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梅洛-庞蒂是主角。

在波伏娃的圈子里，有一位思想家也和她一样，认为人类境况具有模糊性，这个人就是她的老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想当年，在两人还都只有十九岁的时候，这位总是倾向于看到事物不同面向的朋友，曾让她恼火不已，因为她自己是个喜欢迅速做决断的人。但自那以后，他们俩都有了改变。波伏娃虽然还固执己见，但已经对矛盾性和复杂性更加适应。而梅洛-庞蒂则在战争期间，让自己习惯了那种与他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不妥协态度。比如，他曾采纳过一种教条式的亲苏联立场，并且在战后又坚持了几年，才骤然放弃。每当思考把他带往一个新方向时，他便经常会这样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在骨子里，他始终都是一名现象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尽可能严密、精确地把经验描述出来，再加上他尝试的方式也非常有趣，所以很值得本书专门拿出（短短）一章来讲他。

早年时期的他，我们已经见过了，当时他正在享受快乐的童年。那之后，他走了学术的老路子，没有像波伏娃和萨特那样，成为媒体红人。没有摄影师或美国粉丝在左岸追赶他，也没有记者盘问他的性生活——其实挺可惜的，要是他们深究一下，本可以挖出一些很有趣的故事。相反，他悄无声息地让自己变成了他们所有人中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这一点从他出版于1945年的杰作《知觉现象学》中便可窥知一二。他在现代哲学中一直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相关领域如认知心理学中亦是如此。他眼中的人类生活，最好地总结在了《知觉现象学》末尾这段简洁的话里：

我是一个心理的和历史的结构。我随着存在得到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风格。我的所有行动和我的所有思想与这种结构有关，甚至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只不过是一种解释他对世界的把握的方式，他之所是。不过，我是自由的，但并非不考虑或排除这些动机，而是以动机为手段。因为这种有意义的生活，这种我之所是的自然和历史的确定意义，不限制我进入世界，反而是我与世界联系的手段。

这段话值得再读一遍。梅洛-庞蒂说，我们的存在中那些限制我们的方面，同样也让我们与世界产生了联系，给予了我们行动和感知的机会。它们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萨特也承认这种交易的必要性，但认为接受起来很痛苦。他身上的一切都渴望摆脱束缚，摆脱阻碍、限制和黏滞的东西。海德格尔同样认识到了限制，但随后却在他对存在的神话性解释中寻找某种类似神性的东西。相反，梅洛-庞蒂则相当冷静地看到，只有通过与世界妥协，我们才能存在——而这可以接受。关键在于，不要与之抗争，或者夸大它的意义，而是要真正观察和理解这种妥协如何进行。

他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是妥协艺术的一个研究个案，巧妙地在两个通常被认为互为敌手的学科——心理学和哲学——之间达到了平衡。梅洛-庞蒂致力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是为了使二者都能受益。正因如此，他才在1938年的博士论文中讨论了行为心理学之后，在1945年却成了里昂大学的哲学教授，在1949年接替皮亚杰（Jean Piaget）就任索邦大学的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后，又在195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哲学系的主任。通过这些角色的转换，他让他的心理学研究充满了强烈的哲学色彩，同时又把他的哲学建立在了心理学和神经学病例研究的基础之上，包括对脑损伤和其他创伤的影响的研究。他特别受到“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的影响，这个心理学派探索了经验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分散的信息而被我们感知。

对于所有这一切，最让梅洛-庞蒂兴奋的不是有关痛苦和真实性的存在主义讨论，而是一系列更简单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本不简单。当我们一边听着周围的喧闹声，一边在咖啡馆里拿起一个杯子或者喝我们的鸡尾酒时，发生了什么？用钢笔写字或走过一扇门是什么意思？这些行为几乎不可能被充分描述或理解——但我们大多数人却轻轻松松、日复一日地做着。这才是存在的真正谜团。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先提到了胡塞尔的概念——我们必须从自己对现象的体验来开始哲学思考——但接着又补充了显而易见的一点，那就是这种经验是通过我们敏感、移动、可感知的身体来让我们意识到的。即使想象某样眼前没有的东西，我们的头脑也会用颜色、形状、味道、气味、声音和触觉特质来构建这个想象的东西。在抽象思维中，我们同样会借用物质比喻或意象——比如，我们会说观点是有分量的，或者说讨论是火热的。即使在最哲学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感性的。

