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们竟然与斯巴拉辛诺喝了一个小时的酒,简直难受极了。他假装不认识我,其实他心里知道我是谁。我不认为这次相遇出于偶然。在纽约这种大都市不可能发生这类偶然。

“你确定他不知道我来了?”我问。

“他怎么会知道?”马克回答。

他抓着我走向第五十五街,从他的力道,我感觉得到他的焦急。卡内基音乐厅前已变得空空荡荡,只有几个人在人行道上漫步。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的脑筋还泡在酒精里,神经则感到紧张。

斯巴拉辛诺喝得越多动作就越迟钝,话也说得越谄媚,到最后已经语无伦次了。

“他是装的。你以为他已经醉倒了,明早起来什么也不记得。错了,他连睡觉的时候都很警觉。”

“这不像是安慰我的话。”我说。

我们走入电梯,都刻意不说话,盯着指示灯数楼层。我们的脚安静地踏在走廊上。走进房间,见到旅行袋已经送到床边,我感到安心。

“你在附近吗?”我问道。

“距离你两个房间。”他的目光搜寻着什么,“愿意请我喝杯睡前酒吗?”

“我没带什么来……”

“酒吧里放满了酒,你一看就知道。”

我们都想再来一杯。

“斯巴拉辛诺下一步会怎么做?”我问道。

所谓酒吧指的是一个小冰箱,装满了啤酒、葡萄酒和小瓶烈酒。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我强调,“然后呢?”

“看我怎么跟他说而定。”

我用塑料杯倒了一杯威士忌给他。“那么借问一下,你会怎么告诉他,马克?”

“谎言。”

我在床沿上坐下。

他拉过旁边一把椅子,慢慢地旋转着杯中號拍色的液体。我们的膝盖几乎要碰上了。

“我会告诉他,我想从你这里挖消息。”他说,“我在试着帮他。”

“也就是说你在利用我,”我的思绪像受千扰的无线电一样充满杂音,“你在利用我们的过去打探消息。”

“对。”

“那真是谎言吗?”我追问。

他笑了,我几乎忘记自己曾经多么爱听他的笑声。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我抗议道。房间里似乎很热,威士忌让我脸红。“如果是谎言,马克,那真相又是什么?”

“凯,”他依然微笑着,眼睛盯着我,不让我走,“我已经告诉你真相了。”他沉默片刻,倾身抚摸我的脸颊。我想要他吻我。我怕极了这种意念。

他靠回椅子。“你为什么不待下来,至少待到明天下午?也许明早我们可以一起去见斯巴拉辛诺。”

“不。那正如他所愿。”

“随你吧。”

几个小时后,马克已经走了。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凝视着黑暗,意识到身旁空空的冰冷。马克过去也从不留下来过夜,第二天早上我得一个人在公寓收拾衣物、脏杯子、碗盘、酒瓶和烟灰缸。那时我们俩都抽烟。我们会熬到半夜一两点,甚至到三点,不停地说话、笑、爱抚、喝酒、抽烟。我们也会起争执。我讨厌和他辩论,但后来都变成互相攻击,以牙还牙,一个坚持法律一个坚持哲学地没完没了。我总是等着他说他爱我,但他从不曾说过。到了早晨,我总是觉得空虚。我会想起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在过完圣诞节,帮母亲收拾圣诞树下的包装纸时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也许我什么都不要。我们情感疏离,不应该在一起。但我依然如故,毫无改变。如果他主动,我知道我会抛弃理智。欲望是没有理由的,我对亲密关系的渴求从未停止。我记起他的嘴唇碰触我的方式、他的爱抚和我们的饥渴。我被回忆狠狠折磨着。

我忘记请服务台叫醒我,也没去设定床边的闹钟。生物钟让我六点起床,我准时醒来,坐直身子,心中的感受和此时的外貌一样糟糕。热腾腾的淋浴与仔细的梳理仍藏不住黑眼袋和苍白的脸色,浴室的灯光诚实得残忍。我与航空公司通完电话,敲响了马克的门。

“嗨!”他打招呼。他还是那么整齐有精神,真差劲。“你改变心意了?”

