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三、南征北伐

朱元璋在出兵征服方国珍的同时,决定了南征北伐的大计。

吴元年九月间,元璋统治的疆土,大体上据有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浙江,包括汉水下游和长江下游,是全中国土地最肥沃,物产最丰富,人口密度最高,最繁荣富庶的地区。

中国南部除元璋所占地区以外,分裂成几个军事割据地区:以四川为中心的是夏国明昇,云南有元宗室梁王镇守,两广也是元朝的势力,福建陈友定虽然跋扈,仍然对元朝效忠。

元璋见夏国主幼兵弱,不会有所作为,云南太远,暂时可以不问,决定首先进军目标是福建和两广。

中国北部在表面上属于元朝政府统治,但情况十分复杂:山东是黄军(地主军)王宣的防地;河南属扩廓帖木儿;关内陇右则有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孛罗帖木儿一军镇大同。扩廓帖木儿和李、张二将不和,孛罗帖木儿又和扩廓帖木儿对立。当元璋进兵江浙的时候,元朝这几个将军正在争军权,抢地盘,一心一意打内战,拼个死活,谁也不管整个战局。和军事领袖内部冲突的同时,元朝统治阶级最上层宫廷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深化、激化了。宫廷的阴谋政变和军事领袖的公开内战相结合,并且互相利用,元朝统治阶级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倾轧、残杀的集团,双方都要夺取政权,都有贵族官僚支持,都有武装力量,势均力敌,争得热闹,杀得热闹,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元璋趁着元朝内部打得火热的有利形势,乘机东征南伐,扩大地盘,充实军力。等到元璋北伐大军兵临城下,元朝的军事领袖们才着了慌,停止互相残杀,却又不肯也不甘心和别人合作,听别人指挥,仍然是各保地方,各自为战,为朱元璋造成集中强大军力进行个别歼灭的良好战机。元朝政府分散的军事力量一股接着一股被消灭的结果,长期进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蒙汉地主联合政权,也随之被消灭了。

元朝军事领袖内部斗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

红军起义后,元朝正规军队抵抗不住,四处打败仗。坚决顽强地和红军作战的是“义军”。这是由地主土豪所组织的保卫私家生命财产的地方“民兵”,也叫作“乡军”。红军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主们却要保卫自己的统治,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旗帜十分鲜明,斗争自然非常激烈。“义军”中最强大的有两支:一支是起自沈丘(今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察罕帖木儿的祖先是元初征占河南的蒙古军人,子孙在沈丘落户,至正十二年和罗山地主李思齐率领乡里子弟袭破红军所占领的罗山,元朝政府授官汝宁府达鲁花赤,各地的地主武装闻风先后参加,组成一支万人的地主军,几年来连败红军,重占河北、关陕,陷汴梁,取河南,号令达江浙,屯重兵于太行山。正准备大举进攻山东时,和另一支“义军”发生了内战。一支是元朝世将答失八都鲁所招募的襄阳官吏和流亡土豪的两万“义丁”,和刘福通作战有功,重占襄阳、亳州。答失八都鲁死,子孛罗帖木儿代之掌兵,移镇大同。山西晋冀之地原本是察罕帖木儿的部队进占的,察罕帖木儿大军东出,孛罗帖木儿就进军晋冀,强占察罕帖木儿的防地,察罕帖木儿自然不甘心,两军就大打特打,交战几年,元朝政府无力制止,屡次派人调停讲和。察罕帖木儿被刺死后,孛罗帖木儿又领兵来争晋冀,内战又起。

和军事领袖公开内战的发展同时进行的是元朝宫廷的阴谋政变。

脱脱丞相贬死后,哈麻代为丞相。哈麻阴谋废元顺帝而立皇太子,事泄被杀。皇太子生母高丽奇皇后和皇太子仍旧阴谋废立,使宦官朴不花和丞相太平商量,太平不肯,太子愤恨,把太平害死了。宫廷里分作两派,丞相搠思监和朴不花帮太子,贵臣老的沙帮皇帝。太子派靠扩廓帖木儿作外援,皇帝派就拉拢孛罗帖木儿来对抗。

