黑暗的泰晤士河,在露大地里我总是思考得更加清楚。我拿出麦卡德尔给我的那张纸片,在电灯下读了起来。我当时产生了一个灵感。根据别人给我介绍的情况,我担保作为记者我永远不会有希望和这位教授接触。而他的传记表明,他在科学上是个狂热的人,那么我得找出一个立足点,靠这个立足点他也许接见我。

我进了俱乐部。时间刚刚过了十一点,大屋子到处都是人。我看到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男人,靠着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当我把椅子挪近他的的时候,他转过脸来。是塔尔甫·亨利,《自然》杂志的工作人员。

“你知道点查伦杰教授的情况吗?”我问。

“查伦杰?”

我点点头。

“查伦杰是个从南美带回来些稀奇故事的人。”

“什么故事?”

“啊,瞎扯淡,说他发现了些古怪动物。我相信他现在已经不谈了。他跟大家会见了一次,会上那个笑啊,连他也看出来他的故事不行了。有一两个人原来准备把他当回事的,但很快对他就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

“嗯,由于他的行为让人不能忍受。动物学会有个可怜的老瓦德雷。瓦德雷曾写了封信:‘动物学会会长向查伦杰教授致敬,下次会议如蒙光临,本人将不胜感激。’他的答复要印出来,简直有伤大雅。”

“你说说吧!”

“好吧:信的一开始是:‘查伦杰教授向动物学会会长致敬,如蒙滚蛋,本人将不胜感激。’”

“老天爷啊!”

“是啊,我想老瓦德雷也这么说吧。”

“查伦杰还有什么事吗?”

“嗯,你知道,我是一个细菌学家,不过我还听说过查伦杰的一些事。他人聪明,富有活力,但是个赶时髦的人,而且粗鲁得令人不能忍受。他甚至为他在南美从事的工作造了一些假照片。”

“你说他是个赶时髦的人。他在什么地方特别赶时髦了?”

“有的是,但是新近的是魏司曼和进化论。我相信他在维也纳和人狠狠地吵了一场。”

“不能告诉我争论的要点吗?”

“现在不行,不过有记录汇编的译本。我们办公室里有。你愿意来一趟吗?”

“我正要那个。我必须去访问这个家伙,需要些材料。我一定得知道跟他谈什么。你对我真是太帮忙了,我现在就跟你去,不太晚吗?”

半小时后我坐在杂志社的办公室里,眼前是一本记录汇编。我不懂辩论的全部,但明显的是这位英国教授非常盛气凌人,把大陆上的同行都惹火了。汇编上我看到一处又一处用括号括起来的“抗议”、“吵闹声”等字眼儿。

“我理不出个头绪来,”我惊叫着。

“如果你不是个专家,当然那是有点难懂的,”塔尔甫·亨利回答我。

“哪怕能够找到一句有用的话,”我说。“啊,有了,这句行。这句我象差不多懂得。我把它抄下来,这将会使我和那位可怕的教授搭上关系。”

“再没有别的事要我做的了?”

“嗯,还有。我想写封信给他。假如我能在这儿写并且使用你的地址,那就太好了。你可以看这封信,我担保没有惹他生气的地方。”

“好吧!那是我的桌子和椅子。纸在那儿。不过你发信前给我看看。”

写信花了点时间,不过当信写完了的时候,我认为这事干得并不那么坏。我有些骄傲地向挑剔的细菌学家朗读着。

“‘亲爱的查伦杰教授,’”信写道,“‘作为一个大自然的研究者,我总是对你关于达尔文与魏司曼之间相异之处的考虑深感兴趣。我最近有机会重读——”

“你这个坏透了的骗子!”塔尔甫·亨利惊叫着。

“‘重读了你在维也纳出色的讲演。不过内中有句活,好象我不理解。如蒙允许,请赐一见,因为我有些建议,而这些建议只能在个别谈话中说明。如蒙同意,我定于后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前来叨光。

‘谨向先生致以真诚深切的敬意。爱德华·顿·马隆敬启’”

“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

“嗯,假如你能昧着良心——。不过你这是要干什么?”

“到他那儿,只要我到了他的屋里,我也许会知道怎么做。我甚至可以坦白认罪。假如他有运动家的风度,他会理解的。”

“好吧,再见。星期三上午在这里我会接到给你的答复——如果他真答复的话。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谁都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