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回到旅馆,我在前台停下来。没有信件,没有留话。回到房间里,我打开一瓶波本威士忌并在玻璃杯里倒了一些。我坐了一会儿,翻阅着一本平装本的《圣人传记》。这些殉教者对我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们竟能找到如此多彩多姿的死亡方式。

数天前,报纸上有一则报道,嘲讽一名一年前在东哈勒姆两个女人的公寓内犯下命案的嫌犯。受害人是一对母女,被发现陈尸在卧室里,两个人的耳后都挨了弹。由于凶手犯案手法异常残酷,警方一直在努力缉拿凶手。现在他们逮捕了一名十四岁的男孩子,他杀害那两名受害妇女时年仅十三岁。

故事的最后一段说:这桩命案发生后的一年内,被害人住处附近另有五人被杀。报道中没有指出这五件命案破案了没有,或是被拘押的那个孩子是否有嫌疑。

我的心老是想到别的地方去。现在,我又把书放到一边,发现自己想着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唐纳德·吉尔曼也说她父亲可能怀疑某人,他心里有数但不说出是谁。

也许是她丈夫。配偶总是最先受到怀疑。如果芭芭拉不那么像是一系列受害者之一的话,道格拉斯·埃廷格早就被反复拷问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动接受城中北区刑警的讯问。除了讯问外,他们没有做什么别的。他不但是死者的丈夫也是发现尸体的人。他工作完回家,在厨房里惊见尸体。

我看了笔录。作笔录的人先入为主地认为谋杀案是冰锥大盗干的,所以他问的问题集中在芭芭拉的行程上。她是否有为陌生人开门的习惯?她是否曾经提到有人跟踪她或有人行迹可疑?她最近是否为猥亵电话所困扰?有人打电话来不说话就挂断吗?有可疑的人说他打错电话吗?

在讯问过程中基本上要假设讯问对象是无辜的,这种假设在当时确实符合逻辑。显然,道格拉斯·埃廷格的态度没有什么令他们起疑的地方。

我已经不止一次试着要唤起对道格拉斯·埃廷格的记忆。我总认为我一定见过他。城中北区的人从我们手中接走这个案子前,我们已经在现场了。所以,当我站在厨房仔细查看伸开手脚摊在油毡上的尸体时,他应该在现场附近。我也许曾对他讲过几句安慰的话,应该会对他有印象,但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也许我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卧室里和其他刑警或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某个巡逻警员谈话;也许我从未正眼看他;也许我们谈过话,但我完全把他给忘了。从事这个工作多年,我看过太多刚刚痛失亲人的人。在混乱的记忆里,这些人无法一个个如浮雕般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

我很快就要去见他一面。我的当事人没说他怀疑谁,我也没有问,但芭芭拉的丈夫很有理由列在名单之首。如果杀死芭芭拉的人伦敦并不认识,那么,伦敦可能就不会觉得如此沮丧,不管杀她的人是芭芭拉的情人还是朋友,对伦敦都不重要。但是,如果她是被她自己的丈夫,被这个伦敦认识的人,被这个在事后多年出现在伦敦太太丧礼上的人杀死的话……

我房里有电话,但是电话要经过总机。尽管我不在乎接线员有没有在偷听,但我讨厌这种方式。我到楼下大厅打电话给我在黑斯廷斯的当事人。他在电话铃响第三声的时候接起了来。

“我是斯卡德。”我说,“我要你女儿的照片,任何一张,只要看起来像她本人就可以。”

“我有很多相片簿,但大部分都是芭芭拉小时候的照片。你要的是最近的照片吧,我想?”

“越近越好,有没有结婚照?”

“哦,”他说,“当然,那张照片他们两人都照得很好,照片装在银色的相框里放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我想我可以去拷贝一张,你需要我这么做吗?”

“如果不会太麻烦的话。”

他问我要不要邮寄过来,我则建议他下周一带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会先打电话,然后过去拿。他问我展开调查了没有,我告诉他我已经在布鲁克林花了一天的时间。我问他两个名字:唐纳德·吉尔曼及贾妮丝·科温。但这两个名字他都毫无印象。然后,他也试着打听我是否找到头绪了。

“想要找到有力的线索很困难。”我说。

我没问他到底怀疑谁,就把电话挂了。实在定不下心来,于是我决定到街角上的阿姆斯特朗去。走在路上,我真希望我刚才能用点时间回去拿件外套。因为有风,天气更冷了。

我和几个罗斯福医院的护士们一起坐在吧台。她们的其中一个叫特里,她刚结束为期三个礼拜在小儿科的工作。

“我想我喜欢值班。”她说,“但是我受不了,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子,只要失去一个,就会让人感到十分难过,而且他们之中有些勇敢到让你的心都快碎了。我没有办法应付,我真的没有办法。”

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影像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没有试着把它留住。另一个护上把眼镜拿在手上。她说,整体而言,比之苦杏酒她还是比较喜欢茴香甜酒。该不会正好说反了吧。

凌晨已过,我才就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