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中发生了一场危机，

两次英勇的营救，以及战争的爆发。

从书名上来讲，胡塞尔未完成的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不如《恶心》那样引人注目。但起首的那个词“危机”，完美地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欧洲。从1922年开始，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分子已经在意大利掌权超过十年。在苏联，随着列宁在1924年去世，斯大林到1929年已经掌握了苏联的领导权。而希特勒则在1933年巩固了第一次选举的胜利果实，使得他的扩张野心日益清晰。1936年，西班牙内战在左翼共和军与弗朗哥领导的法西斯主义国民军之间爆发。一切似乎都在密谋分裂欧洲人，把他们引向另一场战争。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尤其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光是战壕里就有大约140万名法国士兵战死。由于很多场战役都是在法国土地上打的，可以说，这个国家真的已经伤痕累累，因此，没有人想看到战争重演。

法国的确有些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战线（Action française）和更新、更激进的火十字团（Croix-de-Feu）——但和平主义风气让这些组织的影响有限。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在1936年9月写信给一位朋友时，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看法：“什么都行，绝不要战争！什么都行！……甚至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不要逼我，因为我会说：是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法国’！”波伏娃的看法也类似，她对萨特说：“战争下的法国必定会比纳粹治下的法国更糟吧？”但萨特不同意，因为他曾近距离地见过纳粹。像往常一样，他用想象力写下了耸人听闻的细节：“我不希望被逼着吃了我的手稿。我不想让纳粹用茶匙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但到1938年时，已经没有几个人敢对和平再抱希望。那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9月，他开始对高度德意志化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虎视眈眈——胡塞尔的故乡摩拉维亚就位于其中。英法两国领导人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同意了希特勒最初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特勒视之为更进一步的鼓励，因此在9月22日，他要求行使全面军事占领的权利，而这将会有效地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其余领土开启大门。随之而来的便是所谓的“慕尼黑危机”：一个礼拜期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听收音机和看报纸，唯恐随时宣战。

对于一位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年轻存在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终极的冒犯。战争，就像从桌子上扫落玩具一样，威胁着要清除所有个人的想法和关怀。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卫·盖斯科因（David Gascoyne），当时正担惊受怕地生活在巴黎，他在那一周的日记中写道：“战争最可恨之处在于，它让个体变得毫无意义。”盖斯科因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试着想象轰炸机飞过天空，许多建筑倒塌。眼前灾难的类似景象，也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乔治·奥威尔出版于次年的小说《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 ）里：广告业经理乔治·鲍林走在郊区的街道上，想象着房屋被炮弹炸得粉碎。一切熟悉的事物似乎都要消失了；鲍林担心，在那之后，将会只有无止尽的暴政。

萨特在《延缓》（The Reprieve ）中试图捕捉危机中的情绪，这本书是他《自由之路》系列的第二卷——直到1945年才出版，但故事设定在了1938年9月23日—30日的那个关键一周。书里的每个人物都在努力去适应他们可能没什么未来，而一切也将不复从前的想法。萨特用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借来的意识流方法，从一个人的思想滑入另一个。年轻人鲍里斯（原型是萨特先前的学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算计着开战后他在军队里能活多久，然后推测了他还能指望在死前吃上多少煎蛋卷。在一个关键时刻，当大家聚在一起用收音机听希特勒讲话时，萨特从这个场景退出来，向我们展示了整个法国，然后是整个德国和欧洲。“一亿个自由的意识，每一个都知道墙壁，雪茄一明一灭的烟蒂，熟悉的面孔，而每个都在自己的责任上构建着它的命运。”

书中的尝试并非全都有效，但萨特抓住了那一周的怪异特质，千千万万的人试着习惯开始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的人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工程或操劳。这本书也显示了萨特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在未来的几年里，他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当人们被巨大的历史浪潮席卷时，每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独立。

