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星期三一大早,我坐在厨房里,《时代周刊》摊开在面前,我却没心思看,盘算着那天要做的事。第二杯咖啡快见底时,弗里茨从大门口回来,说弗雷德·德金要见我。我很讨厌早晨喝完最后两口有益身心的咖啡前,有人打搅我,于是我点点头,继续细品慢啜。我到办公室时,弗雷德正坐在椅上,对着地上的帽子怒目而视,他想把他的帽子扔到我的椅背上,帽子却在地板上着陆。他总是扔不准。我把帽子捡起来,递给他:

“赌一块钱,十次全不中。”

他摇了摇他的爱尔兰人脑袋。“没时间。我可没闲着,我是在等你剔牙。我能见沃尔夫吗?”

“不行,这你还不知道。十一点前,尼禄·沃尔夫先生是园艺师。”

“嗯嗯,特殊情况。”

“没特殊到那地步。对总管说吧。那瘸子往你眼里扬了沙子?为什么不跟踪他?”

“九点约翰尼才走。我会去替他。”德金抓住帽檐,眯眼瞄准,又向我的椅背扔去,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不满地咕哝了一声。“听着,阿奇,彻底完蛋了。”

“怎么了?”

“唉,你派我们三人二十四小时跟踪他。沃尔夫如此下血本,说明这事很重要。他是真想知道这怪人的行踪。你还跟我们说只要需要,尽可以打车,等等。唉,彻底完蛋了。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号,六层高的楼,带电梯。他住五层。这楼有个很大的后院,院里种了几棵树,几丛灌木,春天开满了郁金香。开电梯的男孩儿告诉我有三千株郁金香。问题是院里另有一幢楼,对着十一街,楼主是同一个人,这又怎样?只要愿意,谁都可以不走前门,而从佩里大街这幢楼的后面出去。高兴了,当然还可以这样回来。所以我把车停在佩里大街对面的烟店,盯着二〇三楼,感觉就像守在扬基体育馆的隧道出口一端,寻找戴黑帽的女人。我倒不是非要反对这样做,只是良心上过不去。我就是想见沃尔夫,问问他,他在雇我做什么。”

“你可以昨晚给他打电话。”

“不行,我昨晚都乐晕了。一个月呀,总算有活儿干了。”

“还有钱花吗?”

“还够花一两天。我已经学会了节制。”

“好的,”我捡起他的帽子,放在桌上,“你们那儿还真麻烦,的确不妙。看来只能在十一街再安插三个人,没别的法子。这下可好,六个眼线跟踪一个瘸子——”

“等等,”弗雷德冲我摆摆手,“还没完呢。还有个麻烦,街角的交警想把我们抓到局里去,因为堵塞交通。我们人太多了,都因为那瘸子。有个市局的家伙,我猜是‘谋杀组’的,不认识。还有个小个子,棕帽,粉领带,肯定是巴斯科姆的人,我也不认识。想想看,比如昨天下午,有辆出租车停在了二〇三楼前,一分钟后钟,蔡平一瘸一拐地从楼里出来,进了出租车。你该看看那通乱。就跟星期日一点钟,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门口似的,只不过佩里大街要窄些。又来了辆出租车,我猛地一蹿,抢在了市局侦探的前面。跑了半个街区,才又找到辆车。巴斯科姆的人也上了车,似乎他是在等那辆车。我真想对蔡平大喊一声,等等,等我们排好队。但不可能啊。还好,他的司机开得挺慢,我们谁都没跟丢。他去了哈佛俱乐部,待了一两个小时,然后在麦迪逊大道二四八号下车,随后回家,我们就一直跟着。向上帝保证,阿奇,三个人,不过我排第一。”

“好,听起来不错。”

“当然了。我不断回头看他们是否还跟着。我在想——我是开车时想到的——我们干吗不交个朋友?你再派个人,他和巴斯科姆的人,还有那侦探就能盯着十一街,我们在佩里大街的这些人也能安静会儿。我想他们是十二小时监视,或许也有人替他们,不知道。这主意怎么样?”