但是，梅洛-庞蒂也赞同胡塞尔和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观点，提醒说，我们很少能体验这些感觉经验的“原始状态”。遭遇现象时，我们会基于以往的经验和相遇的大概情况，产生一些用来理解它们的解释、含义和期望，因此，当现象被我们感知时，早已经过了这些解释、含义和期望的塑造。看到桌上有一团五颜六色的东西，我们会直接感知到那是一袋糖果，而不是一堆必须要经过破解和确认的角度、色彩和阴影。我们看到球场上跑来跑去的那些人，就是一支足球队。这就是我们被视错觉欺骗的原因：我们看到一个图形时，早已对它是什么形状有了一种预期，直到再仔细看时，才意识到我们上当了。这也是为什么在罗夏克墨迹测验中，当我们看到一张墨迹图时，会觉得那是张什么东西的图片，而非一个毫无意义的设计。

当然，这种解释和预期世界的技能，我们必须从小通过学习才能掌握。所以，梅洛-庞蒂才认为，儿童心理学对哲学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非凡的洞见。在他之前的哲学家里，除卢梭外，很少会有人把童年当回事儿；大部分哲学家谈论人类经验时，关注的都只是那些具有充分意识、理性和表达能力的成年人，就好像他们是直接从天上被扔到世界里来的一样——可能是被白鹳送来的吧。在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萨特的传记作品中，童年也占了相当的比重；萨特在他关于福楼拜的书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停谈论我们曾经是、现在也是的那个孩子。”但是，他那些严格限定在哲学上的论文，没有像梅洛-庞蒂那样，把童年置于优先位置。

在梅洛-庞蒂看来，如果我们不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看作大孩子，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经验。我们被视错觉所骗，是因为我们以前学会了根据形状、对象和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物来看待世界。我们最初感受到的知觉，是随着我们最初开始主动地去观察、探索世界而发生的，并且现在也仍然与这些经验有关联。我们在学会认出一袋糖果的同时，也知道了把里面的东西吃下去的感觉有多美好。经过几年的生活后，看到糖果，突然想伸手去抓，期待地分泌出唾液，激动和被告知不行后的沮丧，噼里啪啦剥开糖纸时的快乐，糖果鲜亮的颜色，所有这一切都是构成整体经验的部分。当小时候的波伏娃想要“嚼碎开花的扁桃树，咬下夕阳的彩虹牛轧糖”时，是因为她正发育的头脑早已是一个食欲和经验的联觉旋涡。在所有感官的通力合作下，知觉会继续这种联觉。我们“看见”一块玻璃是易碎和光滑的，或者一条毛毯是柔软的。正如梅洛-庞蒂写的那样：“一只鸟儿刚从树枝上飞走后，我们从树枝的颤动中，看见了它的柔韧与弹性。”

与此同时，知觉与我们在世界中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触摸、抓拿事物和与之互动，是为了理解它们。为了发现布料的质地，我们熟练地在手指间揉搓它。就连我们的眼睛也在不停移动，很少只盯一眼就能看到东西。以及除非我们像萨特一样有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我们还会通过立体视觉来判断距离远近。两只眼睛合作着校准角度——但这些计算，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是外面的对象：事物本身。我们很少停下来想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不断变换的目光和我们关注或接触事物的方式构成的。

我们的知觉也往往伴随着一种被称为“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腿是否交叉，或者我们的头是否歪向一侧。我自己的身体和其他对象不同；它就是我。梅洛-庞蒂说，如果我拿着我的织物坐下，我可能得去找我的织针，但我不会去找我的双手和十指。如果我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我永远不会想到去说，它在烟灰缸旁边，就像烟灰缸在电话机旁边一样”。我们的本体感受是非常敏感和复杂的：

如果我站在我的写字台前，把双手依靠在写字台上，那么只有我的双手在用力，我的整个身体如同彗星的尾巴一样拖在我的双手后面。这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肩膀或腰部的位置；而是因为它们的位置包含在我双手的位置中，可以说，我的整个姿态表现在我的双手对桌子的支撑中。如果我站着，手中紧握烟斗，那么我的手的位置不是根据我的手与我的前臂、我的前臂与我的上臂、我的上臂与我的躯干、我的躯干与地面形成的角度所推断出来的。我完全知道我的烟斗在哪里，并由此知道我的手的位置、我的身体的位置。