对于萨特个人来说，令人意外的是，他在1938年竟然通过读海德格尔为自己的焦虑找到了答案。他爬上了《存在与时间》的山麓缓坡，不过直到两年后，他才登上更陡峭的山坡。回头来看时，他回忆道，在那一年里，他渴望“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不仅仅会是沉思，更是智慧，是英雄精神，是神圣”。他将此比作了古希腊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雅典人远离了亚里士多德科学的冷静推理，转向了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更个人化和“更直接”的思想方式——“教他们生活”的哲学家。

在弗莱堡，胡塞尔已经无法目睹那个秋天的事件，但他的遗孀马尔文娜仍住在郊区的房子里，守着他的图书馆和汗牛充栋的遗稿、文书及未发表的著作。她当时已经78岁，独自一人生活，虽然信仰基督新教，但却被官方列为了犹太人，因此，她极为弱势，但她靠着刚烈十足的人格力量，暂时把危险挡在了外面。

在那个年代初期，也就是她丈夫还活着，而纳粹刚掌权之后，他们曾经讨论过把他的文件运到布拉格，因为看起来，它们在那里似乎可能更安全些。胡塞尔曾经的学生、捷克现象学家扬·帕托什卡，愿意协助安排这件事。但幸运的是，事情没办成，因为如果真那么做的话，文件将会一点儿都不安全。

在20世纪早期，布拉格已经发展成一个现象学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托马斯·马萨里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塞尔的朋友，他曾说服胡塞尔去跟随弗朗兹·布伦塔诺学习。马萨里克死于1937年，所以没有看到灾难降临到他的国家身上，但在此期间，他做了很多事来促进现象学的发展，还帮助布伦塔诺之前的其他学生在布拉格市档案馆搜集老师的论文。1938年，随着德国入侵的威胁，布伦塔诺的档案危在旦夕。唯一让现象学家们感到宽慰的是，胡塞尔文稿不在这里。

但弗莱堡也不安全。这座城市靠近法国边境，如果战争到来，可能会率先看到战火。马尔文娜·胡塞尔本来就已经只能任由纳粹摆布：如果他们决定杀进她的房子，那她更无力保护里面的东西。

胡塞尔的《遗稿》及其遗孀的处境，引起了比利时的哲学家兼方济各会修士赫尔曼·范·布雷达的注意。他拟定了一份建议，敦促鲁汶大学的高等哲学研究所支持重要弗莱堡文稿的誊录工作——只能由可以阅读胡塞尔速记文字的前助手来做。鉴于伊迪丝·施坦因已经成了卡梅尔派修女，海德格尔也与他分道扬镳，所以，能做这项工作的人，便只有近几年与胡塞尔一起工作过的两人：欧根·芬克，来自附近的康斯坦茨，但现在住在弗莱堡；以及路德维希·朗德格雷伯，目前在布拉格。

范·布雷达最开始建议就在弗莱堡当地资助这个项目，但在战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这看起来不太可取。他指出，马尔文娜·胡塞尔坚定地继续生活，“就仿佛纳粹政权不存在一样，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她就是纳粹的受害者”，这确实令人钦佩，但可能会对文稿不利。1938年8月29日，当捷克危机开始酝酿，范·布雷达去弗莱堡会见了她和欧根·芬克；他们一起向他展示了文稿集。他惊叹于手稿带来的纯粹视觉冲击：一排一排的文件夹，装着胡塞尔的约4万页速记手稿，外加一万页已经由他的助手转抄出来的打印或手写稿，而在图书馆里，还有在近六十年里收集到的约2700卷书和数不胜数的论文翻印，胡塞尔用铅笔在上面记满了笔记。

范·布雷达说服马尔文娜·胡塞尔必须有所行动。但回到鲁汶后，他还有另一件说服工作要做：要说服他的同事同意转移并保存那里的文稿集，而不只是远程资助一个项目。做完这一切后，他返回弗莱堡，路德维希·朗德格雷伯现在也到了，把布拉格令人紧张的局势甩在了身后。时间已是9月中旬：战争似乎有可能会在数周甚至几天内爆发。

