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是不是士的宁?

“你在哪儿找到这东西的?”我问波洛,感到很奇怪。

“在废纸篓里。你认得这笔迹?”

“是的,这是英格里桑太大的笔迹。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波洛耸了耸自己的肩膀。

“我说不出——可是这是有启发的。”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诞的念头。可能是英格里桑太太神经失常了吧?她是不是由于着了魔而有了某种古怪的念头?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她自己结果了自己的生命呢?

我正想对波洛说出这些推测,可是他的话又把我搞糊涂了。

“喂,”他说,“现在去检查那些咖啡杯吧!”

“亲爱的波洛,我们已知道可可的情况了,查那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

“嗨!那倒霉的可可啊!”波洛轻浮地叫了起来。

他满脸高兴地笑着,伪装绝望地把双手举向天空。我当然不应该这样想,可我认为这种举止也许是最粗俗的了。

“可是,不管怎样,”我说道,语气更加冷淡了,“尽管英格里桑太大自己又把咖啡端到楼上去,可我看你别指望能发现什么了,除非你认为有可能我们会在咖啡托盘里发现一小包士的宁!”

波洛立刻变得严肃了。

“得啦,得啦,我的朋友,”他挽住我的手臂说道,“别生气了!你就允许我对我的咖啡怀发生兴趣吧。我也一定尊重你的可可。好!这下成交了吧?”

他如此风趣幽默,逗得我不得不笑了;于是我们一起走向客厅。咖啡杯和托盘仍象我们离开时那样静静地在那儿摆着。

波洛要我扼要叙述一下前一天晚上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核实了每只杯子的位置。

“这么说,卡文迪什太太站在那茶盘旁边——斟咖啡。嗯。后来,她走到窗口你同辛西娅小姐坐的地方。对了。这儿有三只杯子。壁炉台上那怀喝了一半的,是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的。那末茶盘里的一只呢?”

“是约翰·卡文迪什的。我看他放在那儿的。”

“好。一、二、三、四、五——那末英格里桑先生的杯子呢?”

“他没喝咖啡。”

“那就全弄清楚了。等一等,朋友。”

他小心翼翼地从每只杯底倒出一、两滴咖啡来,把它们分别封装在试管里,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还依次地每种都尝了尝。他的面容奇怪地在变化。那儿凝聚了这样一种表情,我只能说它一半是使人迷惑,一半是令人宽慰。

“好了!”他终于说道。“明白了!我原来有一个想法——可是显然我是错了。是的,我完全错了。然而这很奇怪,不过不要紧!”

他以他那独特的架式耸了耸肩膀,消除了不知是什么一直困扰着他的疑虑。打从一开始,我本想就告诉他,他对咖啡这样念念不忘,其结果必然会使他走进死胡同,可是我忍住没有说出口。尽管波洛现在老了,当年他毕竟是一位名人。

“早饭准备好了,”约翰·卡文迪什从过道里走了进来,说道。“你乐意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吗,波洛先生?”

波洛默然同意。我朝约翰看了看。他差不多已经恢复了常态。昨晚上今人震惊的事件曾一度使他心烦意乱,可是他的平静沉着很快就又回复到正常。他是个极为缺少想象力的人,和他的弟弟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他弟弟,也许是想象力太丰富了。

这天早晨,从一大早开始,约翰就一直忙碌着,发电报——第一封就发给伊夫琳·霍华德——给报纸写讣告,以及通常在办丧事时得做的那些令人感伤的事务。

“我可以问一句吗?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他说。“你的调查表明,我母亲的去世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还是我们必须对最坏的情况得有所准备?”

“我认为,卡文迪什先生,”波洛严肃地说,“你最好还是别让你自己产生任何虚假的希望。你能告诉我家里其它成员的看法吗?”

“我的弟弟劳伦斯确认我们是在无事自扰。他说一切都表明这完全是由于心力衰竭。”

“他是这样看的?那倒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波洛轻声咕哝着。“那末卡文迪什太太呢?”

约翰的脸上掠过一片薄薄的阴云。

“我一点不知道我妻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一回答接着形成了短暂的僵局。还是约翰打破了这相当尴尬的沉默,他稍微有点费力他说:

“英格里桑先生已经回来了。我告诉你了吧?”

波洛低了下头。

“这情况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很尴尬的。当然,本来应该象往常那样对待他,——可是,嘿,那怎么成,坐下来和一个有可能是杀人犯一起吃饭,怎能叫人不恶心!”

波洛同情地点点头。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是很为难,卡文迪什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英格里桑先生昨晚没有回来,我相信是因为他忘了带大门的钥匙。是这样吧?”

“是的。”

“我想你是完全相信他忘记带大门钥匙了——可是他到底带了没有呢?”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看一下。我们总是把那钥匙放在门厅的抽屉里的。我去看看,现在是不是在那儿。”

波洛微笑着举起一只手。

“不,不,卡文迪什先生,现在太晚了。我确信你一定能找到它的。即使英格里桑先生真的带走过,现在他也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把它放回去了。”

“那末你认为——”

“我没有任何想法。要是今天早上,在他回来之前,恰巧有人看过,看到它是在那儿,那才是一个对他有利的有价值的论据。如此而已。”

约翰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别担忧,”波洛温和地说。“我要让你放心,你没有必要让它来烦扰你。由于你是如此好客,那就让我们去吃点早饭吧。”