老的沙得罪于皇太子,逃入孛罗帖木儿军中。皇太子怨恨孛罗帖木儿收容他的仇人,搠思监、朴不花就诬害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至正二十四年四月元朝政府下诏数孛罗帖木儿罪状,解其兵权,削其官爵。孛罗帖木儿也不客气,竟自带领大军进向大都。元顺帝慌了,缚送搠思监、朴不花谢罪,孛罗帖木儿才回师大同。太子失败了,不甘心,逃出大都,再征扩廓帖木儿出兵打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又举兵进攻大都,太子战败,逃到太原。孛罗帖木儿入都,做中书左承相。二十五年太子调扩廓帖木儿和诸路兵进攻,孛罗帖木儿战败,被刺死于宫中,扩廓帖木儿入都代为丞相。

太子奔太原时,要仿效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为皇帝,扩廓帖木儿不赞成。扩廓帖木儿入都时,奇皇后又要他带重兵拥太子进宫,逼顺帝让位。扩廓帖木儿又不肯,离京三里就命大军驻下,只带数骑入朝。以此,奇皇后和太子深恨扩廓帖木儿。元顺帝也疑忌他兵权太重,朝中大臣嫌他不是根脚官人(世代贵族),另眼相看。扩廓帖木儿在军中日子久了,不习惯于尔诈我虞的宫廷阴谋斗争,兼之上下都对他嫌忌,自己知道站不住脚,就请求出外带兵。元顺帝便封他为河南王,统率全国军马,代皇太子出征。

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扩廓帖木儿回到河南军中,调度各处军马,用檄文调关中四将军会师。李思齐得调兵劄,勃然大怒,骂说:“乳臭小儿,黄发还没有退,敢来调我!我跟你父亲同乡里,同起义兵,你父亲进酒,还三拜才喝,你在我面前连站脚处都没有,居然称总兵,敢来调我!”下令各部,一戈一甲不许出武关,王保保来见,则整兵杀之。张良弼、孔兴、脱列伯三军也不受节制。扩廓帖木儿军令不行,只好把南征一事暂且放下,派一部分军队屯驻济南,防御南方进攻,亲自带领大军入关攻李思齐。李思齐等四将军也会兵长安,盟于含元殿旧基,合力抵抗。两军军力相差不多,整整打了一年,大小几百战,分不出胜负。元顺帝再三命令扩廓帖木儿停战,一意南征,扩廓帖木儿不听。二十七年七月扩廓帖木儿抽调部下最精锐的貊高一军,渡河从背后直捣凤翔,貊高部将中有一部分是孛罗帖木儿的旧将,半路上计议:“朝廷调我们打妖贼,如今却去打李思齐,李思齐是官军,官军杀官军,为什么来?”逼貊高倒戈声讨扩廓帖木儿。元顺帝本来疑忌扩廓帖木儿,又恨他不听命令,正在想法夺去扩廓帖木儿兵权,貊高的报告一到,他十分高兴,升貊高为知枢密院兼平章,总河北军马;并下诏书解除扩廓帖木儿统帅权,只领本部兵马,肃清江淮。李思齐等部分兵进取。特设大抚军院,以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帖木儿。

西吴侦探得上面所说的一切情况,元璋决心利用元军忙于内战,主要军力自相抵销的有利时机,南征北伐同时并进。吴元年十月,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中书省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由江西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率湖广诸卫军取广西。

取福建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辉率步骑从江西度杉关为正兵,汤和、廖永忠由明州以舟师取福州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今福建建瓯)为疑兵。陈友定的根据地延平(今福建南平)和福州犄角,建宁则为延平外线据点,驻有重兵。元璋三路大军分头进攻,正兵使敌人以主力应战,奇兵使敌人不测所以,疑兵分散敌人兵力。

陈友定福建福清人。出身雇农,做富农的上门女婿,做买卖总是赔钱,投充驿卒。至正十二年红军进攻福建,友定投效做了“民兵”,立了战功,升为小军官,占领很多城池,积官到福建行省平章,镇守闽中八郡。在地方虽然跋扈专行,对元朝政府却极为恭顺,年年运粮到大都。朱元璋占婺州后,和友定接境。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友定进攻处州,为西吴大将胡深所败,深乘胜追击,元璋调发江西驻军南下,准备两路会师,一举攻下延平。不料胡深部队进展太快,孤军深入,中伏被俘,为友定所杀,平闽计划受了挫折,暂时搁起。