“是的。”我说。他身上散发的古龙水香味那么熟悉,令我的意念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就知道你会。”

“你怎么知道?”

“你从不放弃挑战。”他通过梳妆台的镜子望着我,同时打着领带。

马克和我约好午后在“奥德夫与伯格”碰面。事务所大厅是一处又深又冰冷的空间,黑色的地毯上立起黑色的柱子,顶上挂着铜质聚光灯。两张黑色椅子中间摆了一大块铜当作桌子。此外再无家具,也没有植物或图画,只有两座螺形的雕塑像手榴弹一样,炸破这整间大厅的空洞。

“我可以帮你吗?”柜台小姐从空间的最深处对我微笑道。

在我回应之前,黑色的墙壁突然翻开,马克走出来替我拿行李,带我进入一条宽大的长廊。我们经过一扇扇门,门内是宽敞的办公室,每一间都可以隔着暗色玻璃看到曼哈顿的风景。我没看到任何人,可能都去吃午饭了。

“大厅是哪个家伙设计的?”我嘘声道。

“我们要见的家伙。”马克说。

斯巴拉辛诺的办公室比刚才看到的地方大两倍。他的桌子是一块美丽的黑檀木,桌上点缀着磨亮的宝石镇纸,房间四周围着大片的书墙。这位名律师穿的看来是约翰高迪的名牌西装,襟上衬着血红色的汗巾。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并没做出欢迎的动作,甚至一度不看我们。我们自己坐了下来。

“我知道你们就要吃午饭了,”他合上公文夹,抬起头,冰冷的蓝眼睛望着我们,“我绝对不会占太久的时间,斯卡佩塔医生。马克与我刚才在研究我的客户贝丽尔·麦迪逊的资料。身为她的律师与遗嘱执行人,我有一些要求,相信你可以帮助我完成她的愿望。”

我没说话。我想找烟灰缸,但没找到。

“罗伯特要她的手稿,”马克说,“特别是她最后写的那本书。凯,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对他解释过法医办公室不负责保管这些私人物件。”

我们在早餐时预演过。马克本应在我到达以前“对付”斯巴拉辛诺,可我觉得现在我才是被“对付”的人。

我径直看着斯巴拉辛诺说:“送到我办公室的那些东西都是证物,其中不包括你要的手稿。”

“你是说你没有手稿?”他问。

“没错。”

“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对。”

“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

他毫无表情地打开一个资料夹,取出一份复印的文件。我看出那是有关贝丽尔一案的警方报告。

“根据警方的资料,贝丽尔的房间内有一份手稿,”他说,“现在你告诉我没有,你可以解释吗?”

“发现了几张手稿,”我答道,“但我想那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斯巴拉辛诺先生。那不是最后一本著作,而且警方也从未将那份手稿交给我。”

“有几页?”他问。

“我没有亲眼看到。”

“谁看过?”

“马里诺组长,他才是你要找的人。”

“找过他了,他说他把手稿给了你。”

我不相信马里诺会说这种话。“一定是误会。我想马里诺的意思是说,他把一份死者早年所写的不完整手稿交到了证物化验室。那属于另一个部门,只不过刚好和我在同一栋大楼。”

我望着马克。他表情僵硬,正在流汗。

斯巴拉辛诺移动身躯,皮椅发出吱吱的响声。“斯卡佩塔医生,我要对你直说了,我不相信你。”

“你相信与否,并非我能左右。”我镇定地说。

“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他和我一样镇定,“那些纸只是一些废纸,可若是有些人很想要它,价值就不同了。我知道至少有两个人会出高价收购贝丽尔生前写的最后一部小说,而且不包括出版商。”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的办公室里没有你要的东西,从未有过。”

“总有人拿了。”他望向窗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贝丽尔,我熟悉她的习惯,斯卡佩塔医生。她出城一段时间,一回到家几个小时内就被杀,我认为她的手稿一定在身边,在她的工作室、手提包或行李内。”他那对蓝色的小眼睛转过来看着我,“她在银行没有保险箱,不可能放在其他地方,也没其他地方可放。她出城的时候带走了,一直在写,她回到里士满,必定会把手稿带回来。”

“她出城一段时间,”我重复他的话,“你确定?”

