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那天是星期四。中午以前我离开了哈森达尔的办公室,然后试着规划下一步该怎么走。三个人我全见过了,他们都有所警觉,也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我对“陀螺”这些交易多了解了一些细节,但是没多多少。普拉格和伊斯瑞奇一点也不像知道陀螺已死,哈森达尔看到报导时则显得十分震惊而沮丧,所以我只能说除了暴露自己的身份成为他们的靶子以外,什么事也没做成,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我相信自己表现得像一个讲理的勒索人。他们其中之一曾试过谋杀,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也许凶手不想再试一次。那么,我可以从贝弗利·伊斯瑞奇那儿得到五万块,从西奥多·哈森达尔那儿拿到十万,还有亨利·普拉格的一笔还没谈好数目。这一切都太美了,只除了一件事——我要的不是发财,而是追査凶手。

周末很快到了。我花了点时间在图书馆的微缩卷资料室里,盯着《纽约时报》的微缩卷看,找些关于他们三个人的亲友交往资料。在亨利·普拉格投资购物中心的报导版面上,我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我离开警界前一年所办的一件漂亮案子:我跟我的搭档抓住一个海洛因批发商,他有足以让全世界吸毒过量的货。如果不是因为它的结果,我会对这件案子更为自豪。那个大毒枭有个好律师,整件事仅用一个专业术语就解决了。我认为至少该判二十五年才公平的。

你可以从这种事中学到哲理。事后我们虽然没法把那个杂种关起来,但我们狠狠整了他。他失去了货,那使得他不止收不到卖货的钱,还要付出一大笔买货的钱。看到他挨枪我会更高兴,然而可以在自已能力范围内让他得到一些报应,这也算是公平了。

礼拜天我拨了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安妮塔来接的,我告诉她已经寄了一张汇票去。“我最近赚了点钱。”我说。

“好啊,我们会想法子用它,”她说,“谢了。你想跟孩子们说话吗?”

我想又不想。他们正好到了我跟他们说话比较容易的年纪,但讲起电话来还有点笨拙。我们聊了聊篮球。

刚挂上电话,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想法,突然觉得我或许不会再跟他们聊天了。“陀螺”天生就是一个谨慎的人,他能让自己毫不起眼。躲在暗处的生活反而觉得最舒服,但他毕竟还是不够谨慎。我是习惯了公开现身,且事实上必须待在公开场所好引诱对方来杀我。如果杀“陀螺”的凶手决定给我一枪,他会很容易完成任务。

我想再打通电话和他们聊聊,应该有些比较重要的事跟他们聊吧,但我没办法集中精神去想到底要跟他们聊些什么。几分钟后,想打电话的冲动就没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就当没人会来敲碎我的脑袋一样,觉得很轻松。

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给普拉格,因为我留了一条非常松的皮带给他,现在得猛拉它一下。他的秘书告诉我他正在讲另一通电话,问我要不要等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回头确定我还在线上,就把电话接给他。

我说:“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警方一直想逮捕我,但他们永远没法掌握证据。”他不知道我以前就是警察。“我可以写一份自白书,并附上足够的证据。我会把自白书给你,做为我们交易的一部分。”

这跟我和贝弗利·伊斯瑞奇的协议差不多,他们的反应也一样。他们都不想在交易中埋下变数。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承认犯了一项大罪,而且自白书要写得跟真的一样,使他们不会想拿枪指着我的头。普拉格当然料不到这些,所以他喜欢我的主意。

他不喜欢的是我开的价钱。

“那是不可能的。”他说。

“那比零零星星地付出要容易。你以前每个月给雅布隆两千块,现在一次给我六万,比给他三年的还少,而且就此永远没事了。”

“我筹不到那么多钱。”

“你会有办法的,普拉格。”

“我没办法。”

“别傻了,”我说,“在你那行里,你是个重要人物,一个成功者。如果你不能弄到现金,一定有东西可以拿去抵押贷款。”

“我不能那么做。”他的声音几乎要崩溃了,“我现在……财务有困难,有些投资该回收的没回收,经济不景气,新建筑少了,利率疯涨,上礼拜基本利率还调到百分之十——”

“我不是来上经济学课程的,普拉格先生,我要的是六万块。”

“我已经借了我能借到的每一分钱。”他停了一下,说,“我没办法,我已经没有——”

“我必须立刻拿到那笔钱,”我打断他,“我不想在纽约多浪费时间。”

“我不——”

“你动动脑筋吧,”我说,“我会再跟你联络。”

我挂断电话,又在电话亭里坐了一会儿,直到一个等着打电话的人不耐烦地敲门。我打开门,站起来,那个人本来想说什么,看到我就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不开心,因为我让普拉格受到勒索。如果是他杀了“陀螺”,那么他可能会再来一次;如果不是他,我让他受的折磨就毫无意义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舒服。