到方国珍投降后,西吴水师乘胜南下,友定辖境和元朝本部隔绝,孤立无援。福州、建宁先后失去,延平被围。洪武元年正月城破,友定和僚属诀别,服毒自杀不死,被俘到应天。元璋责备他攻处州、杀胡深的罪状,友定厉声回答:“国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说!”父子同时被杀。

西吴从出兵到克服延平,费时四月,从克服延平到平定全闽,又费了八个月工夫。

平定两广的部署,也是分兵三路:第一路杨璟、周德兴由湖南取广西;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今广东曲江)捣德庆;第三路是平闽的水师,由海道取广州。第一路军于吴元年十月出发,第二、三路军于洪武元年二月出发,所遇抵抗以第一路军为最大。从衡州推进到广西,第一座名城永州(今湖南零陵),第二全州(今广西全县),都是经过激烈血战才占领的,进围靖江(今广西桂林)。第二路军用三个月时间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带,切断了广州和靖江的交通线。第三路军廖永忠遣使向元朝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左丞何真劝降,大军到潮州,何真送上印章、图籍、户口,奉表归降。广州和附近州县,不战而下。廖永忠以所部沿西江入广西,北上会合第一路军攻围靖江。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广西平定,两广全归元璋版图。

福建、两广平定后,南部除了四川、云南以外,都联成一片了,大后方的人力、财力,供给北伐军以无限的支持。

北伐军在出发前,经过元璋和刘基仔细商定了作战计划,再和诸将在军事会议上讨论决定。常遇春提出的方案是攻坚战术,直捣大都,以为南方都已平定,兵力有余,以我百战的精兵消灭元朝疲惫的兵力,必胜无疑。把首都攻下后,以破竹之势,分兵扫荡,其余城池可以不战而下。元璋的计划正好相反,他指出直攻大都的危险性,以为这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一定很坚固。假使我孤军深入,一时攻打不下,屯兵于坚城之下,后边的粮饷接济不上。元朝的援兵从四面八方赶到,我军进退不得,岂不坏事?不如用斫树的法子,先去枝叶,再挖老根。先取山东,撤掉大都的屏风;回师下河南,剪断它的羽翼;进踞潼关,占领它的门户,东南西三方面的军事要点都在我军手里了,再进围大都,那时元朝政府势孤援绝,自然不战可取了。大都既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都可席卷而下。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逐步为营,步步推进,逐渐扩大,占领地和后方联结在一起,人力和粮饷的补给线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且以自己的全力集中打击敌人分散的兵力,从积极方面说可以稳操胜算,从消极方面说,也是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军事思想是十分高明的,十多年的战斗生活的实践,培养朱元璋成为既细心、又大胆,既看到局部,又看到全局,能够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了。诸将听了,都同声说好。

北伐军的统帅部的组织,也经过慎重研究,选择最优秀的大将组成。在平陈友谅以前,诸将直接由元璋亲自指挥,彼此不相统率。有一次打了个大胜仗,常遇春把汉的降兵全部杀死,徐达阻止不住,才派定徐达做大将军,节制诸将。这次北伐大军,关系更重大,徐达用兵持重,不打无把握之仗,行军有纪律,尤其重要的是他小心谨慎,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靠得住,放得下心,任为征虏大将军,统帅全军。常遇春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任为副将军。元璋担心他健斗轻敌,特别约束告诫,如大敌当前,以遇春做先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勇冠诸军,各领一军,使当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责任是运筹决胜,策励诸将,不可轻动。

元璋又再三申明纪律,告谕将士以北伐意义:这次北伐的目的不仅仅是攻城略地,重要的是平定中原,削平祸乱,推翻这个坏政府,解除人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见敌人就打,所经地方和打下的城子,不可乱杀人,不可抢财物,不可毁坏民居,不可破坏农具,不可杀耕牛,不可掠人子女。如有收留下遗弃的孤儿幼女,父母亲戚来讨,一定要交还,这是件好事,大家都要这样做。