“馊主意,”我起身递给他帽子,“一点儿也不好,弗雷德。不予考虑。沃尔夫不会用二手的跟踪材料。我会从‘大都市’再找三个人,监视十一街。真丢脸,我跟你说过,沃尔夫希望严密监视蔡平。滴水不漏。回去干活儿,别让他溜了。你所说的交通堵塞,听起来可够惨的,尽力而为吧。我会和巴斯科姆联系,也许他能把他的人撤了。没想到他还有钱花。快去吧。我还有事儿,你不明白的。”

“到九点才轮到我。”

“你就快走吧——哦,好吧。扔一次,就扔一次。二十五分对一角。”

他点点头,在椅子里挪了挪,调整好角度,扔出。就差一点儿,帽子在椅背边上挂了十分之一秒,然后落地。德金从兜里掏出一角钱交给我,走了。

起初我想上楼征得沃尔夫的许可,监视十一街,可才八点二十,我讨厌看到他盖着黑缎被,躺在床上喝巧克力的样子,更何况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因此我直接打电话给大都市事务所。我只要了六美元的眼线,不过是盯一下。我认为蔡平没理由耍这种把戏,非走后门。我坐着琢磨了一分钟,到底是谁在为巴斯科姆工作,我想给他打个电话,也许他会告诉我,可没人接。我的计划已经被这些事耽搁了一会儿,于是我赶快抓起帽子和外套,去车库开车。

昨天我四处奔波,已打听到一些德雷尔的事。尤金·德雷尔,艺术品经纪人,在五十六街附近的麦迪逊大道开了一间画廊。三名警察于九月二十日星期二早上,发现他死在了画廊办公室里。其中一位副队长,在接到命令后破门而入。那时,他已经死亡约十二小时,硝化甘油中毒。经过调查,警察宣布为自杀,这也与问询相符。但下星期一,第二份警告到了,每人一份。沃尔夫的办公室里有几份,是这样写的:

两个。

你们理应杀了我。

两个。

上无现成的悬崖,下无守候的岩石。

将灵魂磨出,没有现成的海浪,

舔舐它,将旧罪擦净。

我命蛇与狐狸合作,

它们找到了致命油膏,气味甜香,狡猾地

藏在药片中,轻易便消融。

找到时机,安全送入他的喉咙,

然后数:两个。

一个,两个,间隔八十个漫漫昼夜。

耐心等待,我不着急,坚定不移。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你们理应杀了我。

沃尔夫说这一首比上一首好,简短些,有两行写得不错。我相信。

此诗一到,就炸了锅。他们把恶作剧一说抛在脑后,到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大吵大闹,要他们回来逮捕他——肯定不是自杀。得知这首小诗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后,我倾向于迈克·艾尔斯的意见,“赎罪联盟”应改名为“吓破胆联盟”或者“白羽毛联盟”。只有两人没发作急性膝盖颤抖——伯顿大夫和外科大夫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希巴德像别人一样害怕,或许比他们更害怕,但他还是反对报警。显然他已准备好心惊胆战地上床,也准备好成为牺牲品。埃尔克斯当然也已准备停当,我马上会提到他。

我和埃尔克斯约在星期三上午九点半,但我走得很早,想先去五十六街德雷尔的画廊,也就是出事地点看看。我九点以前到了那儿,画廊已变成书店。一位耳前长着肉赘的中年妇女友善地对我说,我当然可以四处看看,但没什么好看的了,一切都变了。右边的小房间,某星期三晚曾有人在那儿开会,次日就在那里发现了尸体,如今它仍是办公室,备有桌子、打字机,还添置了许多书架,显然都是新的。我把那女人叫进来,指着后墙的门问她:

“请问,那里是不是尤金·德雷尔存放调酒配料的壁橱?”

她一脸迷惑。“德雷尔先生……哦……就是那个……”

“那个在这间屋里自杀的人,是的,夫人。我想您大概不了解。”

“嗯,的确……”她似乎很吃惊,“我没意识到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当然我听说了……”

我说:“谢谢,夫人。”我回到街上,上了车。我很烦那些从去年圣诞节起就放弃活着的人,而且自己还没意识到。对这种人,我就只剩下礼貌了,还没剩多少。

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可没放弃活着,我一进他的私人房间,就看出来了,但他很忧伤。他中等身材,大头、大手,具有穿透力的黑眼睛总是从你身上游离开,不是向旁边看,也不是向上或向下,而是退到后脑深处。他请我落座,用友善而柔和的嗓音说:

“您要明白,古德温先生,我见您只是出于对朋友们的尊重,既然他们有此要求。我已经跟法雷尔先生说了,我不支持您的老板这样做,也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好的,”我对他笑了笑,“我不是来拌嘴的,埃尔克斯大夫,我只想问问九月十九日那天发生的事,就是尤金·德雷尔死的那天,只问事实。”