有一件事在我们的对话中凸显出来:他很缺钱。假如“陀螺”也曾逼他拿出一大笔钱做最后的交易,赶着在被人干掉前出城去,这很有可能使亨利·普拉格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

我在他办公室见面时,几乎要将他排除在嫌犯之外,那时看不出他有足够的动机杀人,但现在他似乎是最有动机的一个。

而且我刚才又给了他另一个动机。

过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哈森达尔,他不在,我留了电话号码。大约两小时后,他回电话来。

“我知道我不应该打电话给你,”我说,“但我有些新的消息要告诉你。”

“哦?”

“我能够跟你要求酬劳了。”

“你已经找到那些东西了?”

“对。”

“办事真快。”他说。

“噢,只不过用了一点侦探程序,加上一点好运罢了。”

“我了解。可能得花点时间才能……呃,筹到那笔酬劳。”

“我可没有多少时间,哈森达尔先生。”

“你要讲理呀,你知道,我们谈的不是小数目。”

“我知道你有不少财产。”

“是啊,但我没有现金。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一个住在佛罗里达、家里有大保险箱的有钱朋友。”他在电话里笑了起来,听我没反应,又显得有点失望。“我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最多一个月,可能更短一点。”

听到这样的话,要演这个角色就更容易了。我说:“那还不够快。”

“是吗?那么你到底有多急?”

“很急,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气候不允许我再逗留。”

“实际上,过去几天的天气已经温暖多了。”

“那就是麻烦所在,天气太热了。”

“哦?”

“我可没忘记我们共同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希望也发生在我身上。”

“他一定是招惹了某个人。”

“是啊,而我也招惹了一些人呢,哈森达尔先生,所以我要在这个礼拜之内,拿到他妈的酬劳离开这里。”

“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他停了一下,说,“你可以先离开一阵子,等风头过了,再回来拿酬劳。”

“我不觉得我喜欢这个方式。”

“你不觉得现在的状况令人担心吗?我们谈的这件事有点冒险,需要彼此多让一步。这是个双方必须合作的冒险。”

“一个月就是太长了。”

“我也许可以在两个星期内解决。”

“你也许必须如此。”我说。

“这话听起来令人不安,像是威胁。”

“目前的情况是你不是唯一提供酬劳的人。”

“这我一点也不意外。”

“那就对了。如果我必须离开时,还没拿到你那份酬劳,那么,将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说了。”

“别做蠢事,斯卡德。”

“我不想。我认为我们两个都不笨。”我吸了一口气,说,“喏,哈森达尔先生,我确定我们没有什么不能完成的事。”

“我很希望你是对的。”

“两个礼拜对你来说怎么样?”

“很困难。”

“你能做到吗?”

“我会试试看。我‘希望’我能做到。”

“我也是。你知道怎么找我。”

“是的,”他说,“我知道怎么找你。”

我挂了电话以后,倒了一杯酒,只是一小杯,先喝了一半,再慢慢品尝剩下的。电话铃响了,我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光,拿起电话。我本以为会是普拉格,不料是贝弗利·伊斯瑞奇。

她说:“马修,我是贝弗利,希望没有吵醒你。”

“没有。”

“你一个人吗?”

“是啊,干嘛?”

“我很寂寞。”

我没说话。我还记得跟她隔桌相对,我明白地让她知道她没钓上我。她很清楚我的表现,但我更清楚,这个女人擅于勾引人。

“我希望我们能碰个面,马修。还有些事应该讨论一下。”

“今天晚上七点左右,你有空吗?在那之前,我已经有约了。”

“七点可以。”

“老地方?”

我想起上次在皮埃尔的感觉,这回可要在我的地盘上见面。但不是去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不想带她去那里。

“有个地方叫波莉酒吧,”我说,“在市中心五十七街,介于第八和第九大道中间。”

“波莉酒吧?听起来很迷人。”

“实际上更迷人。”

“七点钟,我们那里见。第八、第九大道之间的五十七——很靠近你住的旅馆,不是吗?”

“就在对面。”

“那很方便嘛。”她说。

“对我来说是很近。”

“也许是对我们两个都很近,马修。”

我出去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大约六点钟回到旅馆。跟前台打招呼时,本尼告诉我有三通电话,都没留言。

回房间不到十分钟,电话响了,我接起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声音说:“斯卡德?”

“你是哪位?”

“你最好小心一点。你干了蠢事,让别人不舒服。”

“我不认识你。”

“你不会想认识我,你只要知道有一条大河,空地多得很,你不会想用自已的身体去填满它吧。”

“谁告诉你这个电话号码的?”

电话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