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军北伐的道理,要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红军恐惧疑忌的心理,和瓦解元军的军心士气,还必须着实做好宣传工作。宋濂奉命写的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顷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代表性作品,突出了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突出了儒家的天命论,突出了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

首先他们把国内的少数民族都叫作“夷狄”,把中国只看成是汉族的中国,不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中国只能由汉人统治,少数民族的统治便是“冠履倒置”;而且硬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事实,从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是落后的、陈旧的、反动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有的朝代的统治者是汉人,也有的朝代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同时,在同一时期,曾经出现这种情况,较大地区统治者是汉人,其他某些地区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从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等方面来说,各民族之间确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民族本身并没有什么上下高低之分,相同之点却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由于长时期的大汉族主义作怪,使得刘基、宋濂这些人,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也看不见蒙古贵族统治全国将近百年,蒙古民族已经加入了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内夏外夷的偏见,在这篇檄文中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天命论也被强调了,说元朝统一,“此岂人力,实乃天授”,是天命。红军起义,“天厌其德而弃之”。元朝又没有天命了。他自己则是“恭承天命”,统一全国的天命又归朱元璋了。把一个旧政权的被推翻和新政权的建立,都归结为天命,这种唯心思想,也是一千多年来儒家的中心思想。朱元璋是由农民起义起家的,正是农民的革命斗争的伟大力量,使他取得胜利,但是在天命论的掩饰下,这个伟大力量被一笔勾销了。人民群众的力量,革命斗争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被阉割了,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只是由于朱元璋得了天命。

红军起义是鲜明的阶级斗争,要推翻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要破坏旧的封建秩序。檄文却正好相反,要“立纲陈纪”,这个纲、纪,正是封建秩序的纲纪,是“御世之大防”,檄文明确提出这个恢复封建地主阶级纲、纪的目标,比不久前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谴责红军、背叛红军,又前进了一步了。

尽管如此,这篇檄文在那个时候却在北方广大的官僚、地主、儒生、大汉族主义者中间起了明显的广泛的作用。檄文的中心有三点:第一是民族革命,强调“夷”夏的区别,强调中国应由汉族人来治理,过去蒙古、色目贵族的统治,使“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当前北伐的目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雪中国(这两字指的是汉族)之耻,这两句现实的口号,比之红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从狭隘的搬出一个已被遗忘的幽灵,进一步喊出恢复中华的主张,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够获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大汉族主义者的支持;第二是复兴道统,也就是旧有的封建文化、思想的恢复,檄文中提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中国居内以制夷狄”,都是纲是纪,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是多少世代以来维持封建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被约束在这一封建思想体系中。蒙古、色目贵族破坏了这一思想体系,“渎乱甚矣!”“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这次北伐,目的是“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恢复这个世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扬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幻想故事,更能广泛地获得儒生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第三是统一和安定,几十年来的元君荒淫,有司毒虐,天下兵起,中原之民,久无所主。北伐的目的是为了治世安民,是为了拯生民于涂炭,是为了使人民永安于中华,使民皆得其所。提出统一和安定民生的号召,这是符合于当时各阶层人民要求的,是符合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当时各阶层人民所欢迎、所拥护、所争取的目标在这篇檄文中特出地揭示出来,这样也就自然产生出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最后胜利铺平道路。

骂元朝政府,说他破坏封建传统文化,宫廷内乱七八糟,指斥他政治贪污腐化,毒虐人民,是个坏政府,不但人心离叛,连上天也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原来是汉人王保保,为母舅察罕帖木儿收养,元顺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帖木儿用蒙古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等阻兵据险,志在养力。这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吞噬,不但不能庇民,反为生民之巨害,都不能作为华夏之主。那么,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论版图之广大,人民之众多,军力之强大,逐“胡虏”,“除暴乱”,“雪国耻”,“拯生民”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由淮右布衣朱元璋负担起来了。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指出只要他们知礼义,愿为臣民,也就和中夏之人同样抚养,一视同仁。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还只是消极地斥责弥勒教,空洞地骂元朝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地提出民族革命、复兴封建道统和统一安定的号召,这是朱元璋进一步的思想转变、政治转变,也是元璋幕府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儒生们的再一次的胜利。

