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制图六体与《水经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成就 第一节 裴秀的地图制作理论

地图是地理学的特殊语言,最能直接、明确地表现各种地理认识和地理要素。因此,我国人民从很早就开始利用地图。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放马滩发现的木板地图,就是一幅距今2000多年、战国末期秦国的区域地图。1973—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三幅西汉帛画地图(西汉初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军事图、都邑图),比较准确地表现了描绘地区的地理形势(山川、道路、居民点等)。但是,由于这些地图还缺乏统一的制图理论和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制作上的误差。如《地形图》的比例尺大小,从该图绘制面积来测量,大致为1∶17万至1∶18万之间,表现在地图上就是中心部分绘制较准确,周边地区误差较大,比例不统一。

如何提高地图的准确表现力,制订一套比较科学的地图制作原则,不仅是一般的绘制地图的技术问题,也是有关地理认识的重要问题。从史书记载来看,我国最早进行地图制作理论总结,并提出一套制图方法论的人,是晋朝裴秀。

(1)裴秀

裴秀(公元224—271年),字秀彦,魏晋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出身于士族家庭,自幼聪颖好学,曾随司马昭出兵淮南,收集了许多地图资料。后任“司空”等官时,又接触到国家收藏的地图等资料,为他建立地图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鉴于当时战乱后,全国地图散失较多,而古代旧地图也因地名变迁,注解不一,或者制作粗糙,不便于使用。于是,他便考释《禹贡》中的山川等记述,以及九州与当时16州的变化,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18幅,又缩绘了汉代的全国地图为《地形方丈图》。

正是在这种对地图的广泛了解和制作实践中,他逐渐总结经验,建立起一套地图制作的理论原则——制图六体。

(2)制图六体

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所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其内容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斜)、迂直六个要素。

分率即比例尺;准望为方位(是指以互相垂直的线条在图纸上画满符合一定要求的方格,这样既能表示缩小的比例,又便于确定方位。这种方法称为“计里画方”);道里是指距离;高下、方邪、迂直是指对曲折变化的复杂地理要素的处理方法,即高取下,方取邪,迂取直。

关于这六条原则在地图绘制中的作用及意义,裴秀也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说:绘制地图的法则有六条。第一叫分率,也就是比例尺,是用来区别地域面积大小的;第二称准望,是用以确定彼此间方位的;第三是道里,是用以确定路程远近的;第四是高低;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曲)直。这后三条要因地制宜,用来校正由于地形起伏、方向偏差和迂回弯曲所引起的误差。地图上如果只有图形而无比例尺,就不能判断距离的远近;有比例尺而没有方位,虽然某一处正确,但其他地方又必然会产生误差;有方位而没有道路里程,在山海隔绝的地方就不能相互通达;有了道路里程而没有地表高低、方向方位、道路迂直的校正,则图上量算的里程,必然和实际不符,方位也就不正确了。用这六条制图法则,互相参照、订正,然后,图上距离的远近决定于比例尺,彼此间的方向位置决定于方位,道路的距离决定于里程,实际的距离应通过订正高下、方邪、迂直量算出来。所以,虽然有高山大海的阻隔,绝险远方之地,以及高低不平崎岖等情况,都可以在地图上正确表现出来。只要订正了方位,曲直远近就很容易显示出来了。

裴秀的制图理论中,除没有提到现代地图中的投影和经纬度之外,其他主要问题(比例尺、方位、高差、距离等)都已明确提出。更重要的是,由裴秀所建立的这一套地图制作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我国古代地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形成以“计里画方”为主要特征的地图学体系。如北宋沈括就曾在裴秀800年后修订过这一制图理论,提出了分率、准望、牙融(指拼图的原则方法)、傍验(指校验)、高下、方邪、迂直的制图七原则。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地图都深受这一原则的影响,如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北宋沈括的《九令图》、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上石的《禹迹图》(保存在今西安陴林)、元朱思本的《舆地图》、明罗洪先的《广舆图》等,清末的许多地图在使用经纬线的同时,还使用计里画方之法。所以,裴秀制图六体的提出,是我国传统地图学发展的一个飞跃,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