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等我回到办公室,每个人都在唧唧喳喳。迈克·艾尔斯去餐桌那儿拿酒了,有三四个人和他同去。伯顿大夫手插兜,皱着眉在听法雷尔和普拉特说话。沃尔夫的两手已松开,一根手指蹭着鼻子,看得出心潮起伏。我走到他的桌边时,卡伯特律师正对他说:

“我认为您会拿到酬劳的。我开始明白您为何如此著名了。”

“我可不会为恭维话打折,先生,”沃尔夫叹口气,“在我看来,如果我拿到了酬劳,那可是物有所值。您的朋友蔡平先生可是块硬骨头。”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蔡平是位变态天才。”

“所有天才都变态,包括我自己。不过说起变态,生命何尝不都如此。这种疯狂而无用的物质发酵体,本来是要静静地占据某个空间。但是,哎呀,我们却在这旋涡里,我们能想到的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挖空心思,和它一起转。保罗·蔡平怎么就成了这种变态?我是指那起著名事故。跟我说说。我知道是在大学发生的,是欺负新生。”

“对。太可怕了,”卡伯特坐在桌边,“真是太可怕了,但上帝呀,别人,战争,比如说……哦,好吧,我觉得保罗本来就变态。他是新生,我们至少都上二年级了。您知道‘场子’吗?”

“场子?”

“在哈佛。”

“从未去过。”

“哦。宿舍楼——塞耶楼。就在塞耶中门——‘地狱角’。我们在楼下开啤酒会,还有校外的一些人,所以盖恩斯和科拉德也恰巧在那儿。我们玩得很高兴,大约十点,有人进来说回不了房间了,钥匙落在了屋里,门是撞锁。我们自然都开始鼓掌。”

“真伟大,忘带钥匙?”

“哦,不是。我们是在为机会鼓掌。从走廊窗户,或其它屋子的窗户爬出去,沿墙外窄沿,可以通往任何一间锁着的屋子,能从窗户爬进去。这可需要技巧——为了进最高法院。我现在是不会这么干了,但我上大一时是干过的,许多人都干过。一旦哪位高年级学生忘带钥匙,就会抓个新生为他服务,哈佛的传统。这也没什么,年轻人很敏捷。就这样,当那家伙——安迪·希巴德——宣布被锁在门外后,我们自然想给新生点儿颜色看。我们四处寻摸这个倒霉蛋。有人听到走廊里有声音就向外看,看到有人路过就把他叫了进来。是蔡平。”

“他是新生。”

卡伯特点点头。“保罗很有个性,那时他身上就有股劲儿。也许他已经变态了。我不是心理学家。安迪·希巴德跟我说……不过这对您没什么用。反正我们本来不想招惹他,他却碰巧落在我们手里。明白我们的意图后,他还挺冷静。他问安迪住哪一层。我们告诉他四层,要上三层楼梯。他说很抱歉,他干不了。费迪·鲍恩对他说:‘怎么,你又不是瘸子,对不对?’后来发生的事让我们记住了这句话。蔡平说他很健康。天生严肃的比尔·哈里森问他是否有恐高症。他说没有。我们拥他上了楼梯。一般来说,上楼看热闹的也不过十二个人左右,但由于蔡平对这事的反应,我们上去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没碰他。他自己上去的,因为他知道如果拒绝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什么?”

“哦,那些事。看我们想到些什么了。您了解大学的孩子们。”

“不怎么了解。”

“好吧。他接着走,我永远忘不了他倒着爬出走廊窗户时的那张脸,纸一样白,还有些异样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很担心。安迪·希巴德也很担心,他跳上前让蔡平回来,他要自己去。旁边的人抓住安迪说别犯傻了。所有能挤到前面往外看的人都这么说。月色很好。还有些人跑到别的屋里,往窗外看。蔡平上了外沿,直起腰,走了几步,他的手使劲往前伸,想要抓住下一扇窗。我没看见,我没在看,他们说他突然开始哆嗦,然后就掉了下去。”

卡伯特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拿火柴的手颤颤巍巍。他吸了两口,说道:“就这些,就是这事。”

沃尔夫咕哝道:“您说有三十五个人。”