这一宣传文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北伐军所到之处,山东、河南州县纷纷降附,名城如济南、益都、汴梁、河南府都不战而降。连蒙古、色目人也望风降附了,扩廓帖木儿的舅父老保投降了,外祖父梁王阿鲁温也投降了,汴梁守将过去守庐州的左君弼也不战而降。有的元朝守将知道抵挡不住,弃城逃走。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胜利。

北伐军徐达一军由淮入河是主力,征戍将军邓愈由襄阳北略南阳以北州郡是偏师,目的在分散元军兵力。

从军事进展情形来说,徐达正确地执行了预定的计划。这个计划如上文所说,是剪其枝叶,步步推进。第一步从出师这天起,到洪武元年正月,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第二步由山东取河南,分兵两路:一路取归德(今河南商丘)、许州(今河南许昌),和邓愈军会师,抄汴梁的后路;一路由郓城渡黄河直达陈桥,两路兵力像两个钳子夹住,汴梁不战而降。进败元军于洛水,河南(今河南洛阳)降,河南全境平定。别将冯胜也攻克潼关,李思齐、张良弼遁走。这是洪武元年三、四月间的事。

鲁、豫既定,潼关一军堵住元关中军的出路,三面包围元大都的军事局势已经造成。五月,元璋亲自到汴梁,大会诸将,重新研究战局和决定下一步骤的战略。

当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中原,元朝各地方守将告急的羽书,雪片似的飞向大都的时候,元军正忙于内战,打得难解难分,政局反复和军权转移,干变万化、扩廓帖木儿被解除统帅权后,退兵据泽州(今山西晋城),部将关保投向元朝政府。元顺帝见扩廓帖木儿势孤,下诏李思齐等军东出关,和貊高合军围攻扩廓帖木儿,令关保以所部戍守太原。扩廓帖木儿愤极,径自出兵据太原,尽杀元朝政府所置官吏。元顺帝也下诏书尽削扩廓帖木儿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伐。元璋北伐大军就趁这大好时机,下山东、取汴梁,元将望风降附,无一人抵抗,无一军堵截,小城降,大城也降,汉官汉将弃城逃走,蒙古、色目官吏将军也弃城逃走,真是“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到了潼关失守,貊高、关保又为扩廓帖木儿所擒杀,元顺帝这才着了慌,面对着两个敌人,自己却赤手空拳,一筹莫展。想来想去,只好和扩廓帖木儿和解,让他来替自己挡一阵。但又苦于前头事情做得太决绝了,不好转圈,便把一切过错都算在皇太子名下,下诏书撤消抚军院,尽复扩廓帖木儿官爵,令他和李思齐分道南征。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看到局势严重,也着了慌,正准备调遣军队,整装出发,可是这时北伐军已经向大都推进,挽救不及了。

第三步攻击的目标才是大都。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大会诸将于临清,布置进军方略。马步舟师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军连吃败仗,毫无斗志。元顺帝知道援军已被隔绝,孤城难守,怕被俘虏,蹈宋徽、钦二帝和瀛国公的覆辙,二十八日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去了。八月初二日北伐军进入大都,元朝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这一天正式被推翻了,广大的各族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愿望实现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代替这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却是汉族旧、新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倒了一座压在头上的大山,换来的仍旧是一座大山,依然被压得喘不得气。

元大都虽下,元顺帝在上都,仍然保有完整的政府机构,元军的主力仍然完整强大,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徐达、常遇春移兵进取山西、陕西,从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打了一年,才取得解放西北的胜利,完成了北伐战役第四步的任务。在这一年中,元军不但坚决抵抗,而且还有力量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反攻,在整个北伐战役中,这一年打得最激烈,也最艰苦。

西征军从河北进入山西南部,扩廓帖木儿遣将以兵来争泽州,大败西征军。又乘北平(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空虚,亲出雁门关偷袭北平。徐达得到情报,也不回救北平,径率大军直捣扩廓帖木儿的根据地太原。扩廓帖木儿进军才到半路,闻报回军援救,半夜里被徐达军偷营袭击,不知所措,以十八骑北走,山西平。