马克没有看我。

斯巴拉辛诺靠在椅子上,手指轻敲着肚皮。“我知道贝丽尔不在家,我不断打电话找她,却好几周都找不到。一个月前她突然打电话给我,不肯告诉我她在哪里,只表示自己很安全,并且告诉我写作进度,说她正努力地写。总之,我没有追问。贝丽尔是受到威胁、心中害怕才逃走的。对我来说,她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她安好、能继续写、准时在交稿日期前交出就好。听起来很无情,但我必须这么实际。”

“我们不知道贝丽尔去了什么地方,”马克告诉我,“马里诺也不肯透露。”

他用的主语刺激了我,“我们”指的是他与斯巴拉辛诺。

“如果你想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要你回答,”斯巴拉辛诺插话进来,“我要知道过去几个月她到底去了哪里,是北卡罗来纳、华盛顿,还是得克萨斯。我现在就要知道。你说你没有手稿,警察也说他们没有,要知道真相,只有查出她去了哪里才能追踪出来。也许有人送她到机场,也许她交了什么新朋友,也许有人知道她的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知道她上飞机的时候是否带在身上。”

“想知道这一切,你去和马里诺谈。”我简单地回答,“我无权对你透露她的案子。”

“我料到你会这么说。”斯巴拉辛诺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知道她回来时确实将稿子带在身上。你还知道东西和尸体一起送到了你的办公室,现在却不见了。”他停下来,冷冷地看着我,“盖瑞·哈博和他姐姐到底付了你多少钱?”

马克已经出神了,脸上毫无表情。

“到底多少?一万?两万?五万?”

“我没必要再和你谈下去。”我拿起记事簿。

“还没完呢!斯卡佩塔医生。”斯巴拉辛诺随手拿过一个资料夹,从里面抽出几张简报扔到桌上给我。

我感到头顶的血突然流光了。我拿起《里士满时报》的一份报道,几年前刊登的,上面的标题仍让我感到熟悉而痛心:

法医被控打劫尸体

蒂莫西·斯玛特上个月在家门前遭前雇员枪杀时,现场目击者即斯玛特太太指出,他手上戴着金表与金戒指,口袋里还有八十三元现金。案发不久到达现场的警方与急救人员称,当斯玛特先生的尸体被送到法医办公室时,这些东西都还在死者身上……

我不用再继续读,就知道下文是什么。斯玛特案曾使我们办公室陷入空前的指责。

马克伸出手,我将简报递过去。斯巴拉辛诺想借此迫我上钩,我决定抵抗到底。

“如果你了解整件事,”我说,“你就会知道经过调查后,我们法医部门已经被证明清白无罪。”

“对。”斯巴拉辛诺说,“你亲自将东西送到殡仪馆,东西是在那之后才不见的。但是,谁也无法证明。我跟斯玛特太太谈过,她到现在仍相信是你们偷了她丈夫的财物。”

“法律已经判定法医部门是清白的了,罗伯特。”马克看完报道后说,“但这里说你们给了斯玛特太太一张支票,金额与失物的价值相符。”

“正确。”我冷淡地说。

“感情的东西是无价的,”斯巴拉辛诺批评道,“就算你给她十倍金额的支票,还是不会让她快乐。”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警方至今仍怀疑斯玛特太太涉嫌她丈夫遭谋杀一案,而且她丈夫的坟墓还没有长草,她就嫁给了一个有钱的鳏夫。