所有人都聚集在餐室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聚会,一次令人震惊的事件以后反应总是难受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在忍受着痛苦,但是礼貌和良好的教养告诫说我们的举止应该完全象往常一样。可我仍然没法消除惊讶的心情,如果说这种自制确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的话。没有人眼红泪洒,也没有人暗自悲伤,我感到我的看法没有错,看上去多卡斯是个人方面受这一惨案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我朝阿弗雷德扫了一眼,他多少有点装成是个失去妻子的鳏夫的样子,对于这种虚伪,我感到作呕。我真想知道,他是否了解我们任怀疑他。无疑,由于我们瞒着他,他是没法知道这一事实的。他已预感到有某种可怕的潜藏着的危险吗,还是自信他的罪行不会受到惩罚?空气中这种怀疑的气氛一定会对他提出警告:他已成了一个可疑的人。

可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怀疑他呢?卡文迪什太太怎么样?我朝她注视着,她坐在餐桌的头上,庄重,镇静,莫测高深。她上身穿着件光滑的灰色外衣,腕部的白色褶边披落在纤细的双手上,看上去十分美丽动人。然而,只要她愿意,她的脸可以变得象斯芬克斯一样神秘莫测。她沉默寡言,很少开口,还有一点奇怪的是。我觉得她那品貌的强大力量在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

还有年轻的辛西娅呢?她怀疑么?我感到她看上去疲倦不堪,象是病了。她的样子显得非常消沉,忧伤。我问她是不是觉得病了,她坦率地回答说:

“是的。我的头痛极了。”

“要不要再喝杯咖啡,小姐?”波洛关心地说。“它能使你恢复精神。用来治头痛,它是独一无二的。”他急忙跳起身来,拿了她的杯子。

“不要糖,”波洛刚拿起方糖钳子,辛西娅就看着他说道。

“不要糖?战争时期戒糖,呃?”

“不,我喝咖啡从来不放糖。”

“该死!”在把斟满的杯子端回来时,波洛自言自语地低声嘀咕说。

这话只有我听见,我好奇地朝他瞥了一眼,看到他的脸,由于抑制着的激动在抽搐,他的两眼也象猫眼似地发着绿光。想必他已听到或看到什么使他深为激动的东西了——可是那是什么呢?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不算笨的,但是这次我得承认,没有一点不平常的迹象引起过我的注意。

过了一会,门打开了,出现了多卡斯。

“韦尔斯先生看您来了,先生,”她对约翰说。

我想起了这个名字,这就是头一天晚上英格里桑太太给他写过信的那位律师。

约翰立即站起身来。

“把他带到我的书房里丢。”然后他转向我们。“我母亲的律师,”他解释说。接着又放低了声音:“他也是验尸官——你们知道。你们也许想和我一起去一趟吧?”

我们默认了,于是就跟着他出了房间。约翰在前面大步走着,我趁此机会低声问波洛:

“要审讯么?”

波洛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似乎正在想什么,这一来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是怎么啦?你没有留意我说的。”

“确实如此,我的朋友。我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辛西娅小姐喝咖啡不放糖。”

“什么?你不能严肃一点吗?”

“我这是最严肃的。嗳!那儿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的直觉是对的。”

“什么直觉?”

“这直觉使我坚持要检查那些咖啡杯,嘘!现在不谈了!”

我们跟着约翰走进他的书房,他关上了我们身后的门。

韦尔斯先生是位风趣的中年人,两眼敏锐,一张典型的律师嘴巴。约翰为我们俩作了介绍,并说明了我们一起前来的原因。

“你得知道,韦尔斯,”他补充说,“这是严格保密的。我们还是希望将会证明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查。”

“是啊!是啊!”韦尔斯先生安慰说。“我想我们本该使你免受审讯的痛楚和宣扬。可是没有医生的死亡证明,这样做当然是不得已的。”

“是呀,我也这样想。”

“鲍斯坦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是毒物学方面的权威。”

“不错,”约翰说,态度显得有点不自然。随后他又相当含糊地补充说:“我们会不会都得出庭作证——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

“你们,当然——还有——嗯——英格里桑——嗯——先生。”

略微停顿了一下,律师继续安慰悦,“任何一件旁的证据都能轻而易举地证实,这仅仅是形式问题。”

“我懂了。”

约翰的脸上掠过一丝宽慰的表情。这使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我没看出他所以如此的理由。

“要是你没有相反的意见,”韦尔斯先生继续说,“那我想就在星期五吧。那样就会有充裕的时间给我们研究医生的报告了。我想,是今天晚上验尸吧?”

“是的。”

“这样安排对你合适么?”

“完全合适。”

“亲爱的卡文迪什,我不需要告诉你了,听到这一最不幸的事件,我有多么悲痛。”

“在搞清这件事方面,你能给我们大力帮助吗,先生?”波洛插嘴说,我们进房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我?”

“是的。我们听说英格里桑太太昨天晚上给你写过信。今天早上你一定收到这封信了。”

“是收到了,可是信上并没有什么消息,它只是封短信,要我今天早上来看她,因为她要和我商量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她没有给你暗示这可能是件什么事情吗?”

“很遗憾,没有。”

“真是遗憾。”约翰说。

“太遗憾了。”波洛认真地表示同意。

大家都沉默了。波洛出神地想了一会。最后又转头朝向律师。

“韦尔斯先生,有件事情我想请教请教你——这是说,要是这不违反你的职业规则的话。英格里桑太太去世了,谁将继承她的财产?”