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入奉元路(今陕西西安),李思齐逃奔风翔,又奔临洮,大军进逼,他势穷力竭,只好投降。元军又乘虚攻通州,北平无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直捣元上都,元顺帝北逃沙漠,北平转危为安。遇春暴卒,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生擒脱列伯,杀孔兴。元顺帝组织了几次反攻,都失败了,损失惨重,没有力量再南下了,叹一口气,打消了重回大都的念头,洪武三年死去,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立。徐达大军继续西进,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帖木儿所执。其弟张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叛,城破被杀,陕西平定。

李思齐、孔兴、脱列伯、张良弼兄弟,降的降,死的死,蒙古大将只剩扩廓帖木儿还拥大军驻屯宁夏,不时出兵攻掠,边境守将昼夜提防,十分紧张。刘基警告元璋说:“不可轻视扩廓帖木儿,此人真是将材。”洪武三年,元璋又命徐达领大军北攻沙漠,扩廓帖木儿方围兰州,解围还救,大败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五年又遣将率大军分道进攻,到岭北为扩廓帖木儿所大败。二十五年后,元璋想起这次大败仗,还非常伤心,写信告诫他的儿子朱木冈、朱棣说:“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据当时人记载,连同过去几次败仗,合计死亡有四十多万人。

扩廓帖木儿逃回和林以后,家属被俘,元璋使人送信劝他投降,娶他妹子为第二子秦王妃。最后派李思齐去做说客。见面时扩廓帖木儿以礼款待,辞回时还派骑士送到交界地方,正欲分别,骑士说:“奉总兵令,请留一点东西作纪念。”思齐说:“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相赠。”骑士直说:“我要你的一只手臂。”思齐知不可免,只好砍下一只手臂,回来后不久就死了。元璋尝说:“如今天下一家了,尚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一件少传国玺,一件王保保未擒,一件元太子无音问。”到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死。洪武十一年爱猷识里达腊死,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仍然拥有重兵,不时进攻明朝边境。

元璋事后总结北伐战役的战略方针说:“陈友谅、张士诚既灭,举兵北伐,先取山东,次下河洛,止住潼关西进之师,不急攻秦陇,这是因为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都是百战之余,决不肯轻易屈服。而且,大军西攻,正好促成他们联合起来,全力抗拒。不如出其不意,直取大都,根本既除,然后西进,张、李势穷望绝,不战而克。可是扩廓帖木儿还是顽抗到底,费了多少事!当时假如不取北平,就和关中军决战,又会是两线作战形势,我以一敌二,丧失主动,胜利就没有把握了。”他又指出临敌必须持重,不可骄傲大意,告诫诸将说:“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我从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角逐,每临小敌,亦如大敌,所以能够致胜。”

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出兵攻夏。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军,率舟师由瞿塘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副将军,率步骑由秦、陇取成都。

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世代务农,有上百亩田地产业,是个中小地主。他身长八尺,目有重瞳,性情刚直,乡里间有口舌纠纷,都找他排解,在地方上很有威信。徐寿辉起兵,玉珍招集乡豪,修械筑防,以保乡里,被推做屯长。徐寿辉使人招降,不得已加入红军,积战功做到统兵征虏大元帅,奉命率所部入川攻取城池。寿辉死后,自立为陇蜀王,以兵守霍塘,和陈友谅断绝来往。至正二十二年即皇帝位于重庆,建国为夏,年号天统。保境安民,礼聘名士,专务节俭,开进士科,求雅乐,赋税十分取一。下令去释道二教,止奉弥勒,各地都建立弥勒佛堂。休兵息民,百姓安居乐业。在位五年,死时才三十六岁。子明昇以十岁孩子继位,诸将争权,互相残杀,国势日渐衰弱。

夏国见大军压境,倚仗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凿两岸石壁,引绳作飞桥,以木板平铺放上炮石木竿铁铳,两岸置炮,层层布防,以为敌人舟师决不能通过。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把重兵都配置在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乘隙南下,连克名城,将攻克城池日子写了木牌,投在长江里。廖永忠得到消息,从间道绕到夏军背后,两面夹攻,断飞桥,烧铁索,水陆并进,夏兵抵挡不住,明昇乞降。傅友德进军成都,成都守将知重庆已失,也投降了。十月,汤和等全定川蜀郡县,夏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