本体感受也可以通过我的延伸物来进行。如果我开车，那我会形成一种感觉，知道它需要占多大空间，能通过多大的空当，不用每次都要下车量一下。我开始觉得这辆车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台由轮子和踏板控制的外部机器。我的衣服或戴着的物品全都成为我：“不用任何精确的计算，女人就可以让她帽子上的羽毛和可能弄坏它的物体之间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她能感觉到羽毛的位置，正如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手的位置一样。”

通常，我们把所有这些奇迹视作理所当然，但它们要是出了差池，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普通经验是如何运作的。梅洛-庞蒂研读了这一领域的很多个案，尤其是在约翰·施奈德（Johann Schneider）身上所做的研究，这个人在脑部受损后，无法再感觉到四肢的位置，或者说，如果你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他感觉不到你碰他哪儿了。其他一些研究，则涉及了截肢者在肢体原来的位置上体验到的那种不舒服的“幻肢”感受——刺痛、疼痛，或者手臂或腿已经被截去后，仍然感觉它们还在。近来，通过运用其他感官的信息，这种感觉已经被魔法般地消除了：如果截肢者一边看着另一侧相应真肢的镜像，一边“移动”他或她的幻肢，有时会有助于消除幻肢的错觉。奥利弗·萨克斯——曾在《单腿站立》（A Leg to Stand On ）中，描述了他在腿受伤之后的本体感受紊乱——曾试着用视频眼镜和假橡胶手臂这类简单的花招，创造出了他有第三只胳膊的感觉，甚或房间另一边的某件东西也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这些实验很有趣，但是腿部受伤可没那么有趣：让萨克斯庆幸的是，正常的本体感受回到他身上，他重新拥有了一具完整、正常的躯体。在被迫用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抽象存在或者说笛卡儿式的“我”凑合之后，他感觉像重新找回了完整的自我。他这个梅洛-庞蒂式的涉身自我，才更像他自己。

在梅洛-庞蒂看来，这一切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我们的社会存在：没有他人的话，我们无法活得很好，或者没法好太久，我们对此尤为需要。这就使得关于他人真实性的唯我论猜测变得荒唐可笑起来；如果我们没有已经被他们塑造过的话，是永远不可能进行这种猜测的。笛卡儿本可以说（但他没有）：“我思，故其他人存在。”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别人会跟我们一块儿玩，指明事物，说话，听，让我们习惯于读懂情绪和行为；我们就是这样才成了有能力、会反思、顺利融入整体的存在者。梅洛-庞蒂对婴儿模仿周围其他人的方式特别感兴趣。他写道，如果你嬉戏地假装咬一个15个月大婴儿的手指，婴儿的反应是自己也做出咬的动作，和你的动作一模一样。（他可能跟自己的孩子试过这个，他写《知觉现象学》的时候，他的孩子差不多就这么大。）

总的来说，梅洛-庞蒂认为，我们要想把人类经验搞清楚，就必须放弃哲学那个由来已久的习惯性起点，即孤立、封闭、固定的成人自我，隔绝于身体和世界，但接着又必须再次被联系到一起——在周围把这些因素一个个加回去，就跟给洋娃娃穿衣服一样。相反，在他看来，我们从子宫滑落到产道，再滑入一种对世界同样切近和彻底的沉浸中。只要我们活着，这种沉浸就会继续下去，虽然我们也可以培养出时不时在一定程度上逃避这种沉浸的技艺，比如在我们想要思考或做白日梦的时候。

在梅洛-庞蒂看来，意识永远都不会像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那样，是一个与存在完全分离的“虚无”。他甚至也不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将其视作一块“林中空地”。为了描述他自己如何看待意识，梅洛-庞蒂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意识就像世界中的一处“折叠”（fold），就好像有人弄皱一块布，做了一个小巢或小洞。它这样保持一阵子后，最终会被展开并捋平。

我的意识自我是世界这块布上被临时折成的一个小袋子，这个想法中有一种诱惑甚至是情欲的东西。我仍然有我的隐私——我的逃避室。但我是世界这块布的一部分，只要我还在这里，就始终由它构成。

“从那儿开始，阐述一种哲学观念。”梅洛-庞蒂在后来的笔记中匆匆写道——因为《知觉现象学》只是他研究的开始。他写了更多作品，包括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后来以《可见的与不可见的》（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为题出版。在这本书里，他再次使用了“折叠的布”这个意象，但他也尝试了一个新意象。