律师犹豫了一下,接着回答说:

“这一情况马上就要公诸于世的,假如卡文迪什先生不反对的话——”

“一点也不,”约翰插话。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不应该回答你的问题。根据她的最后的注明为去年八月的遗嘱,除了一些不重要的遗物遗赠给佣人等等之外,她决定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给予前房儿子约翰·卡文迪什先生。”

“那不是——卡文迪什先生,请原谅我提的问题——对另一个儿子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太不公平了吗?”

“不,我不这么想。按照他们父亲的遗嘱,继母去世后,在约翰继承遗产的同时,劳伦斯也能得到一大笔钱财。英格里桑太太把自己的钱都留给了她的长子,她知道他定能保住斯泰尔斯庄园。依我看来,这是个公平合理的分配。”

波洛沉思着点点头。

“我明白了。可是根据你们英国的法律,在英格里桑太太重又结婚后,这一遗嘱就作废了,我这说法不知对不对?”

韦尔斯先生点点头。

“由于我即将提出起诉,波洛先生,那规定现在完全无效了。”

“啊!”波洛说。他想了想,然后问道:“英格里桑太太本人知道这事吗?”

“我不清楚。她可能知道。”

“她刚知道,”约翰出乎意外地说,“就在昨天,我们议论到结婚后遗嘱就作废的事。”

“啊!还有一个问题,韦尔斯先生,你说‘她的最后的遗嘱’。这么说来,英格里桑太太在这之前写过好几份遗嘱吗?”

“她平均一年至少写一份新遗嘱,”韦尔斯先生沉着地说。“有关遗嘱中的财产分配,她老是喜欢改变主意,一会儿要赈济一个人,一会儿又要给另一个家里人一些好处。”

“假如,”波洛提示说,“没让你知道,她已写了一份对某个人有利的新遗嘱,而这个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例如,我们说霍华德小姐吧,你会感到吃惊吗?”

“一点也不会。”

“啊!”波洛似乎已经提完了自己的问题。

当约翰和律师正在讨论如何查看英格里桑太太的文件问题时,我挨近波洛身边。

“你认为英格里桑太太写了一份遗嘱,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给了霍华德小姐了吗?”我有点好奇地低声问道。

波洛笑了起来。

“不。”

“那你为什么要问呢?”

“嘘!”

约翰·卡文迪什已转身朝向波洛。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波洛先生?我们打算去查着一下我母亲的文件。英格里桑先生非常乐意把它全部交给韦斯先生和我本人。”

“那样就使事情单纯得多。”律师咕哝着说。“当然,从法律上来说,他是有——”他没有把这句句子讲完。

“我们得先查看一下闺房里的写字台,”约翰解释说,“然后再上楼去她卧室。她把大部份重要文件都保存在一只紫红色的公文箱里,我们得仔细查一查。”

“好的,”律师说,“很可能还有一份比在我这儿的这份更新的遗嘱。”

“有一份更新的遗嘱。”说话的是波洛。

“什么?”约翰和律师吃惊地盯着他。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朋友沉着地继续说,“有过一份。”

“有过一份,你这是什么意思?它现在在哪儿?”

“烧了!”

“烧了?”

“是的。瞧!”他取出我们在英格里桑太太房里的壁炉里找到的烧焦的纸片,把它递给律师,并且简要地解释了是在何时、何地找到它的。

“可是也许这是份老的遗嘱呢?”

“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几乎已经确定,这份遗嘱写的时间不会早于昨天下午。”

“什么?”“不可能!”两人一起冲口而出。

波洛转向约翰。

“要是你允许我把你的花匠叫来,我可以向你证实这一点。”

“哦,当然——可是我不明白——”

波洛举起了一只手。

“先照我要求你的办吧。以后你可以爱问多少问题就问多少。”

“好吧。”约翰按了按铃。

多卡斯及时地应声而到。

“多卡斯,你去告诉曼宁,叫他来一趟,到我这儿来谈一谈。”

“是,先生。”

多卡斯退了出去。

我们在一种紧张的沉默中等待着。只有波洛一个人显得十分悠闲自在,他掸掉了书橱上一只忘了擦的角落上的灰尘。

钉有平头钉的靴子踏在外面沙砾上的沉重脚步声。表明曼宁的到来。约翰询问似地看了看波洛,后者点了点头。

“进来,曼宁,”约翰说,“我要和你谈谈。”

曼宁慢慢地走了过来,犹豫地跨进落地长窗,尽可能近地贴窗站着。他两手捏着自己的帽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来回转着。他的背弯得厉害,虽然他的年岁也许不如看上去那么老。可是他的两眼炯炯有神,敏锐机灵,和他那张说话讷讷、相当谨慎的钝嘴极不相称。

“曼宁,”约翰说,“这位先生有些事要问问你,我要求你好好回答。”

“是,先生,”曼宁咕哝了一声。

波洛轻快地走向前去。曼宁的目光带着几分轻蔑朝他扫视了一下。

“昨天下午,你们在这屋子的南面栽种一畦秋海棠,是吗,曼宁?”

“是的,先生,我和威廉两个人。”

“英格里桑太太走到窗口,叫你们了,是吗?”

“是的,先生,她叫了。”

“用你自己的话确切地告诉我,在这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好的,先生,没多大事。她只是要威廉骑车到村子里去了一趟,买回一份遗嘱的格式纸,或者是象这样一类的——我不知道确切是什么——她给他写了个条子。”

“是么?”

“是的,他去了,先生。”

“后来怎么样?”