“是的。是有这么多,”卡伯特又吸了口烟,“我们当然凑了些钱,尽量妥善处理。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周,做了三次手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拿到了我们的名单,或许是从安迪那儿。安迪对这事儿很过意不去。不管怎样,他写了首诗以示感谢,出院那天,给我们每人一份。诗写得很有技巧。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明白人看懂了这是怎样一份感谢,就是皮特尼·斯科特。”

“皮特尼·斯科特是出租车司机。”

卡伯特扬起眉:“您可以写我们的班史了,沃尔夫先生。皮特是一九三〇年开始喝酒的,大萧条时期的受害者。不像迈·艾尔斯,为了烦别人,他是为了毁掉自已。我看到您打算收他五美元。我来付。”

“真的?这么说你们打算接受我的提议?”

“我当然接受。我们都接受。您是知道的。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这点确凿无疑。我真是不明白,如果保罗有此企图,他何必要等这么久?也许是最近的成功使他具备了这样做的信心,也许是赚的钱使他得以将计划付诸实施。不知道。我们当然接受您的提议。您知道吗?一个月前,阿德勒、普拉特和鲍恩曾认真讨论过是否雇些歹徒把他干掉。他们请我一起商量,我不干——谁都有些原则碰不得,我想那就是我的原则——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还能怎么办?警察无能为力,可以理解,不怨他们;对许多类人,他们都能对付,但对保罗·蔡平却无计可施——我承认他很有本事。一个月前,有三个人雇了侦探,还不如把童子军找来。他们花了几天时间找打出那份警告的打字机,一无所获;即便找到了,也不能认定是保罗·蔡平打的。”

“是呀,”沃尔夫按铃叫弗里茨进来,“你们雇的侦探找过我,让我随意使用他们搜集到的情报——但要经你们同意。”弗里茨来了,沃尔夫点头示意要杯啤酒,“卡伯特先生,蔡平先生说你们杀死了他的男人气。什么意思?”

“嗯……舞文弄墨嘛,对吧?”

“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仅仅是句诗,还是他有意要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卡伯特垂下眼睛。我在一旁看着,心想他还真窘,看来,他的爱情生活也有解不开的结,嗯,帅哥?他接着说:“我说不清,估计我们当中没人能说清。您得问他的医生。”

又有人插话。朱利叶斯·阿德勒和亚历克斯·德拉蒙德几分钟前已经走过来,在一旁听着。阿德勒过来,我想是因为他是律师,律师都不信任律师,德拉蒙德过来是因为他是男高音。我还没见过哪个男高音不好奇。这时,德拉蒙德咯咯笑着,大声说:

“或者他妻子。”

沃尔夫嚷道:“谁的妻子?”

“嘿,保罗的。”

据我回忆,如果说这七年,我只见过沃尔夫吃惊三次,这就是第四次。他居然在安乐椅里动了动。他看着卡伯特,而不是德拉蒙德,问道:“什么鬼话?”

卡伯特点点头。“没错,蔡平有妻子。”

沃尔夫倒了杯啤酒,一口喝掉半杯,停了一秒,又一口喝掉剩下的半杯。他左右看了看找手绢,手绢掉在地上了。我从我的抽屉里拿了一块给他,他擦了擦嘴。

他说:“给我讲讲她。”

“嗯……”卡伯特不知该如何措辞了,“可以说保罗·蔡平处处变态,他妻子就是其中一处。她名叫朵拉·里特。他们三年前结婚,住在佩里大街的一所公寓里。”

“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是谁?”

卡伯特又不说话了,这次他不像是在琢磨如何措辞,倒像是在盘算如何脱身。终于,他说:“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这对您有什么用,但我估计您以后也得问这事。不过我不愿——您最好让伯顿亲口告诉您。”他转身叫道:“罗雷!到这儿来一下。”

伯顿正和桌边那群人在一起,边聊边喝着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回头看了看,对建筑师法雷尔说了几句,走到沃尔夫的桌边。卡伯特对他说:

“沃尔夫先生刚才问我保罗的妻子是谁。也许我没必要这么谨慎,但我还是想让你跟他说。”

伯顿看着沃尔夫,皱着眉,又看了看卡伯特,有些愠怒地说;“你为什么不说?别人为什么不说?大家都知道。”

卡伯特笑了:“我说了也许我过于谨慎。”

“我想你的确过于谨慎了,”伯顿转向沃尔夫,“朵拉·里特曾是我雇的女佣。她大约五十岁,相貌极其平平,能干但令人不舒服,像湿皮靴似的顽固。保罗·蔡平一九三一年和她结婚。”

“他为什么和她结婚?”