这个观念就是意识是一种“交叉”（chiasm）的观念。Chiasm或chiasmus一词来自希腊字母chi，写为χ，意思就是交叉缠绕的形状。在生物学中，这个词指的是两条神经或韧带的交叉。在语言学中，它是一种修辞手法，通过把同样几个词顺序颠倒，来逆转句子的意思，比如肯尼迪总统说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要问你可以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或者是梅·韦斯特（Mae West）的那句话：“不是我的生命中的男人们，是我的男人们中的生命。”这个交织的形象，让人想起了两只手抓着彼此，或者一根毛线来回编织的方式。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就是：“握持之物被握持着”（the hold is held）。

在他看来，这可以完美地解释意识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每个都钩住另一个，就好像是被纵横交错的针织链环连在了一起。于是，我可以看见世界上的事物，但我也可以被看见，因为我由世界本身的物质构成。当我用手触摸某物时，它也在触摸我的手。若非如此，我根本看不见也摸不着任何东西。我从来不是从外面某个安全的地方窥视这个世界，像猫往鱼缸里面看那样。我遇到各种事物，因为我对于他者而言是可被遇的。他写道：“就仿佛我们的视野形成于可见物的中心，或者说好像它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海和海岸线一样亲密。”

梅洛-庞蒂说，这种“可见性”在传统哲学中没有特定的说法，所以他用了“肉身”（flesh）这个词，但意思可不仅仅是某种物质形式。肉身是我们与世界共享的东西。“它是可见物缠绕在正看的身体上，是可触物缠绕在正触的身体上。”正因为我是肉身，所以我在观察事物的同时，可以走向并回应它们。正因如此，我才能“用眼睛跟随事物本身的活动和轮廓”。

到这些研究时，梅洛-庞蒂正把他描述经验的渴望，带往语言表意能力的外围极限。正如晚期的胡塞尔或海德格尔，抑或写福楼拜时的萨特，我们现在又见到了一位哲学家冒险离岸，跑出去很远，以至于我们几乎都跟不上他了。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也将走向边缘，而最终会变得除了那些最耐心的追随者外，让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但到梅洛-庞蒂身上，他在神秘中跋涉得越远，反而越接近生活的基本要素，比如拿起一个玻璃杯喝水的行为，或者鸟儿飞走后颤动的树枝。这才是让他震惊的东西，而且在他看来，通过“解开”谜团来将其消除是不可能的。哲学家的任务，既不是将神秘化约至一套齐整的概念，也不是肃然起敬地凝视它，而是遵循现象学的第一命令：回到事物本身，去描述它们，努力“精确地去描述那些通常不会被描述的事物，以及有时候被认为是无法描述的事物”。这样的哲学，可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借此能做到梅洛-庞蒂认为塞尚通过描绘日常物品和场景而完成的事，即拿起世界，把它变成新的后，再放回去，而它除了已经被观察过之外，几乎毫无变化。在一篇优美的散文中，他这样谈论塞尚：“对于这位画家而言，情绪只可能有一种，那就是陌生感，抒情也只可能有一种，那就是对存在不断重生的抒情。”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如何“将意识对自身的惊讶而非自我满足的理解，置于了人类存在的核心”。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梅洛-庞蒂本人。

1952年，梅洛-庞蒂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哲学系主任后，《震旦报》（L'aurore ）的一位记者借这件事嘲笑了一番存在主义：“只是一种大脑跳布基伍基爵士舞的方式罢了。”这是在影射存在主义很受爵士乐酒吧那帮人的欢迎。巧的是，梅洛-庞蒂还真有跳布基伍基舞的天分。在左岸的那些思想家中，他既是学术上最卓有名望的人，也是其中最好的舞者：鲍里斯·维昂和朱丽叶·葛瑞科都曾赞扬过他的舞技。

梅洛-庞蒂的摇摆和旋转动作，一如他举止上的温文尔雅，与交际上的轻松自如。他喜欢好衣服，但不喜欢花哨；当时因高品质而备受推崇的英国西装，是他的最爱。他工作很努力，但每天都会到家附近圣日尔曼德佩大街上的咖啡馆待一会儿，经常跑去喝早咖啡——一般都有些晚，因为他不喜欢早起。