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转移这批东西。手稿比书更便于携带，而且更重要。但带着几千页纸开车去边境，肯定也不安全，因为所有文稿是用一种看起来不可读的密码写成的。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带到比利时大使馆，然后装在外交邮袋里带出德国，这样就能拥有不受干预的豁免权。但距离最近且有豁免协议的部门在柏林，方向正好相反，得走不少冤枉路。范·布雷达询问了弗莱堡附近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的修道士，看他们是否能隐藏手稿或帮忙偷运出来，但他们不太情愿。后来，一个本笃会修女出面介入：修女安黛儿根迪丝·耶格施米特（Adelgundis Jägerschmidt）。她来自附近的一个吕贝女修院（Lioba Sisters convent），之前也是一名现象学的学生，时常无视禁止与犹太人交往的规定，在胡塞尔晚年生病期间去拜访他。现在，她主动提出可以把手稿带到她在康斯坦茨的修女姐妹拥有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靠近瑞士边境，从那里，她说，修女们可以把手稿一小包一小包地逐渐带到瑞士去。

这是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计划。如果行动期间战争爆发，这些手稿可能会随着边界关闭而最终分散于两处，一部分甚至可能会在战争期间遗失。修女们面临的危险也显而易见。不过，这看起来似乎是最可行的选择，所以在9月19日，英勇的修女安黛儿根迪丝把4万页手稿装进三个沉重的手提箱中，乘火车前往康斯坦茨。

不幸的是，尽管她的姊妹愿意暂时存放这些手稿，但她们认为将其偷运过边境太过冒险。结果，安黛儿根迪丝只得把手提箱留在她们那里，回去告诉范·布雷达这个坏消息。

他又想到了那个把手稿带到柏林的比利时大使馆的主意。这就意味着，得绕到康斯坦茨去取手稿，而这一次，他亲自过去了。9月22日——同一天，张伯伦与希特勒举行了会见，并得知希特勒提高了对捷克领土的要求——范·布雷达前往女修院。他拿到这些手提箱后，继续乘夜间列车去柏林。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紧张：战争迫近，三个重重的手提箱里装着看起来像是加密过的文件，一列在黑夜里呼啸飞驰的火车。9月23日星期五早晨，范·布雷达抵达柏林，并把这些箱子委托给了市中心外的一座圣方济各修道院，然后去了大使馆——但得知大使不在，也没人能拍板决定。不过，下级官员同意在此期间帮助照管这些箱子。

因此，事情又落到了圣方济各修会修道士们的身上，又回到了大使馆里的手提箱上。最终，9月24日星期六，范·布雷达看着它们被锁进大使馆的保险箱后，回到弗莱堡，接着又离开德国，到了鲁汶。他随身带了少量文本，以便尽快启动誊录项目。令他大松一口气的是，边境卫兵连看都没看这难以理解的手迹，就摆手示意他通过了。

几天后，这场欧洲危机得到了解决——但只是暂时。9月29日，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安排了一次会面，与会者是希特勒、达拉第和张伯伦。9月30日凌晨，当达拉第和张伯伦向希特勒提出的更高要求让步时，房间里没有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次日，德军进入苏台德地区。

张伯伦得意扬扬地飞回英国；达拉第则充满羞愧和恐惧地飞回了法国。下飞机时，欢呼的人群迎接他，但据说他却咕哝着说了一句：“一群白痴！”——反正萨特听到的似乎是这样一个故事。最开始的宽慰感一旦过去后，法国和英国的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协议能否持久。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很悲观；波伏娃更愿意寄希望于和平会占上风。针对这件事，他们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但和平协议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它削弱了把胡塞尔的文件运出德国的迫切性。直到1938年11月，其中的大部分才从柏林运到鲁汶。当手稿到达，被放在大学图书馆后，图书馆还自豪地举办了一场展览。没有人知道，两年之后，德军将会入侵比利时，而这些文件也将再次面临险境。