“我又不是他,怎么知道?蔡平心理变态。”

“希巴德先生也这么说。她是哪种女佣?”

“哪种?”

“比如,她是在您办公室里干吗?”

伯顿皱着眉头。“不,她是我妻子的女佣。”

“您认识她有多久?蔡平认识她有多久?——等等,”沃尔夫摇了摇食指,“请您多担待,伯顿先生。我刚受了刺激,所以语无伦次。保罗·蔡平的小说我都读过,所以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相当了解他,他的性格、脾气、思维方式、行为处事的方式。我以为他怎么也不会接受传统婚姻的,不论是出于情感原因,还是实际原因。得知他有妻子,我实在是太惊讶了,简直是绝望。我得刨根问底,把她摸清楚。”

“哦,是这样,”伯顿冷冷而坚定地上下打量着他,“我还是自己说吧。不过是些家长里短,”他扫了一眼众人,“我知道,当然那些话不会传到我耳朵里。我不愿说,仅仅因为……不是什么好事。”

“好的。”

“的确,不是什么好事。我想您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中——我们这群人——只有我上大学前就认识了保罗·蔡平。我们是同乡,一个镇的,可以说,我和他一起长大。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儿。我认识她——只是我认识的女孩儿中的一个,没别的。他迷上了她,在他的不懈追求下,他上大学前,终于和她有了进展。然后就出事了,他瘸了,全完了。在我看来,他们俩分手是迟早的事,不管有没有那起事故。我放假没回家,利用暑假找些活儿干。从医学院毕业后,我才回去看了看。我发现那女孩儿已经出落得……就是……我和她结婚了。”

他回头看了看卡伯特律师递来的烟盒,摇摇头,又转向沃尔夫,接着说:“我们到了纽约。在事业上,我挺走运。我对病人态度好,又擅长洞察人心,特别是女人。我挣了很多钱。我想是在一九二三年吧,我妻子雇了朵拉·里特——没错,她和我们在一起有八年了。她的才干犹如黑鬼耳垂上的珠宝——”

“黑人。”

“嗯,就是黑鬼。有一天,保罗来找我,说要和我妻子的女佣结婚。所以我说不是什么好事。他把这事儿闹得很不愉快。”

沃尔夫略一点头。“我能想象,他会说这决定改编自古老的陪读习俗。”

伯顿大夫吓了一跳,猛地一抬头,盯着他。“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真这么说了?”

“他说了,他用了‘改编’一词。”

“我猜他会想到这个词。”沃尔夫挠挠耳朵,我知道他颇为得意,“我读过他的小说,对他的思维模式和所偏爱的典故不陌生。好吧,他们结婚了。当然,她身上只闪耀着一颗珠宝,其它都是渣子,不堪一提。我应该不算挑剔吧?他们在一起幸福吗?您又见过她吗?”

“不常见,”伯顿犹豫片刻,接着说,“我很少见到她。她每周来一两次给我妻子做头发,有时还做些针线活儿。我通常不在家。”

沃尔夫咕哝道:“有点才,就会干上瘾。”

伯顿点点头:“我也这么想。我妻子也离不了她。朵拉是个一流女巫。”

“好,”沃尔夫喝了口酒,“谢谢,大夫。人常说,再差劲的人也有人爱。蔡平先生的感情生活不再让我闹心了,和我的假设相符。哦,或许这还澄清了另一件事。对不起——阿奇,你能把法雷尔先生请到这儿来吗?”

我找到法雷尔,带他过来。他情绪挺高,威士忌给他注入了活力。他友善地看了沃尔夫一眼。

“法雷尔先生,今晚早些时候,您对伯顿大夫说奇怪他居然不是第一个。我想您是说他不是蔡平先生的第一个受害者吧。那句话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法雷尔看上去很不安。“我说过吗?”

“说过。”

“我忘了。我想我当时是开玩笑吧,不知道。”

沃尔夫耐心地说:“伯顿大夫刚刚给我讲了蔡平先生的婚姻状况以及他妻子婚前的职业。我想也许——”

“哦,他已经说了,”法雷尔扫了伯顿一眼,“那您还问我?”