“我们就继续种秋海棠了,先生。”

“英格里桑太太没有再叫你们吗?”

“叫了,先生,她又叫了我和威廉两个人。”

“后来呢?”

“她要我们俩直接进来,在一张长长的纸的底下签了名,——在她的签名后面。”

“你们有没有看到在她的签名前面写的是什么?”

“没有,先生,那部分上面放着一小张吸墨水纸。”

“你们的名字是签在她告诉你们的地方的?”

“是的,先生,我先签,然后是威廉。”

“后来她拿这张东西怎么样了?”

“啊,这个,先生,她先把它装进一只长信封,后来把它放进摆在这张写字台上的一只紫红色箱子里了。”

“她第一次叫你们时是什么时候?”

“我想是四点来钟,先生。”

“不会更早?会不会在三点半左右?”

“不会的,我可不敢这样说,先生。更有可能是四点过一点——不会在四点之前。”

“谢谢你,曼宁,那就行了,”波洛愉快地说。

花匠朝自己的主人看了一眼,约翰点了点头,于是曼宁举起一个手指到前额,咕哝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转身走出落地长窗。

我们个个面面相觑。

“我的天哪!”约翰喃喃地说。“多离奇的巧合!”

“怎么——巧合?”

“我母亲刚好在她去世这一天立了一份遗嘱!”

韦尔斯先生清清自己的嗓子,冷冷地说:

“你就这么确信这是巧合,卡文迪什?”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你母亲昨天下午和一个人争吵得很厉害——”

“你这是什么意思?”约翰又大声问道,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脸色发白。

“由于那场争吵,你母亲非常突然地匆匆另立了一份新遗嘱。它的内容我们再也没法知道了。有关的条文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毫无疑问,今天早上她本来要和我商谈这个问题的——可是她没有机会了。这份遗嘱现在已经失踪,她把这一秘密带进了坟墓。卡文迪什,我怕的是这可能不是巧合啊。波洛先生,我确信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吧,这些事实是很富有暗示的。”

“有暗示也罢,没有暗示也罢,”约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都得大大感谢波洛先生阐明了这件事。要是没有他说,我们本来都是一直不知道这份遗嘱的。我想,我是不是可以问问你,波洛先生,是什么最初使得你怀疑这一事实的?”

波洛笑着回答说:

“一只上面涂着几个字的旧信封,还有一畦新栽的秋海棠。”

我想,约翰本来还要进一步问下去的:可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响亮震颤声。当它一掠而过时,我们都朝向窗口。

“伊维!”约翰叫了起来。“请原谅,韦尔斯。”他急急忙忙走出去了。

波洛询问似地朝我看了看。

“霍华德小姐,”我解释说。

“嗨,她来了我真高兴。这是个有头脑,也是好心肠的女人,哈斯丁。虽然仁慈的上帝没有赐给她一副漂亮的容貌。”

我也学约翰的样,走出房间,来到门厅里。霍华德小姐正在那儿竭力使自己从裹在头上的盘绕着的面纱中解脱出来。她的目光一落到我身上,一股内疚的悲痛突然朝我射了过来。就是这个女人她曾如此诚挚地告诫过我,可是对她的告诫,唉,我竟掉以轻心!我把它忘得多快,对它多不重视。而现在,她的话居然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得以证实,我感到羞愧。她对阿弗雷德·英格里桑的为人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怀疑,假如她一直留在斯泰尔斯的话,这一悲剧是不是一定会发生呢?此人会不会害怕她那警惕的目光呢?

当她用那使我记忆犹新的令人发痛的一握和我握了手后,我才宽下心来。她那和我相遇的目光非常悲哀,但并无责备之意。她一定一直在伤心地痛哭,凭着她那通红的眼圈,我可以看出,不过她原来那种粗鲁态度并未改变。

“电报一接到,我马上动身。刚下夜班。租了部汽车,拼命赶来了。”

“早上你还没吃过什么吧,伊维?”约翰问道。

“没有。”

“我知道你没吃。快去吧,早饭还没收掉,他们会给你新沏壶茶的。”他转身向我。“你照顾她一下,哈斯丁,好吗?韦尔斯在等着我呢。哦,这位是波洛先生。他正在帮我们的忙,你知道,伊维。”

霍华德小组和波洛握了握手,可是她扭头朝约翰疑惑地扫了一眼。

“你这是什么意思——帮我们的忙?”

“帮我们调查。”

“没什么好调查的。他们不是已经把他关进监牢了吗?”

“把谁关进监牢?”

“谁?当然是阿弗雷德·英格里桑呀!”

“我亲爱的伊维,你说话得当心点,劳伦斯认为母亲是由于心脏病发作去世的。”

“劳伦斯是个大傻瓜!”霍华德小姐反驳说。“当然是阿弗雷德·英格里桑害死可怜的埃米莉的——我一直就告诉过你他会这么干的。”

“我亲爱的伊维,别这么大声嚷嚷的。不管我们可能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怀疑,目前还是尽量少说为好。星期五要审讯的。”

“哼,别胡说了!”霍华德小姐的嗤鼻声真是顶刮刮。“你们全都神志不清了。到那时这家伙会逃到外国去的。如果他有一点头脑,他决不会乖乖地待在这儿等着去上绞刑架。”

约翰·卡文迪什无可奈何地朝她打量着。

“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指责他说,“你听了那些医生的话了。别去听那一套。他们懂得什么?根本不要去相信——要不正好上了他们的当。这我应该知道——我自己的父亲就是个医生。那个小个子威尔金斯差不多就是个我从未见到过的最大的大傻瓜。心脏病发作,他们就只会这么叨咕。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人都能马上看出,是她的丈夫毒死了她。我一直说,他会把她杀死在床上的,那可怜的人。现在他果然这么干了。可你们能够做的只是轻声细气地嘟囔些无聊的事,什么‘心脏病发作’啦,什么‘星期五审讯’啦,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害臊,约翰·卡文迪什。”

“你要我做什么呢?”约翰忍不住微笑着,问道。“这毫无办法,伊维,我不能抓住他的颈背把他拖到当地警察局去呀!”