作为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他的夜生活通常都在家里过，日常的家庭生活也和萨特或者波伏娃的完全不同。他唯一的宝贝女儿玛丽安·梅洛-庞蒂，深情地回忆了父亲在她小时候陪她玩闹、大笑或做鬼脸逗她的样子。不过，当一个哲学家的女儿，有时候挺不容易：她回忆说，多年后参加一次口试时，她在某个话题上支吾了一下，结果那个老师说了句让她非常恼火的话：“你应该知道一位叫梅洛-庞蒂的先生曾经写过这个问题吧？”那门科目从来都不是她最喜欢的，但当她不得不重考时，他非常耐心地给她提供了帮助，还在他的那些书里题词，献给“玛丽安，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他似乎比其他哲学家活得更真实，她说——更在生活中——但这是因为对他而言，哲学和生活是一回事。

不过，尽管爱玩爱闹，但他身上却仍然保留了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特质，与萨特那种直白和咄咄逼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他那种即使面对最严肃的事情都能一笑置之的镇定自若样儿，正如波伏娃所说的，会让人懊恼不已，但也会很吸引人。梅洛-庞蒂很清楚自己的魅力，也是个众所周知的调情高手，而且有时候还不止于调情，根据萨特写给波伏娃的一封信中报告的二手八卦，喝大之后，梅洛-庞蒂会有些殷勤过头，还一晚上在好几个女人身上碰运气，但通常都会被对方拒绝，萨特注意到——“并不是她们不喜欢他，而是他太猴急了。”

虽然他的婚姻始终安如磐石，但是梅洛-庞蒂确实和别的女人发生过外遇，反正至少和后来嫁给乔治·奥威尔的索尼娅·布朗奈尔有过一腿。1946年，在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主编的文化评论杂志《地平线》（Horizon ）做助理编辑的索尼娅向梅洛·庞蒂约稿，二人由此相识。他们先是在信里打情骂俏，接着在1947年的节礼日前后，梅洛-庞蒂去伦敦和她待了一个星期，两人正式开始偷情。不过，这一周过得并不太顺，因为索尼娅这个人喜怒无常，而且很容易激动；刚开始时，她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可能对梅洛-庞蒂很有吸引力，甚或还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那位情绪同样不稳定的女朋友伊丽莎白·勒·可因。但从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逐渐从痛苦的困惑不解，转向了明确的感情降温。随后的某天，索尼娅来到巴黎，期望能和他见上一面，但事与愿违，只在酒店见到了一张梅洛-庞蒂的妻子苏珊娜给她留下的字条，客气地告诉她，她丈夫去法国南部了。这之后没过多久，1949年10月13日，索尼娅在医院的病床嫁给了重病的乔治·奥威尔。

早在这段关系之前，梅洛-庞蒂就一直在考虑移民英国，甚至还拜托朋友艾耶尔（A. J. Ayer）帮他在伦敦大学学院找找工作。这事儿虽然没成，但他真的喜欢这个国家，也能用流利的英文交流和写作——不过他用英语给索尼娅写了第一封信之后，两人就换成了法语，因为她的法语更流利。他练习英语的方法，是做《遇见你自己》（Meet Yourself ）里面的问卷调查。这本书是1936年由利奥波德·勒文施坦因·威特海姆-弗罗伊登伯格王子（Prince Leopold Loewenstein Wertheim-Freudenberg）和小说家威廉·吉哈德（William Gerhardie）合编的一本莫名其妙的自助书。这本书应该恰好满足了梅洛-庞蒂对心理学的兴趣：因为它的目的是通过一大堆问题，给读者做性格的“X光检查”，其中的问题就像超文本链接一样，会根据答案的不同，把读者带向不同的答题路线。吉哈德是一位鉴赏力独特的作家，因此这本书的问题有时会显得很奇怪，比如，“米老鼠电影或其他这类卡通片会吓到你吗？”或者，“你有没有曾经感觉周围的世界突然不真实起来，变得像梦一样？先别回答。这些感受很难描述，太复杂了，但它们最典型的特征是，让你有一种仿佛丧失了自己身份的离奇之感。”