“肝火别那么旺,法雷尔先生,还是让我在平和的气氛中救您一命吧。您那句话是这意思吗?”

“当然。但这和罗雷·伯顿的私生活扯得上吗?和我的私生活,和别人的私生活扯得上吗?我想我们付您钱,是要让您阻止——”

他突然停下,看看众人,脸红了。他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口吻结束了对沃尔夫的讲话:“请原谅,我一时忘了。”

“忘了什么?”

“没什么。就是不关我的事。一共五万多美元,您只要我付十美元。您的消息来源更新很及时。您知道这四年建筑师的处境吗?包括好的建筑师。我在一九二八年设计了巴尔的摩的新市政厅,现在却不能——您不想建些什么吗,沃尔夫先生?电话亭、狗窝,什么都行,我很乐意为您设计——哦,去他的。我在这儿只是挂个名,吃白食。来吧,罗雷,喝干你的酒。你该回家睡觉了,你比我还憔悴。”他挽住伯顿的胳膊。

刚走几步,听到沃尔夫说话,又停下了。“法雷尔先生,您的十美元和科拉德先生的九千美元,对我来说,同样重要。如果您有什么话——”

“见鬼,没有,我什么话都没有。我也不想贡献我那十美元——我要用它买威士忌。”

乔治·普拉特对卡伯特说:“来,尼克,来点点心。”他们俩跟着法雷尔和伯顿一起走开了。只有亚历克斯·德拉蒙德还和沃尔夫待在墙角的桌边,他刚要和大家一起走,突然又转回来,闪闪发光的小眼睛看着沃尔夫。他凑上前,压低声音说:

“呃,沃尔夫先生,您的消息来源很不错呀。”

沃尔夫看也没看他就说:“最棒的。”

“我想也是。格斯·法雷尔这两个月来还真没赚什么钱,不过我知道您已经发现了。呃,我是想,您能不能给我说说名单上的另一位。好奇而已。”

“我没必要满足您的好奇心。”

“是没必要。我只是在想,您为什么要盖恩斯付八千美元,伯顿七千美元,等等。鲍恩只要一千二?他可是在华尔街干——我是说来头不小啊。不是吗?加尔布雷斯-鲍恩公司……”德拉蒙德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坦白说,不仅仅是好奇……我在他那儿有些投资……”

沃尔夫看了看他,目光转向一边。我当时以为他根本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我错了,他闭着眼说:“用不着贬低您的投资,这不会影响我对您的要价,金额已算好,记录在案。至于您的问题,我的消息来源也许是最棒的,但并非不会出错。如果鲍恩先生抗议我小瞧了他,我会重新考虑。”

“当然,”德拉蒙德附和道,“但要是您能私下告诉我——”

“请原谅。”沃尔夫睁开眼,抬起下巴,稍稍提高声调说,“先生们,先生们?能跟你们说句话吗?”

有三四位离开书架边的角落,还有几位喝高了的离开了早餐桌,大家陆续走到他的桌边。有两三个人仍坐在椅子里。德拉蒙德脸皮太厚,经过沃尔夫的打磨,也没磨出半点红色,快步走到最远处。迈克·艾尔斯砰的一声倒在椅子上,叉着双腿,不管不顾地打了个大哈欠,突然又紧闭双唇,像是吓了一跳,气愤而警惕。我有个念头,想过去把他打发走,但又一想,他是不会走的。不过,沃尔夫开始彬彬有礼地下逐客令了:

“时间太晚了,我不想再耽搁你们。我想我们已达成一致——”

阿瑟·科默斯打断了他。“我马上就得走,赶去费城的子夜车。您想让我在那东西上签字吗?”

“谢谢,先生。现在不必。我要删掉一句话。我会请卡伯特先生明天上午去他的办公室帮我做些副本,好发给大家。”他看了律师一眼,卡伯特点点头,“谢谢。还有件事与此相关,法雷尔先生,我想给您个建议。您破产了,但您有张聪明人的脸。破产并不丢人,只是一场灾难。我需要您帮忙。比如,把备忘录的副本带给或寄给今天没到场的那些人,使他们合作。我付您每天二十美元。还会有些别的杂事。”

建筑师盯着他。“您可真够意思,沃尔夫先生。上帝呀,难道不是吗?但我不是侦探。”

“我不会要求太多,也不指望您英勇无畏。”

“好的,”法雷尔笑了,“二十美元挺不错。”

“好。明天十一点到这儿来。伯顿大夫,您与保罗·蔡平打小就认识,所以对我来说,您地位特殊。明晚能共进晚餐吗?”