那年11月，范·布雷达再次回到弗莱堡。现在，马尔文娜·胡塞尔已决定申请签证，准备去和她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团聚，但这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此期间，范·布雷达安排她搬去了比利时。1939年6月，她抵达鲁汶，最终与春天时已经搬去那里并开始工作的芬克和朗德格雷伯会合。她带来了一大批物件：她的家具，胡塞尔的全部藏书（装了六十个箱子），他的骨灰瓮，以及一幅他的画像——由弗朗兹·布伦塔诺和他的妻子艾达·冯·李本（Ida von Lieben）共同绘制，是胡塞尔结婚之前送给他的订婚礼物。

与此同时，布伦塔诺的文稿——仍存放在布拉格的一间档案馆——也经历它们自己的冒险。1939年3月，当希特勒在从苏台德地区向前开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时，一帮档案工作者和学者搜集了大部分论文，并秘密乘坐最后一班离境民用飞机，将它们带出了这个国家。最终，这些论文到达了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存放在那里。少数落下的文件，被德国士兵扔到了办公室的窗外，基本上都遗失了。

胡塞尔的档案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现在，大多数仍然与他的藏书一起存放在鲁汶。这些文档已经让研究人员忙了七十五年以上，并以《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 ）为题出版了一个选编版。迄今为止，这部文集包括了42卷著作选、9卷的附加“材料”、34卷各种文件和信函以及13卷的官方英文译本。

率先去鲁汶看档案的是对胡塞尔的早期作品十分熟悉的莫里斯·梅洛-庞蒂。他在《国际哲学期刊》（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的一篇文章里读到有关这些未发表手稿的消息之后，于1939年3月写信请求与范·布雷达神父一会，继续研究他特别感兴趣的知觉现象学。范·布雷达热情欢迎了他，而梅洛-庞蒂则愉快地在鲁汶度过了4月的第一周，沉浸在胡塞尔曾打算加到《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去的那些未编辑和未发表的部分。

胡塞尔晚期的这些作品，与早期作品在精神上十分不同。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它们显示了胡塞尔在晚年中，开始远离他对现象学那种内在、唯心的解释，转而朝向了一幅不那么孤立的图景：人如何跟其他人一起存在于世界中，沉浸在感官体验里。梅洛-庞蒂甚至怀疑，胡塞尔吸收了一些来自海德格尔的思想——这种解释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当然，他也可能受了别的影响：有可能来自社会学，也可能来自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l）对不同物种如何体验各自“环境”（Umwelt）的研究。但不论来源是什么，胡塞尔的新思想，包含了对他所说的Lebnswelt（生活世界）的反思——也就是社会、历史和现实语境，虽然我们在其中进行活动，但却常常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注意它们。虽然我们的身体很少需要有意识的关注，但那种“被具身”（being embodied）的感觉几乎是我们所有体验的一部分。当我四处走动或伸手去抓东西时，我会感觉到我的四肢以及我的身体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从内就能感受到我的手和脚，而不必照镜子去看它们是如何摆放的。这就是所谓的“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感知到自身——这是经验的重要一方面，但我往往只在出差错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当我遇到其他人时，胡塞尔说，我也无疑会认为他们是存在者，有着“他们自己的周围世界，围绕他们活着的身体周围”。身体、生活世界、本体感受和社会环境，都被整合进了现世存在的肌理之中。