“得了,你有事情可以做的。搞清楚他是怎么干的。他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我敢说他一定浸泡过毒蝇纸。你去问问厨娘,她丢了毒蝇纸没有。”

这时候,我强烈地想到,要让霍华德小姐和阿弗雷德·英格里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使他们之间保持和平共处,很可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而我没有羡慕约翰。从他那脸上的表情可以着出,他完全意识到处境的困难,只好暂时设法退避一下,于是他突然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多卡斯送来了新沏的茶。待她一离开房间,波洛就从自己原来站着的窗边走了过来,在霍华德小姐的对面坐了下来。

“小姐,”他认真地说,“我想问你一点事情。”

“问吧,”女士回答说,眼睛注视着他,显得有些不快。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很乐意帮你绞死阿弗雷德,”她粗鲁地回答。

“绞死他对他太客气了,应该象古代那样五马分尸。”。

“这么说我们的看法一致,”波洛说,“因为我也希望绞死这个罪犯。”

“绞死阿弗雷德·英格里桑?”

“他,或者是另一个人。”

“不可能是另一个人。他不来,可怜的埃米莉决不会被害的。我不能不说她原来就被一群鲨鱼包围着——她是被围着。可是他们盯着的只是她的钱包,她的生命还是相当安全的。可是闯进来这么一位阿弗雷德·英格里桑先生——于是,只有两个月——嗨,说变就变!”

“相信我吧,霍华德小姐,”波洛十分诚挚地说,“假如英格里桑先生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他无论如何逃脱不了我的手掌。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一定把他吊得象哈曼那么高。”

“那就更好了,”霍华德小姐愈加热心地说。

“不过我得请你相信我。现在,你的帮助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整座服丧的邸宅里,只有你的眼睛是哭过的。”

霍华德小姐眨着眼睛,她那粗哑的声音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调子。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爱她——那是的,我是爱她的。你知道,埃米莉是个自私任性的老太太。她很慷慨,但是她总是需要报答。她决不让人忘掉她为他们做过的好事——由于这样,她失去了别人的爱。别认为她已认清这一点,或者是即使感到缺少这种爱。无论如何都不要抱那种希望。我是处在不同的地位的。我从一开始就抱定我的宗旨。‘我一年拿你这么多镑。已经够好了。此外一分钱都不要——即使是一双手套也罢,一张戏票也罢。’她不理解,有时很生气。说我这是愚蠢的骄傲。事实井非如此——可是我没法解释。不管怎么样,我都保持着我的自尊心。因此,和这整个一帮子人不同,我是唯一的一个能使自己爱她的人。我照顾着她,卫护着她,使她免受他们那班人的欺凌。可后来闯进来这么一个油嘴滑舌的流氓坏蛋,于是,呸!我多年来的全部忠诚统统白费了。”

波洛同情地点点头。

“我理解,小姐,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这是十分自然的。你认为我们态度冷淡——缺少热情和干劲——可是,相信我,事情并非如此。”

就在这时候,约翰探头进来,邀我们俩去英格里桑太太房间,因为他和韦尔斯先生已经检查过闺房里那张写字台了。

在我们上楼时,约翰回头朝餐室的门看了一眼,压低声音秘密地说:

“喂,这两个碰头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已经告诉过玛丽,要她尽可能把他们分开。”

“她会这么做吗?”

“只有老天爷知道。有一点,英格里桑本人可能不太愿意见到她。”

“你仍带着那串钥匙吗,波洛?”当我们走到这上了锁的房间门口时,我问道。

从波洛那儿接过钥匙,约翰打开了门。我们都走了进去。律师径直走向写字台,约翰也跟着他。

“我相信,我母亲把她的最重要的文件都保存在这只公文箱里,”他说。

波洛掏出一小串钥匙。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今天早上,为了谨滇起见,我把它给锁上了。”

“可是现在并没有锁住呀。”

“不可能!”

“瞧,”说着约翰打开了箱盖。

“大事不好!”波洛喊了起来,惊讶得发呆了。“两把钥匙都在我口袋里呀!”他冲到箱于跟前,突然,他怔住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锁是硬给撬开的!”

“什么?”