“您可能问到的任何问题,我都已回答过了。对警察说了好几次,还有那位蠢得要命的侦探……”

“不错,对此我们没有分歧。但仅仅是出于对朋友们的尊重,有什么理由不再回答一次呢?没有吧?与警察和德尔·巴斯科姆谈,却在尼禄·沃尔夫和我这儿划道界线……嗯,这就像……”

他露出一丝苦笑。“吞只骆驼,却对蚊子推三阻四?”上帝呀,他的确忧伤。

“是的,就是这意思。不过您要是见过尼禄·沃尔夫,是不会称他为蚊子的。是这样,埃尔克斯大夫,我知道您是不会帮忙抓保罗·蔡平的把柄的,但在德雷尔这件事上,您是我唯一的第一手信息来源,我只能找您。我知道另外那位,那位艺术品专家,已经回意大利了。”

他点点头。“桑蒂尼先生走了段时间了。”

“那就只有您了。问您那些刁钻的问题没意义。您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说?”

他又是一丝苦笑。“您大概知道有两三个朋友怀疑我撒谎护着保罗·蔡平?”

“知道。您是这样吗?”

“不是。我只说事实,既不护着他,也不害他。事情是这样的,古德温先生。您当然知道尤金·德雷尔是我的老朋友、大学同学了。大萧条前,他的画廊办得很好。有时我从他那儿买些东西。我继承了大笔遗产,所以对成功从来没什么迫切追求。我认为每个人的内心和外表都有问题,成为外科大夫,不过是这一信念的副产品。碰巧我有双稳健而灵巧的手。”

我看了看他放在腿上交叉在一起的大手,冲着他的黑眼睛点了点头,那目光又飘回到后脑深处。他接着说:

“六年前,我从尤金·德雷尔那儿试订了三幅曼坦那的画——两幅小的,一幅大的。十六万美元。那三幅画当时在法国。保罗·蔡平恰巧在欧洲,我就给他写信,让他看看。看完他的介绍,我订了那些画。要知道,十年来保罗·蔡平一直想当画家。从他的作品看,他很敏感,但线条飘忽不定,形状也没感觉。虽然画得不好,但挺有意思。听说他搞文学去了——我不读小说的。

“到货时,我正忙于工作,没时间好好检查,就收下并付了钱。我对那些画从来就不是很满意。起初,我还时常兴高采烈地去看看,看了许多次,但总是厌恶地离开,那些画粗枝大叶,还有些生硬,令我难堪而愤怒。我一开始没想到那些画可能是假的,我还以为只是不太适应。但几位专家的评论终于引起了我的怀疑。九月份,将近两个月前,恩里科·桑蒂尼来到了美国,他了解曼坦那就像我了解内脏一样。我请他看看我的曼坦那,他说是假画,还说他知道是谁作的假,是巴黎的一位很有才华的骗子,有声誉的画商是不会故意做这种买卖的。

“那些画让我难受了五年,我想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那样对待德雷尔。通常,我不那么确信,也就没那么无情,但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犹豫。我对尤金说我要退货,马上拿回钱。他说他没钱。我知道他没有,这一年,我借给他许多钱来接济他。可我坚持对他说要么马上筹到钱,要么后果自负。我觉得到最后我还会像往常一样软下来,怎样都行,但不幸的是有时我会耍耍怪脾气,越是容易动摇,越要显示出最大的决心。更不幸的是,桑蒂尼就要回意大利去了。尤金要求会会他,这当然是虚张声势。

“我们约好星期三下午五点,我和桑蒂尼先生还有保罗·蔡平一起来找他。把保罗拉上,是因为他在巴黎时检查过这些画。我还以为尤金是想要保罗支持他,但后来看,或许我错了。我们到了。尤金的温文尔雅——”

我打断了他:“等等,大夫,保罗·蔡平比您先到画廊吗?”

“不,我们是一起到的。我开车去哈佛俱乐部接他。”

“此前,当天下午他有没有到过画廊?”