事实上，在存在主义圈中，梅洛-庞蒂几乎是唯一一个不怎么容易被离奇感或焦虑侵袭的人。这是他和神经兮兮的萨特之间的重要区别。梅洛-庞蒂没有在街上被龙虾尾随；他不害怕栗子树，也不害怕别人用品头论足的凝视盯着他看这种想法。恰恰相反，对他来说，看和被看是把我们编织到世界中的东西，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人性。萨特也承认这种交织，承认身体的重要性，但这一切似乎都让他感到紧张焦虑。萨特在他的著作中，总是在做着某种挣扎——与事实性做挣扎，与被存在的流沙吞噬做挣扎，与他者的力量做挣扎。梅洛-庞蒂不怎么挣扎，而且似乎不害怕溶解在糖浆或蒸气中。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他给了我们一些对情欲的非萨特式描述，比如一个身体如何沿着其体长拥抱另一个身体，“不知疲倦地用双手塑造着奇异的雕像，而雕像则同样会把它得到的一切也给出去；身体迷失在了世界及其目标之外，沉迷于和另一个生命一起漂浮在存在中的独特活动”。

萨特谈起他们在1941年有过的一次关于胡塞尔的分歧时，曾经评论道：“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冲突有时源自我们的童年，或可以追溯到我们两个生物体的基本差异上。”梅洛-庞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萨特的著作在他看来很陌生，不是因为哲学上的分歧，而是某种对感受的“表达风格”，尤其是在《恶心》中，是他不能认同的。他们的差异，是一种性情的差异，也是世界向他们呈现自身的整个方式上的差异。

两人的目标也不同。萨特在写关于身体或其他方面的经验时，目的通常是为了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老练地描绘了咖啡馆服务员角度一分不差地弯曲着身体，指尖将放满饮品的托盘顶在半空中，优雅地在桌子之间来回穿梭——但他这么做，是为了说明他的自欺观点。而当梅洛-庞蒂谈论娴熟和优雅的动作时，动作本身就是他要说明的东西。这是他想要理解的事。

除了将“在世界之中存在”置于优先地位之外，梅洛-庞蒂与海德格尔的共同点就更少了。海德格尔很善于描述一些身体经验，例如敲钉子，但他对此在的身体中其他种类的生理感觉，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避开了总体上模棱两可的那些领域。他认为，此在的存在意义在于时间，但却对发展这个话题完全避而不谈。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否会有一个幼童一样的此在，它的第一个“林中空地”正在敞开，也没有告诉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患了晚期阿尔茨海默症的此在，对于它来说，森林正在包围上来。而他转而谈论其他动物时，则是为了不屑地说明它们都是无趣的存在者，不能创造它们自己的“世界”，或者只是拥有一个贫乏的世界。海德格尔学者理查德·波尔特（Richard Polt）列出了一系列海德格尔没有问过的问题：“此在是如何演变的？胎儿或新生儿什么时候进入此在的状况？大脑要具备何种条件，此在才能发生？其他物种可以是此在吗？我们可以用计算机创建一个人造此在吗？”海德格尔避开了这些模糊的区域，因为他认为这些是“形而下”的问题，只配由心理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去考虑——而不是崇高的哲学。

梅洛-庞蒂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学科的边缘和阴影处恰恰是他最感兴趣的地方，他欢迎任何有所贡献的形而下学科研究者。他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了从孩童时代起便在不断变化的人类身上；他想知道，当人们失去了身体机能，或者受伤和受损时，会发生什么。通过把知觉、身体、社会生活和儿童发展置于优先地位，梅洛-庞蒂将哲学那些遥远的边缘主题汇聚到一起，让它们占据了他的思想核心。

1953年1月15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后以《赞美哲学》（In Praise of Philosophy ）为题发表——他说，哲学家应该首先关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同时，他们应该运用理性和科学，来清晰地思考这些模糊的东西。因此，他说：“哲学家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在他身上，对证据的偏好和对模糊性的感觉密不可分。”这二者之间需要有一种持续运动——某种类似来回摇摆的运动，“不停地从知识摇向无知，从无知摆向知识”。

梅洛-庞蒂在这里描述的是另一种“交叉”——一种类似X的交叉，但这一次不是意识与世界，而是知识与疑问的交叉。我们永远无法明确无误地从无知走向确定，因为探寻的线索会不断地带领我们重新回到无知状态。这是我读过的对哲学最诱人的描述，也是为什么即便（或者特别是）在它带着我们又返回原点时，哲学也仍然值得我们去做的最佳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