波洛重又放下箱子。

“这是谁撬的?他们为什么要撬?什么时候?可是,这房门是锁着的呀?”这些惊叫不连贯地从我们身上冲口而出。

波洛明确地逐个作了回答——几乎是机械地。

“谁?这是个问题。为什么?嗨,我要知道就好了。什么时候?一小时前我离开这儿以后,至于房门是锁的,这是把很普通的锁。也许这条过道里的任何一间房门的钥匙都可以打开它。”

我们都弄得茫然地面面相觑。波洛已走向壁炉台。他外表上看去镇静自若,可是我注意到,他那双由于长时期来的老习惯,正在机械地摆弄壁炉台上纸捻瓶子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喂,事情象是这样,”他终于说。“那箱子里的东西——一张什么证据,也许本身不大,可是这一线索足以把凶手和罪行联系起来。说明它必须在被发现以及它的重要性被认识之前毁掉,这对他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事。因此,他才冒这个险,冒这么大的险,进到这儿来。发现箱子是锁的,他迫不得己撬开了它,这样就把他来过的事给暴露了。他,所以冒这样的险,那一定是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嘿!”波洛喊了起来,做了个生气的手势。“那个,我也不知道!无疑是一份什么文件,可能是昨天下午多卡斯看到在她手里的那份文件的碎片。可是我——”他勃然大怒——“我真是个笨透了的动物!我居然没有想到!我完全象个笨蛋!当时我决不应该让那只箱子留在这儿的。我应该把它随身带走。嗳,三倍的蠢猪!现在完了。它被毁掉了——是毁掉了么?是不是还有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千方百计——”

他突然象个疯子似地奔出房间,我一充分地恢复了理智,也就立刻跟了他出去。可是,等我跑到楼梯口时,他已经不见了。

玛丽·卡文迪什正站在楼梯的分岔处,往下朝门厅,朝波洛消失的那方向盯着。

“你那位卓越的小个子朋友出了什么事啦,哈斯丁?他刚才象头发疯的公牛似地从我身旁冲了过去,”

“有件事搞得他相当心烦意乱,”我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不知道波洛希望我透露多少出去。看着卡文迪什太太那张富有表情的嘴边的笑靥,我竭力设法改变话题说:

“他们还没有碰过面吗?”

“谁?”

“英格里桑先生和霍华德小姐。”

她用一种相当困窘的模样瞧着我。

“你认为,如果他们一碰面,就是一场灾难吗?”

“是啊,你不这样看?”我说道,心中相当吃惊。

“不。”她平心静气地微笑着。“我倒想看一场怒气大爆发呢。它会使空气变得清新一点。现在,我们大家都是想得多,说得少啊。”

“约翰不这样看,”我说。“他竭力希望使他们一直分开。”

“哦,约翰!”

她的语气中有点什么东西把我给惹火了,我脱口而说:

“约翰是个非常好的好人。”

她好奇地朝我仔细察看了一两分钟,接着才开了腔,她的话使我大吃一惊:

“你对自己的朋友很忠实。为了这点我很喜欢你。”

“你不也是我的朋友吗?”

“我是个很坏的朋友。”

“你干么这样说?”

“因为这是真的。我对待自己的朋友是,今天好得让人着了魔似的,明天就把他们忘个精光。”

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了我,不过我确被惹怒了,因而我就鲁莽地,很不礼貌地说了:

“可是你让鲍斯坦医生似乎是一直着了魔似的呀!”

话一出口,我立刻感到懊悔。她的脸绷紧了。我感到这下完了,我砧污了一个真正的女人的名声。她一句话也没说,迅速地转身径自上楼去了,我却象个白痴似的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她的背影。

楼下的一阵大声的喧嚷声使我惊醒过来,想到了别的事情。我听到波洛在嚷嚷,大声地解释什么。我懊恼地想着自己交际手段的拙劣。这小个子看来对这一家人都非常信任,可是,至少我个人对他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对于我的朋友在激动起来时就如此容易失去头脑,不能不使我又一次感到懊恼。我急忙匆匆地跑下楼去。我一出现几乎立刻使波洛镇静了下来。我把他拉到一旁。

“老朋友,”我说,“这样明智么?你谅必不会让全家人都了解这情况吧?你这样干实际上是对罪犯有利。”

“你是这样想的么,哈斯丁?”

“我确实认为是这样。”

“好啦,好啦,我的朋友,我就听你的吧。”

“好。尽管,不幸的是现在已经太迟一点了。”

“是呀。”

他看上去如此垂头丧气,羞愧难当,使我也感到非常难过,虽然我仍然认为我的指责是恰当的,也是英明的。

“喂,”他终于说,“我们走吧,朋友。”

“你这儿的事结束了吗?”

“是的,暂时告一段落。你陪我回村子去好吗?”

“非常乐意。”

他捡起自己的小公文箱,于是我们就穿过开着的落地长窗,走进了客厅。这时,辛西娅·穆多契恰巧进来,波洛站在一边让她过去。

“请原谅,小姐,请待一会儿!”

“怎么啦?”她回过头来询问地说。

“你为英格里桑太太配过药吗?”

她的脸上飞起两朵淡淡的红晕,她颇为局促地回答说:

“没有。”

“药粉呢?”

辛西娅的脸更红了,她答道:

“嗯,配过。我为她配过一点安眠药粉。”

“是这个?”

他拿出那只装过药粉的空盒子。

她点点头。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索佛那?佛罗那?”

“都不是,是溴化剂药粉。”

“啊!谢谢你,小姐,再见。”

当我们踏着轻快的步子离开这幢房子时,我朝他看了不止一次。以前,我经常发现,要是有什么事情使他激动了,他的眼睛就变得象猫眼一样绿莹莹的。现在它们就是这祥,象两颗绿宝石似地在闪闪发光。

“我的朋友,”他终于打破了沉默,“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一个非常古怪,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想法。然而——它很适合。”

我耸了耸自己的肩膀。我暗自思忖,波洛脑子里这类异想天开的想法稍微多了一点了。无疑,在这桩案子里,真目实在是一清二楚的了。

“这么一来,盒子上的空白标签就有了解释了,”我说。“象你说的一样,很简单。我实在觉得奇怪,我自己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波洛看来好象没有在听我说话。

“在那儿,他们又有了一项发现,”他伸出个大拇指,猛地举到肩上,往后朝斯泰尔斯的方向指了指,说。“我们上楼的时候,韦尔斯先生告诉我的。”

“发现了什么?”