“亲爱的先生……”埃尔克斯忧伤地看着我。

“好吧。您不可能知道。反正画廊的女孩儿说他没有。”

“我想也是。我是说尤金的温文尔雅掩饰不住他的紧张,这真令人难过。他给我们调威士忌,哆哆嗦嗦的,没给他自己调。我很难堪,所以说话也很唐突。我让桑蒂尼先生发表声明,他照做了。声明是他早就写好的。尤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吵起来。尤金有些激动,但桑蒂尼先生很冷静。最后,尤金征求保罗的意见,显然是希望得到支持。保罗笑着环视我们,简短而平静地说,他检查完那些画三个月后,即运到纽约后一个月,就确定那些画是瓦修特于一九二四年画的,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假画画家。就是桑蒂尼先生说的那个人。保罗还说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尤金和我了,我们俩他都不能伤害。

“我担心尤金要崩溃了。显然,他的惊讶丝毫不亚于他所受到的伤害。我当然难堪极了,只能沉默不语。我现在也不知道尤金是因为穷疯了才骗我,还是他自己也上当受骗了。我随桑蒂尼先生站起身告辞走了。保罗·蔡平是和我们一起走的。次日中午我才听说尤金喝硝化甘油自杀了——显然也就是在我们走后几分钟顶多一小时。警察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我才知道了这事。”

我点点头,坐着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挺直身子突然向他发起进攻。“您怎么知道是自杀?”

“行了,古德温先生,”他看着我,面带微笑,却从未如此忧伤,“难道所有的侦探都一样?您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认为是自杀。警察这样认为,当时的情形也指向自杀。”

“是我错了,”我笑了笑,“我说过不问刁钻问题,对吧?如果您还愿意承认侦探也还有点儿脑子,您就知道我的脑子是什么样了。保罗·蔡平是否有机会把硝化甘油片放在德雷尔的威士忌里?那位愚蠢侦探,以及所有那些聪明警察似乎都认为您不这样想。”

埃尔克斯先生点点头。“我是故意留给他们这种印象的。您当然知道桑蒂尼先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非常肯定保罗没有这种机会。他和我一起去的画廊,我们同时进的办公室。保罗坐在我的左边,靠近门,距离尤金至少有六英尺远。他只碰过他自己的杯子。是尤金调的酒,拿给大家。我们只喝了一杯。离开时,保罗走在我前面,桑蒂尼先生在最前面。”

“对,记录上是这样写的。但当时那么乱,大家的情绪如此激动,总会有些走动、起身、坐下、走过来、走过去……”

“根本不是那样。我们并不激动,也许除了尤金。只有他离开过自己的椅子。”

“你们到那儿后,他有没有换衣服,或又穿件衣服什么的?”

“没有。他穿着常礼服,一直没脱。”

“含有硝化甘油的酒没喝完,酒瓶还在他的衣兜里。”

“我知道。”

我靠在椅背上,再次看着他。为了搞清他是否在说谎,我宁愿放弃我的车,外加两副备胎。他和保罗·蔡平一样都不是我能搞明白的人。看得出来我是套不住他的。我说:

“您明天中午一点能与尼禄·沃尔夫先生共进午餐吗?”

“对不起,我很忙。”

“星期五?”

他摇摇头。“不行,哪天都不行。您把我看错了,古德温先生,我不是一个能解开的结,或能砸开的胡桃。不要以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好骗人。我这人很简单,表里如一。也不要妄想把尤金·德雷尔的死推到保罗·蔡平身上。不现实。我知道不是他杀的,我在场。”

“您星期六有时间吗?”

他摇摇头,笑了,还是很忧伤。我站起身,拿起帽子,向他道谢。往门口走之前,我说;

“顺便问一句,您看过保罗·蔡平——管他呢,反正是某人——写的第二份警告。硝化甘油是油乎乎的,还有熏香味吗?”

“我是外科大夫,不是药理学家。”

“那就猜猜吧。”

他笑了。“硝化甘油当然是油乎乎的,据说有股熏香的味道。我没试过。”

我再次向他道谢,出门走到街上,上车,启动。我边开车边想,利奥波德·埃尔克斯大夫就是那种把生活搅得很郁闷的人。对付那种彻头彻尾的骗子,我从未感到很棘手,就是这种可能说实话的人能整得人不折不扣地头疼。哈里森事件的进展,再加上这个,我开始模模糊糊预见到沃尔夫炮制的备忘录将成为废纸一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除非我们能彻底搞清埃尔克斯在说什么。