伯顿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对不起,没时间。”

“晚饭后,您能来找我吗?请原谅我没问是否可以去拜访您。我实在不愿离开家。”

但伯顿又摇了摇头。“对不起,沃尔夫先生,我来不了。”他犹豫片刻,接着说,“坦白说,我不愿来。我心软,虽然不像安迪·希巴德和利奥·埃尔克斯那么心软。今晚,对您问的那个问题,我回答说是,尽管您的措辞露骨至极。当然您是有意为之。我说了是,我会付我那份钱,但到此为止。我不会参与商讨如何揭露保罗·蔡平的罪行,给他定罪、处死。哦,别误会,我并非要装什么君子,我很清楚仅仅是性格偏见使然。要说护着保罗,使他免遭报应,我连一根手指头都不会动。事实上。就他和我之间的个人恩怨而言,我也可以像他一样,诉诸暴力以击败他。”

“您可以吗?”沃尔夫睁大了眼睛看着他,“您是说您已经准备好了?”

“没什么特殊准备,”伯顿看上去有些恼怒,“反正也没关系。涉及保罗·蔡平,我总是说得太多。我多么希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在这点上,当然我们都一样。我只是想……好吧,在我书房的抽屉里,有一把自动手枪,放在那儿许多年了。上周某天晚上,保罗来找我。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欢迎他来我家,尽管他很少来。这一次,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我跟管家说让他在会客厅等。去会客厅之前,我先从抽屉里拿出枪,放在衣兜里。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有必要,我完全可能自己用暴力解决。”

沃尔夫叹了口气。“对您的软心肠,我很遗憾,伯顿大夫。但您能否告诉我们蔡平先生是在哪天晚上找您的,他要做什么?”

“这对您没用,”伯顿直截了当地说,“是私事——不过是些神经质的胡说八道。”

“有人也这样评价拿破仑的帝国梦。好吧,先生,不管怎样,系好您那残存的人性破布条,在这方面,一丝不挂的人已经够多了。我得想法干我的事,还不能把您剥个精光。我想问一句,先生们,你们中谁和希巴德先生的关系最好?”

他们彼此看了看。乔治·普拉特说:“我们和安迪的交情都一般。”朱利叶斯·阿德勒插嘴说:“要我说,我们当中罗兰·厄斯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敢说其次就是我。”

“演员厄斯金?”沃尔夫看了看时钟,“我以为他会在散场后来找我们,现在还没来。想必他在工作。”

德拉蒙德说:“他参加了《铁蹄》的演出,他是主角。”

“那他可无法正点吃饭了,”沃尔夫看了看朱利叶斯·阿德勒,“您明天下午两点能到这儿来吗?带厄斯金先生一起来?”

“也许吧,”律师看来有点烦,“我想能办到。您就不能到我办公室来吗?”

“对不起,先生。相信我,真的很抱歉,但我知道我自己的习惯,看来实在是不可能。如果您能带厄斯金先生来——”

“好吧。我看着办吧。”

“谢谢。您得赶快走了,科默斯先生,要误车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待在家里,这是最好的理由。先生们,生意上的事就这些。刚才对科默斯先生说那些话时,我突然想到,不论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还是之后,没有哪篇神学论文、政治或科学条款像铁路运输时刻表那样刻板教条、偏颇武断、令人不悦。如果你们中有人愿意多留半小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整晚都一言不发的杂志编辑拜伦,这时突然来了精神。他站起身,脑袋挤过两个肩膀,好看到沃尔夫。“要知道,这个观点可以扩充为一篇一流的小文章。六七百字。‘轮子的独裁’,可以起这个名,旁边配上彩色高速行驶的火车、飞机和洋轮图片。当然,洋轮没轮子,但您可以写点这类的东西——如果我能说服您,沃尔夫先生——”

“恐怕您只能令我发蒙,拜伦先生。”