“根据报载,”斯巴拉辛诺说,“你们法医部门找不到殡仪馆开立的收据,来证明你的确移交了斯玛特先生的所有物。我还知道细节,收据是被你们的一个行政人员收走的,而此人又辞职去了别的地方。最终,你们和殡仪馆的人各说各话,事情不了了之。”

“你到底想说什么?”马克以平板的语调问。

斯巴拉辛诺看了马克一眼,又转向我:“很不幸,斯玛特的案子还不是唯一的控诉。去年七月你们收到一具自然死亡的尸体,死者名为亨利·杰克森。他到你们那儿时,口袋里有五十二元钱,可后来钱不见了,你们不得不付给他儿子一张支票。他儿子曾在地方电视台抱怨此事,我有录像带,如果你想知道他对外界说了什么,倒是可以看看。”

“杰克森死的时候口袋里是有五十二元钱,”我几乎控制不了怒火,“但他的遗体已经腐烂,那些钱已经污秽得连最贪心的小偷都不会碰。我不知道钱哪里去了,但我认为是与杰克森那长满蛆的衣服一起火化了。”

“上帝!”马克喃喃叫道。

“你的部门有问题,斯卡佩塔医生。”斯巴拉辛诺微笑道。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起身反驳,“你要贝丽尔·麦迪逊的东西,去找警察!”

“我很抱歉。”在我们搭电梯的时候,马克说,“我没想到那浑蛋会用那种方法攻击你。你应该先告诉我的,凯……”

“先告诉你?”我不悦地瞪他,“告诉你什么?”

“关于丢掉遗物、影响名声的事情,斯巴拉辛诺最擅长找这种事对付别人。我毫不知情,结果让我们遭到攻击,该死!”

“我没告诉你,”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因为那与贝丽尔的案子毫不相干。他提的事情根本是小题大做,每天都有尸体运到我的部门,警察和殡仪馆的人又每天来领死者物品,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

“请不要对我发脾气。”

“我没对你发脾气!”

“我警告过你斯巴拉辛诺的为人,我也试过保护你。”

“我根本不知道你想做什么,马克。”

我们持续扯着嗓子争执,马克四处找出租车。街上的车几乎停下来了,喇叭声此起彼落,引擎隆隆作响。我已经快要爆炸了!一辆出租车终于出现,马克拉开后车门,放进我的旅行袋。他让我坐进去,并交给司机两张纸币后,我才发觉他不和我一起走。他告诉司机直接去机场,不和我一起吃午饭。我还没来得及拉下车窗问他,司机就踩足了油门冲进车流。

去拉瓜迪亚机场途中,我没有与司机交谈。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三个小时,我既生气又难过,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离别方式。我走进酒吧,找了把靠吧台的椅子,点了杯酒,燃起一根烟。我望着蓝色的轻烟往上卷,消失在空气中。几分钟后,我站在公用电话前,投进一枚硬币。

“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响起一名女子的声音。

“请接马克·詹姆斯。”我一面说,一面想起那些黑色的柱子。等了一会儿,对方回答:“很抱歉,你一定打错了。”

“他是从芝加哥办公室来的,只是出差。我刚才还在你们办公室同他见过面。”

“请稍等。”

他们让我听一曲杰瑞·莱夫蒂的《贝克街》,至少听了两分钟。“很抱歉,”总机回答,“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两个小时前,我刚在你们的大厅和他见过面。”我不耐烦地说。“我查过了,女士。很抱歉,可能你把我们公司与其他公司搞混了。”

我挂了电话,心里咒骂着,又打电话到查号台,询问“奥德夫与伯格”在芝加哥的电话。这回我插进电话卡,打算给马克留言,要他尽快给我回电。

芝加哥公司的总机小姐回答:“很抱歉,女士,我们事务所没有马克·詹姆斯这个人。”我的身体一下子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