“他们把东西锁进闺房写字台的时候,发现了一份英格里桑太大的遗嘱,注明签字日期是在她这次结婚之前,上面写明把她的财产遗赠给阿弗雷德·英格里桑。这一定是在他们刚订婚那阵子立的。这真使韦尔斯大为谅诧——对约翰·卡文迪什也是如此。它写在一份印就的遗嘱格式纸上,由两名仆人连署——没有多卡斯。”

“英格里桑先生知道这个吗?”

“他说不知道。”

“对这不能完全相信,”我怀疑地说。“所有这些遗嘱全都乱七八糟。告诉我,信封上那几个乱涂的字怎么帮助你发现昨天下午立过一份遗嘱的?”

波洛笑了起来。

“我的朋友,在你写东西的时候,你有过笔头呆的情况吗?忘掉了某个字的正确写法?”

“有过,经常这样。我想,人人都有这种情况。”

“确实如此。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在吸墨水纸的边上,或者是一张空白的废张上,把这个词试写一两次,看看写对了没有,是吗?那么,英格里桑太太就是这样做的。你会发觉‘possessed’(拥有),起初少写了一个‘s’,后来加了一个——才写对。为了要弄清楚,她又进一步试写了一个句子,即‘Iampossessed’(我拥有),那末,这告诉了我什么呢?它告诉了我,英格里桑太太昨天下午写过‘possessed’这个词,加之,由于我脑子里对壁炉里找到的那一小片纸记忆犹新,所以我马上就联想到可能有一份遗嘱——一份几乎肯定要包含这个词的文件。这一可能性被有关的事实所进一步证实。在这种全面的混乱情况下,今天早上闺房没有打扫。在写字台附近有几个褐色泥土的足迹。这几天天气都很好,因此,留下这么多的泥,一定不是普通的靴子。”

“我走到窗口旁边,马上就看到秋海棠是新栽的。花坛上的泥土和闺房地板上的完全一样。而且,我从你那儿获悉那些花是昨天下午新栽的。这时我就确信,有一个、或者也许是两个花匠——因为花坛上有两种脚印——走进闺房来过。而如果英格里桑太太仅仅想要和他们谈几句话的话,她多半只要站在窗子旁边就行了,他们根本不需要走进房间。因此,我就十分肯定,她新立了一份遗嘱,并且叫这两个花匠进来,在她的签字旁连署。结果证明我的推测完全正确。”

“这真是巧妙极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必须承认,我从那几个乱涂的字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他笑了起来。

“你对你的想象力太放任了。想象力是个好奴仆,但也是个坏主人。最简单的解释总是最可靠的。”

“还有一点——你怎么知道公文箱的钥匙丢了?”

“这我原来并不知道。这是个推测,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你看到的,钥匙捏手处穿着一小段拧在一起的金属线,这马上使我想到,它有可能是从一只易于损坏的钥匙圈上扭落下来的。而假如钥匙是丢失后重又找到的话,英格里桑太太一定会马上把它套回到她的钥匙串上;但是在她那串钥匙上,我发现的显然是只备用钥匙,很新,很亮,这就使我作出这样的假设:另外有个什么人把原来那把钥匙插在公文箱的锁眼里了。”

“对了,”我说,“毫无疑问,一定是阿弗雷德·英格里桑。”

波洛严肃地着看我。

“你非常肯定是他犯的罪吗?”

“嗯,当然,每一个新的情况似乎都愈来愈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恰恰相反,”波洛平静他说,“有好几点对他有利。”

“嗨,得啦!”

“是真的。”

“我看只有一点。”

“哪一点?”

“昨天晚上他不在家里。”

“这就象你们英国人说得一样:‘打偏了!’你选的这一点我认为恰恰说明对他是不利的。”

“这怎么说?”

“因为,要是英格里桑先生事先知道他的妻子昨天晚上会被毒死,他当然可以有意地计划好离家不回来。他的借口显然是伪造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两种可能性:或者是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或者是有他自己的不在场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我怀疑地问道。

波洛耸耸肩膀。

“我怎么知道?毫无疑问是怕受怀疑。我得说,这位英格里桑先生多少是个坏蛋——可是不能说他必然是个杀人凶手。”

我不相信地摇摇头。

“我们的意见不一致,呢?”波洛说。“好,让它先搁着吧。时间会证明我们俩谁是对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另一些方面。卧室的所有门都在里面闩上,对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唔——”我考虑了一下,“这得从逻辑上来看。”

“正确。”

“我得这样来阐述。门都是闩的——这是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的——一可是,地板上的焰烛油,烧毁的遗嘱,都说明昨天晚上有人进过房间。你同意这样看吗?”

“完全同意。阐述得很清楚。继续说下去吧。”

“好的,”我说,受到了鼓励,“由于进入房间的人不可能通过窗口,也不可能有什么神奇的方法,由此得出结论,门一定是英格里桑太太亲自从里面打开的。这更加使人确信,此人就是她的丈夫。她当然会打开通向她丈夫房间的门的。”

波洛摇摇头。

“为什么她一定会呢?她已经闩上通向他房间的门了——就她而言,是个极不平常的举动——昨天下午她和他刚有过一场很激烈的争吵,不,她决不会允许他进她的房间的。”

“不过你同意我的看法,门一定是英格里桑太太亲自开的吧?”

