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邓家是四川奉节的一个乡绅望族，邓徽绩早年在家乡开采煤矿，远销到汉口一带。1889年，他远渡日本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厂，两年后，他把整个工厂搬到中国，在重庆建立森昌火柴厂，据《重庆开埠史》记载，这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家近代民营工厂。到1894年，森昌与另一家聚昌火柴厂的工人人数达1200人，约占全国火柴产业工人的1/3。1907年，森昌又募资开办宝华煤矿公司，此时的邓家已俨然是四川省的一个工商大户。邓徽绩生有两子，长子邓孝可热衷政治，自日本返国后就组织议政社团，呼吁改良，是四川立宪派的领袖之一。在1909年的“立宪运动”中，他当选为四川省咨议局（即当时的省议会）文牍部主事，还出任咨议局机关报《蜀报》的主笔。而次子邓孝然则追随父亲，管理家业。

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从此拉开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序幕，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娟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四川绅商倡议修建川汉铁路，邓家积极入股，邓孝然当选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邓孝可则被选为法部主事。

时光流转到1911年，清政府见铁路投资获利颇厚，便赫然转变政策。该年5月，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官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在股权回收方式上，明显欺凌民股，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将承担四成的损失风险。“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众。川民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邓孝可与罗纶、蒲殿俊等人一起当选保路同志会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温和改良立场，在《蜀报》上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十分激烈地写道：“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迫压我四川之人。”据记载，当时川人“得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

保路事态迅速恶化。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10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揭竿而起，爆发了“同志军”武装起义，围攻成都。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便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督办湖北和四川铁路国有事宜的清大臣端方在资州被起事的新军杀死，策动者之一就是早已加入同盟会的吴玉章。

后来史家公认，铁路国有化政策以及因此引发的“保路运动”，是清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提出此议的官商盛宣怀被《清史稿》定为“误国首恶”。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民国建立后，保路有功的邓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盐政部部长，他着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场征税”、酌减税率和自由贩运等政策，被认为是近代盐务管理早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还追随导师梁启超筹备组建民主党，继续推动中国的“立宪运动”。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等事件的发生，立宪改良思潮被人民抛弃，暴力革命渐成主流，邓孝可和梁启超相继在中国政坛上被边缘化。邓孝可后来辗转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当起了寂寞的“寓公”。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他异常愤慨，要家人臂缠黑布，上写白字：“誓雪国耻！不自由，毋宁死！”

随着邓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势，邓家的工商事业也日渐没落。1918年前后，森昌火柴厂破产，邓孝然先后又创办过织布厂、造纸厂，但都失利。他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后来，他北上去了东三省，在那里开垦农场，还投机旗产，简直算得上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晚年，他与兄长邓孝可都举家迁居北京，做起了养蜜蜂的生意。一开始盈利不错，但很快大家一窝蜂地养蜜蜂，供给一多，价格就跌了下来。吴敬琏回忆，邓孝然后来成了邓家子女常开玩笑的对象，邓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着喝蜂蜜水，喝多就烦了，便开玩笑说，如果蜂蜜能够做鞋油就好了。1933年前后，邓孝然郁郁而终。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

邓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现代教育，先在私塾读书，14岁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该校教员中有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元老。读书期间，邓季惺还与几位相好的女同学结拜成了金兰姐妹，其中两位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1923年，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结伴离家到江南，先是进读南京的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一年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个长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国战乱时，吴家迁至重庆，他的父亲曾开办江合煤炭公司。吴念椿此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26年年底，吴竹似大学毕业，先是到重庆受聘于四川军阀、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所创办的《大中华日报》，任编辑职。不久，邓季惺也随吴竹似回到重庆，她经吴玉章（当时担任“左派”国民党的莲花池市党部负责人）介绍去巴县女中任训育员。上任那一天，正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三·三一”大屠杀，巴县一时浸泡在血泊之中。邓季惺亲历血腥场面，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她写道：“我目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心里虽憎恨军阀的残暴，但同时也动摇起来，害怕革命的流血斗争。心想我既然没有决死的心，也不跟反动派同流合污，那么，不必要参加革命组织，只孤立地终身服务于社会，争取社会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当正义的了。”在她看来，“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议；无法议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邓季惺的这些改良主义思想与伯父邓孝可一脉相承，她后来投身法律界和传媒业，正是对此的实践。

后来，吴、邓两人后又到了南京，吴竹似进了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1929年，他与同事陈铭德相约离职办报，在刘湘的襄助下，9月9日，一份名叫《新民报》的报纸诞生了。这个报名有双重来由，一是1905年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是在这份报纸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是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此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提出“中国改革维新，必自新民始”，中国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和“国民独具之特质”，其内容包括国民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纪律及公德、私德等公民意识。《新民说》一文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之作。吴竹似和陈铭德的《新民报》混杂了革命与改良的双重基因，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中间独立的姿态。

就在《新民报》创刊4个月后，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了。这是吴邓婚姻的第三个结晶，之前邓季惺已育有两女。这时，吴竹似的身体突然垮了，他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为了疗病，全家迁到北平静养求医，吴竹似住进白塔寺的中和医院（1949年以后改名人民医院），邓季惺则插班进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此校正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她选了法律专业。

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有这对新婚夫妇的署名协议，内容是约法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惊世骇俗。陈邓恩爱一世，此后携手共度56载春秋，而邓季惺从来被叫做“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学士邓季惺毕业，从留存至今的毕业照上可见，这真是一位美丽、智慧、坚忍的中国现代女性。晚年的吴敬琏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母亲邓季惺。从相貌上看，他继承了母亲东方式的鹅蛋脸型轮廓和精致细薄的嘴唇。

邓季惺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见的行政干才，而她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当时的《新民报》报馆设在南京的闹市区新街口，一层和二层为编辑部，邓季惺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第三层，迎梯而上就是六个大大的黑体字——“邓季惺大律师”。在这里，她还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曹孟君（王昆仑的夫人）、倪裴君（贺耀祖夫人）等人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提出要进行“女权运动”的实验。她们创办了“南京市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还在《新民报》上开办了《新妇女周刊》，发表《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当活跃、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动家。

1937年6月，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中小型报馆迅速壮大。在她的倡议下，7月，报馆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办报”转变为公司化运营。7月7日，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报》随国民政府内迁到重庆。由于邓家有极深的四川渊源，加上邓季惺长袖善舞，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报社数次公募增资，重庆及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参与投资。1941年，《新民报》增出晚报，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报和晚报，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与《大公报》一时瑜亮，并列为后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营报纸。报社内英才云集，如当时中国优秀的时政评论家赵超构，散文家张友鸾、张慧剑，及畅销小说家张恨水、知名度极高的女记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当月，邓季惺就飞赴南京，紧接着转抵上海和北平，筹办复刊事宜。越年开春后，《新民报》在三地相继发刊，至此，报系拥有五社八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达到事业空前的巅峰。邓季惺统领报馆经营，如鱼得水，成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无出其右的“女强人”，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可见其在报界的地位与威望。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很多年后，她对心爱的儿子吴敬琏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