难怪梅洛-庞蒂会在胡塞尔的新研究兴趣中看到海德格尔“在世存在”哲学的迹象，以及一些其他的关联之处。比如，胡塞尔的后期作品表明，他曾思考过文化和历史的漫长进程，就像海德格尔一样。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巨大区别：海德格尔论存在的历史时，他的著作中泛着一种对家园时光的渴望，哲学可以被追溯到这个失落的时代或地方，并且可以从那里开始重建。海德格尔常常在脑海中浮现的梦想家园，是他孩提时代有着茂密森林的日耳曼世界，以及其中的手工技艺和沉默的智慧。在别的时候，它又让他想起了古老的希腊文化，认为这是最后一段对人性进行过正确哲学思考的时期。当然，海德格尔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希腊迷住的人，这在当时，是一种德国人中的狂热。但其他德国思想家往往会重点关注公元前4世纪时哲学与学术的繁荣，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而海德格尔却把那段时期视为一切开始误入歧途的时刻。对他来说，真正与存在建立联系的哲学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诸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西曼德。不管怎样，海德格尔书写德国和希腊的那些著作，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那就是这个人渴望回到森林深处，回到童年的天真之中，回到思想纷乱的弦音最初被搅动起来的黑暗水域中，回到那种每个社会都简单、深刻和诗意的时代。

胡塞尔没有寻找这样一个失落的简单世界。他写历史的时候，会被更为复杂的时代吸引，尤其是那些各种文化通过旅行、移民、探险或贸易产生碰撞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他写道，生活在单一文化或“熟悉世界”（home-world/Heimwelt）里的人，遇到了来自“陌生世界”（alien-world/Fremdwelt）的人。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世界是熟悉世界，而其余的则是陌生世界。相遇后的震撼是相互的，而这会让每一种文化都领悟到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的世界绝非毋庸置疑。一个希腊旅人发现，希腊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希腊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印度和非洲的世界。明白了这一点，每种文化的成员就会理解，一般来说，他们是“世界内的（worlded）”人，不应该认为任何事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跨文化接触一般都是好的，因为这可以激起人们去反思自我。他猜测，哲学之所以起源于古希腊，并非像海德格尔想象的那样，是因为希腊人与他们自己的存在有一种深刻、内省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是商人（尽管有时候颇为好战），可以经常遇上各种各样的陌生世界。

这种差异，凸显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深层次对立。那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海德格尔日益转向复古、守旧和内省，正如他在关于不去柏林的那篇文章中所预示的那样。回应同样的事件，胡塞尔则是转向外在。他用世界主义精神描写了他的生活世界——而且这在一个“世界主义”逐渐被当成某种侮辱的时代里，经常会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暗号。他在弗莱堡与世隔绝，但却用他20世纪30年代去维也纳和布拉格所做的最后几次讲话，向国际学术界发出了大声疾呼。看着他周围的社会和思想“危机”，他敦促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日益崛起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只崇尚本地主义，以拯救共同理性和自由研究的启蒙精神。他并不希望任何人回过头去相信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但他主张欧洲人必须保卫理性，因为如果失去了理性，那这片大陆及其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也将随之迷失方向。

在他1933年的文章《论本体论之谜》（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 ）中，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提供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很好地概括了胡塞尔关于“陌生的”遇见以及国际交往能为我们带来什么的观点。他写道：

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了，在陌生人偶然遇见时，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随之而来，就像一阵风可能会吹落舞台布景上的镶嵌物一样，颠覆那些习以为常的观点——曾经看来切近的东西变得无限遥远，而曾经看来遥远的东西似乎触手可及。

舞台布景的掉落和观念的突然重整，是本书到目前为止描述过的许多相遇的共同特点：海德格尔在少年时期发现布伦塔诺，列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发现了胡塞尔，萨特通过雷蒙·阿隆在煤气灯酒吧发现了胡塞尔（和列维纳斯）——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梅洛-庞蒂在1939年发现胡塞尔的晚期著作，是这些发现时刻中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多亏了在鲁汶读书的那一周，他才能发展出他有关人的具身化与社会经验的一套微妙而丰富的哲学。反过来，他的著作又会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将他们与胡塞尔连接起来。