我本想再去五十六街的画廊看看,听完埃尔克斯的一番话,我决定不去了,反正那里已面目全非。我继续开车,径直回家了。当时我想到的能赌一把的最佳人选就是桑蒂尼先生。警察只问过他一次,因为他星期四晚就要回意大利,那时当然还没收到第二份警告,警察也没什么怀疑。沃尔夫和欧洲的几个城市有联系,有一个住在罗马的聪明人,在惠特莫尔债券上赚了不少钱。我们可以给他发电报,让他去找桑蒂尼,也许能打开缺口。跨洋电报要花大概九十九美元呢,我得劝劝沃尔夫这笔钱值得。

我到家时是差一刻十一点。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就进去了。我知道沃尔夫最终会在楼上接电话,但还是我来吧。是绍尔·潘策尔。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要汇报。我问他汇报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汇报。反正我那时看什么都不顺眼,不如挖苦他。我说如果他找不到希巴德,不论是死的还是活的,或许他可以去找个笨蛋来帮忙。我说我刚在这案子的别的方面碰了钉子,如果他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最好自己到办公室来赌一把。我挂了电话,就这一下,连修女都会被激怒。

我花了五分钟才从文件里找出那罗马探子的地址。沃尔夫准时下楼,十一点整。他说上午好,闻闻空气的味道,坐在他的桌边。我很着急,但我知道我必须等他看完邮件,整理好花瓶里的兰花,试试钢笔还能不能写,要瓶啤酒。一切就绪后,他才对我咕哝了一句:

“该有所行动了,想到了吗?”

“我八点半就溜出去了,刚刚回来。绍尔刚才打来电话。钱又白花了。如果你想发脾气,这儿有根硬骨头让你啃。”

弗里茨送来他的啤酒,他倒了一杯。我把我和埃尔克斯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告诉他,连硝化甘油有熏香味儿都说了。我想如果我能把埃尔克斯的话都告诉他,也许他能有什么主意。接着我对他讲了关于那罗马人的想法。如我所料,他顿时烦躁起来。眨眨眼,又喝了几口啤酒。他说:

“为某个事实,或什么东西,你可以发电报到四千英里远的地方,但这么一件捉摸不定的事,电报可不成。作为最后一招,你或者绍尔·潘策尔可以打电话给佛罗伦萨的桑蒂尼先生,或许最终还值得得一试。”

我力图说服他,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好像没什么效果,反正我就是坚持己见,我的主要论点是不过一百美元嘛,我还得告诉他我从大都市事务所又雇了三人监视十一街。我开始犯倔。

门铃响了,弗里茨走过门廊去开门,打断了我的进程。我没再接着说,只想知道来者是谁。

弗里茨走进办公室,关上门。他说有位女士要见沃尔夫,没有名片。

“她叫什么?”

弗里茨摇摇头,通常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似乎很犹豫。

“请她进来,弗里茨。”

看到她,我也犹豫了。没见过比她再难看的了。她走进来,就那么站着,直勾勾地盯着沃尔夫,像在琢磨怎么痛揍他一顿。其实,她的样子并不难看,我是说,她并不可怕。第二天,沃尔夫很到位地描述了她一番:比起单纯的难看,还有些微妙之处;看到她会令你绝望,以为再也看不到漂亮女人了。她有一双灰色的小眼睛,一旦盯住某个地方,就好像再也动不了。她身着一件深灰色羊毛外套,脖子围着一条巨大的毛围巾。我拉给她一把椅子,她坐下,声音洪亮地说:

“我是好不容易才到这儿来的,我想我要晕了。”

沃尔夫说:“但愿不会。来点白兰地?”

“不,”她轻吸了口气,“不,谢谢。”她抬手去够围巾,好像要去摸围巾下的脖子。“我受伤了,在后面。我想您最好看看。”

沃尔夫瞟了我一眼,我走过去。她从前面解开围巾,我帮她摘下,自己也倒吸了口气。倒不是说我在别的场合没见过血,只是一般见不到流那么多血。而且实在是出乎意料。围巾后面、内侧全被浸透了,领子也浸透了,可真够瞧的。血还在涌出,源源不断地从她脖子后面的伤口涌出。我看不清那些伤口有多深。她一动,血就喷出来。我把围巾丢在地板上,对她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动。头别动。”我看着沃尔夫说,“有人想把她的头砍掉。我不知道砍得有多深。”

她对沃尔夫说:“是我丈夫。他想杀了我。”

沃尔夫半眯着眼,看着她。“这么说您是朵拉·里特?”

她摇摇头,血又喷出来,我让她别动。她说;“我是朵拉·蔡平。我已结婚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