卡伯特律师笑了。“我还没见过比您更难蒙的人,哪怕是艾迪·拜伦。晚安,沃尔夫先生。”他拿起备忘录,折好,放进兜里,“明天上午寄给您。”

他们准备走了。普拉特和法雷尔把迈克·艾尔斯拽起来,拍了拍他的脸。拜伦又想要劝沃尔夫,被阿德勒拽走了。科默斯已经走了。其它人都陆续走到门廊,我走出去站在一旁,等他们戴上帽子,穿好外套。鲍恩和伯顿一起来,现在又一起走了。我拉着门,好让普拉特和法雷尔把迈克·艾尔斯拽出去,他们是最后一批。

关上门,插好,我去厨房拿罐牛奶。弗里茨坐在那儿看法文报纸,尽管他喜欢饭后换拖鞋,但现在还穿着管家鞋,为了记住刚才那场混战在他的脚趾、脚背上留下的印迹。他说:“我可以帮你拿牛奶,阿奇,跟我说一声就行。”我说:“我只要能喝牛奶,就能来拿牛奶。”每次我来拿牛奶,我们都会说这几句套话。

办公室里,沃尔夫闭目而坐。我把牛奶放到我的桌上,倒了一杯,小口喝着。房间里充斥着烟味和各种酒气,椅子杂乱无章,地毯上落满雪茄和香烟灰,看得人心烦,我起身打开一扇窗。沃尔夫说:“关上。”我再次起身关上窗,又倒了杯奶。

我说:“这个怪人蔡平简直是个疯子,早就过半夜了,我真是困死了。”

沃尔夫闭着眼,根本不答理我。我说:“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只要让保罗·蔡平出个小小的意外,就可以挣到那笔钱,还省了许多麻烦?萧条时期,出一起那样的事故,也就是少了五十美元。该省就省。”

沃尔夫咕哝道:“谢谢,阿奇。等我黔驴技穷时,我就知道该去找谁了。做记录。”

我拉开抽屉,拿出笔和本。

“九点钟给卡伯特先生的办公室打电话,确保十一点以前收到备忘录,好让法雷尔先生送出去。问问巴斯科姆事务所的报告在哪儿,拿到手。我们的人八点到?”

“是的,先生。”

“派个人去取报告。三人跟踪保罗·蔡平,先办这件事。他的一切活动,我们都要详细记录,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打电话。”

“德金、吉姆斯和戈尔?”

“你来定。但要让绍尔·潘策尔去打听安德鲁·希巴德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让他十一点半给我打电话。”

“好的,先生。”

“让卡瑟去调查蔡平的过去,特别是最近两年,不要问我们的客户。越全面越好,或许他能和朵拉·里特谈得来。”

“或许我可以自己干。她没准是个靓女。”

“我想那是有魅力的俗称。如果她有魅力,暂时遏制一下你的欲望。你专门负责调查哈里森和德雷尔的死因。行动前先读巴斯科姆的报告。凡是报告最初所作的推测,过了这么多天仍无法排除的,就去调查。必要时再支使别人,别浪费。法雷尔没见到这些客户前,不要去找他们。就这些。很晚了。”

沃尔夫睁开眼,眨了眨,又闭上,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尖在扶手上画着圆圈。我笑了:

“或许我们已经把明后两天的事都安排妥了,或许你现在和我一样,为同一件事困惑。为什么蔡平先生要在后兜里装一把内战时期的手枪,还把击锤拿掉,这和玩具枪有什么区别?”

“我没感到困惑,阿奇,”但他的手指没停,“我在想睡觉前再来瓶啤酒是不是很爽。”

“你晚饭后喝六瓶了。”

“七瓶,在楼上还喝了一瓶。”

“那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喝了。说起蔡平的武器,你还记得那个吸毒的女人吗?她把一盒面粉丸装在袜子里,一般都藏那儿,当那盒面粉丸被搜出来后,他们还以为都搜光了,可她把真正的毒品藏在了裙边里。当然,我不是说蔡平肯定还有一把枪,我只是说,从心理学角度……”

“天哪,”沃尔夫把椅子一撤,不是很用力,但很坚定,“阿奇,你要明白,作为一个实干者,你还可以让我忍受,甚至挺有才。但你要充当心理学家,我可一分钟都没法和你待。我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