胡塞尔完全明白他未发表的著作对后人的价值，虽然它们尚未完成、混乱不堪且字迹很难辨认。1931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我真的相信，我毕生研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仍在我的手稿里，因为卷帙浩繁，几乎无法整理。”《胡塞尔全集》中几乎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传记作家鲁迪格·萨夫朗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将其比作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Solaris ）中巨大的意识海洋。这个比喻用得很好，因为莱姆的海洋，会通过在人脑中唤起思想和图像，来和那些靠近它的人交流。胡塞尔的档案也以相同的方式发挥着它的影响。

要是没有范·布雷达神父的英雄精神和精力，全部手稿就可能会遗失。要是胡塞尔在许多人认为他早已退休并隐居起来了很久之后，没有坚持提炼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这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此外，如果没有一点运气的话，手稿也无法幸存下来：这提醒我们，即便在管理最有序的人类事务中，偶然性也会扮演角色。

梅洛-庞蒂访问鲁汶时，正值1939年最后几个月的和平时期。正如波伏娃后来所描述的，这一年，历史会抓住他们所有人，并且再也不放他们走。

那年8月，波伏娃与萨特跟保尔·尼赞和雅克-洛朗·博斯特一起，在胡安莱潘（Juan-les-Pins）的别墅度了整整一个月假。他们看报纸、听收音机，在担心和厌恶中听到了8月23日的纳粹-苏联协约，这意味着，苏联将会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且不会反对德国是否进犯其他国家。这对任何一个一直支持苏联，将之视为纳粹制衡力量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尼赞绝对有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萨特和波伏娃也一样。如果苏联不站起来反抗纳粹，谁来呢？战争似乎又一次随时可能爆发。

他们在别墅里晒日光浴时，一个话题再次支配了朋友间的谈话。“从前线回来，是瞎了更好，还是打烂了脸更好？是丢了胳膊更好，还是没了腿更好？巴黎会被轰炸吗？他们会使用毒气吗？”类似的争论，也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别墅里发生过，那里住的是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和朋友埃托雷·科尔尼里昂（Ettore Corniglion）；后者说，那年8月的情绪转变，让他想起了奶奶“过去常常让他交替着把脚放进一桶冷水和一桶热水里，来治疗他的冻疮”。

萨特知道自己因为眼睛有毛病，不会上前线。年轻时，他曾在一个气象站里服过兵役，这意味着现在他也会被布置做类似的工作——就像海德格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雷蒙·阿隆也会在那年被派往一个气象站；这似乎是哲学家的岗位。）这个角色不用参与战斗，但仍然很危险。不过对博斯特和尼赞来说，危险就更大了，因为他俩体格健全，都可能会被征召去打仗。

法国的假期结束于8月31日，许多巴黎人都在那一天结束乡间度假，回到家里。萨特和波伏娃也回到了巴黎，萨特已经准备好收拾存放在旅馆房间里的军用包和军靴，去他的部队报到。他和波伏娃在图卢兹换乘，却发现去巴黎的火车十分拥挤，根本挤不上去，于是不得不跟一群焦急的人一起，在黑暗的车站和末日的气氛中，又等了两个半小时。另一列火车来了；他们艰难地上了车，成功在9月1日抵达巴黎——那一天，德军入侵了波兰。萨特收拾好他的装备后，第二天一早，波伏娃在巴黎东站目送他离开。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

马尔文娜·胡塞尔一直拿不到美国签证，所以战争打响时，她仍在鲁汶。她后来也没走，一直小心翼翼地躲在海伦特（Herent）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1940年1月，胡塞尔的文稿集从大学的主图书馆转移到了高等哲学研究所——时间赶得正好。四个月后，德国开始入侵，鲁汶大学图书馆大部分被炸弹炸毁。这已经是这个图书馆第二次被毁：一座老建筑、一批价值连城的图书和手稿的原始藏品，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