“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她上床睡时,忘了闩上通向过道的门,而到后来,天快亮时,她才起来闩上门。”

“波洛,你的说法不时开玩笑吧?”

“不,我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可是,也许是这样,好了,换一个问题吧。对你偶然听到的卡文迪什太太和她婆婆之间的谈话的片断,怎么理解?”

“我已经把这给忘了,”我若有所思地说。“完全象个谜。象卡文迪什太太这样一个极度高傲、谨慎的女人,会如此粗暴地去干涉完全不属于她自己的事情。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

“确实如此。一个有教养的女人这样做,实在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确实难以理解,”我同意说。“然而,这并不重要,没有必要去考虑它。”

波洛突然哼了一声。

“我一直怎么告诉你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考虑。要是事实和理论不——那就让理论见鬼去吧。”

“好吧,我们要考虑。”我恼火地说。

“是的,我们应该考虑。”

我们到了李斯特韦思别墅,波洛把我领到楼上自己的房间。他递给我一支他自己偶尔抽的细小的俄国烟。我发现他把用过的火柴都非常小心收藏在一只小瓷罐里,觉得很有趣。我的一时的烦恼此刻都化为乌有了。

波洛在打开的窗前放了两张椅子,这儿可以俯瞰小村的街景。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暖和,舒适,预示着将是炎热的一天。

突然一个样子瘦弱的年轻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飞快地在街上急匆匆走着。他脸上的表情极不平常——恐惧和焦虑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瞧,波洛!”我说。

他朝前探了探身子。

“啊!”他说,“是梅司先生,药店里的。他上这儿来了。”

年轻人在李斯特韦思别墅前停下了,他踌躇了一下后,使劲地敲起门来。

“稍等一会儿,”波洛从窗口喊道。“我就来。”

他示意我跟着他,随后就迅速地跑下楼去,开了门。

梅司先生立即就说开了:

“哦,波洛先生,对不起,打扰你了,听说你刚从庄园回来,是吗?”

“是的,我们刚到。”

年轻人润了润自己干燥的嘴唇。他的脸变得很严肃。

“村子里到处都在传英格里桑老太太突然去世的事。他们都说——”他谨慎地压低了声音——“是毒死的?”

波洛的脸仍然丝毫没有表情。

“那只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梅司先生。”

“是啊,不错——当然——”年轻人吞吞吐吐的,接着他显得非常焦虑不安。他抓住波洛的手臂,压低声音轻声说:“快告诉我,波洛先生,是不是——是不是士的宁?是不是?”

我几乎没有听清波洛回答点什么。显然是几句态度不明的话。年轻人走了,当波洛把门关上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相遇了。

“是啊,”他严肃地点着头说。“审讯时他会出来作证的。”

我们又慢慢地走上楼去。当我刚要开口时,波洛就作了一个手势,止住了我。

“现在别说,现在别说,朋友。我需要考虑一下。我的脑子有点乱——这样不行。”

约摸有十来分钟,他一直默默地坐着,不吭一声,除了眉宇间出现过几次富有表情的变动外,他的两眼不断地变得愈来愈绿。终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好了,糟糕的时刻过去啦。现在全部分门别类整理好了。一个人决不应该容许自己的脑子处于混乱状态。这桩案子还没有搞清楚——没有。因为它太复杂了!它把我,把我赫卡尔·波洛都给难住了!这儿还有两点重要的事实。”

“哪两点?”

“第一是昨天的天气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个好天气呀!”我打断了他的话。“波洛,你这是在戏弄我吧!”

“根本不是。寒暑表上是华氏80度。别忘了,我的朋友,这是打开整个闷葫芦的钥匙。”

“第二点呢?”我问。

“第二点重要的事实是,英格里桑先生穿一身很独特的衣服,有一大把黑胡子,而且还戴眼镜。”

“波洛,我不信你不是在开玩笑。”

“我绝对不是开玩笑,我的朋友。”

“可这是孩子的话呀!”

“不,这非常重要。”

“假如验尸陪审团宣布了以蓄意谋杀罪对阿弗雪德·英格里桑提出起诉的裁决,那你的推论会变成什么?”

“我的推论是动摇不了的,因为只有十二个全是傻瓜才会碰巧犯同一个错误!可是那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举个例说,一个乡村陪审团用不着担心为它本身承担责任。而且,英格里桑先生实际上已处于地方乡绅的地位。”他还沉着地补充说:“这我不能答应!”

“你不答应?”

“不答应。”

我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小个子,既好气又好笑。他的自信竟如此惊人。他似乎已经着透我的想法,有礼貌地补充说:

“哦,是的,我的朋友,我说到做到。”他站起身来,把一只手放到我的肩上。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眼睛中含着泪水。“在这整个事情中,你知道,我想起了那位去世的可怜的英格里桑太太。她没有过份地受到敬爱——没有。可是,她对我们比利时人是非常好的——我本人就身受其益。”

我竭力想打断他,可是他顾自说下去。

“让我告诉你吧,哈斯丁。如果我让他的丈夫阿弗雷德·英格里桑现在——在我一句话就能救他的时候——被捕的话,她是永远也不会宽恕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