1940年9月16日，存放于安特卫普的那些装着马尔文娜财物的货柜，在一次同盟国的炸弹袭击中被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向来足智多谋的范·布雷达设法在废墟中找回了一件宝贵的东西——胡塞尔的骨灰瓮，在战争余下的岁月里，他一直将其保存在他修道院的房间里。其他所有东西都炸成了碎片，包括布伦塔诺画的肖像。为了减轻马尔文娜的痛苦，范·布雷达没有马上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他把胡塞尔的文稿藏到了鲁汶的不同地点，以防万一。

战争爆发时，另一个被困在低地国家的人，是胡塞尔的前助理伊迪丝·施坦因。完成了论移情的学位论文后，她皈依基督教，担任卡梅尔派修女，成为特丽莎·本尼迪克特修女，1938年，她同姐姐罗莎从科隆的一个社区，搬到了荷兰的埃赫特（Echt），因为当时那儿看起来似乎更安全。

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荷兰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1942年，他们开始驱杀犹太人。卡梅尔修会试图把这姐妹俩转移到瑞士的一个社区，但这一次根本拿不到出境签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改宗基督教的人可以被免于驱逐，但情况很快就变了，7月，纳粹开始袭击荷兰修道院团体，搜寻任何非雅利安人。在埃赫特，他们发现了伊迪丝和罗莎。这两个女人和许多其他犹太血统的改宗者一起，先是被抓到一个中转营，随后被送入了韦斯特博克集中营。8月初，她们被送往奥斯维辛。在路上，她们的火车经过了家乡弗罗茨瓦夫（Wroclaw）。在车站工作的邮政雇员回忆说，曾看见一列火车停了一会儿，一个身着卡梅尔派修女服的女人看了看外面，说这是她的家乡。红十字会的记录显示，两姐妹于1942年8月7日抵达奥斯维辛。8月9日，她们在比克瑙毒气室被杀害。

在修道院的那些岁月里，伊迪丝·施坦因一直坚持继续她的哲学研究，所以她也留下了一些论文和未出版的著作。修女们竭尽所能地保护了这些东西。但是，1945年1月，撤退的德军经过该地区时，她们在混乱中不得不仓皇逃离，未能一起带走这些论文。

3月，在德军离开后，几个修女返回了修道院，和她们同行的还有赫尔曼·范·布雷达。他们发现许多论文仍然到处散落着，于是，在当地市民的帮助下，他们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施坦因的论文。范·布雷达将这些论文纳入了胡塞尔档案。20世纪50年代，学者露西·盖尔伯（Lucy Gelber）把它们带到自己的家里，殚精竭虑地把零散的文本拼凑起来后，分期出版了这些文章，最后组成了一套选集。

1987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伊迪丝·施坦因施行了宣福礼，并在1988年把她封为了圣人。2010年，在一次重新定义日耳曼式“英雄”概念的运动中，她的一尊大理石半身雕像被添入了路德维希二世的巴伐利亚瓦尔哈拉殿堂，这是一座英雄的殿堂，与她一同矗立在森林中俯瞰多瑙河的人，包括了弗里德里希大帝、歌德、康德、瓦格纳等人，以及另一个反纳粹者索菲·斯库勒（Sophie Scholl），她在1943年因抵抗运动而被处决。

在整个战争期间，马尔文娜·胡塞尔都在鲁汶度过。直到战争结束后，86岁的她才在1946年5月，成功与在美国的孩子团聚，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她在1950年11月21日去世后，遗体被运回德国，葬在了弗莱堡外的古特施泰尔（Günterstal）墓地。在美国时一直保存在她身边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骨灰，此时也与她一同下了葬。如今，他们仍旧安息在那里，身边还多了1973年去世的儿子吉尔哈特，以及一块他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弟弟沃夫冈的纪念碑。现在，人们仍然可以绕着墓地旁边绿色、安静的小路散步，用一个挂在附近钩子上的小水罐来给坟墓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