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不久，中国被迫先后与英、法、俄、美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一时期，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状态。

好景不长。就在十几年后的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领的一支只有4艘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也一样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由于这4艘军舰通身漆黑，航行中冒出滚滚黑烟，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作“黑船来航”。

这并不是一支多么强大的舰队。佩里准将的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排水量只有2450吨，驱逐舰“密西西比”号也仅仅1692吨，其余两艘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也就1000吨左右，舰队的大炮加起来也只有65门。但就是这样一支不很起眼的舰队，最终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1854年3月12日，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通称《神奈川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一句话，闭关锁国长达600年的日本和平开国。和中国被枪炮武力开国相比，日本的遭遇不算悲惨，但结局类似。

西方列强恰似一群苍蝇，闻到美国在日本摊上了这般好事后，立即蜂拥而至。在之后短短几个月里，日本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幕府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立即与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1866年，日本又与上述国家签署了《改税议定书》。可以说，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在日本取得了之前在中国通过武力所获得的几乎所有权利。

就这样，当时亚洲远东地区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使得当时的日本幕府政府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众矢之的。在民间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继而发展成武装暴动。在巨大的压力下，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1863年6月25日、7月8日和7月11日，日本著名强藩“长州藩”的武士就先后炮击了美国、法国、荷兰的商船和舰队，这些举动无疑立即遭到这些国家的武力镇压，是为“下关战争”。

随后，1863年8月，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英国与日本另一强藩“萨摩藩”之间爆发了“萨英战争”。以往一贯所向披靡的英国舰队在小河沟翻了船，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英国军舰被重伤一艘、轻伤两艘，舰长、副舰长以下阵亡63人，而日军连伤者加起来才17人。当时的世界巨无霸大英帝国大失面子。率先开炮击中英舰的那名炮手后来大大有名，他就是日本陆军第一位元帅大山岩。给他搬炮弹的两个人名气也不小。一个叫山本权兵卫，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另一个叫东乡平八郎，后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等职，在随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虽然最后还是以日本认输赔款了事，但是这些强藩已经意识到，在日本当时的条件下，“攘夷”之路似乎并不可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尊王”吧。打铁还须自身硬，先把内部的事情做好再说。

在外有列强和内有“尊王”的双重压力之下，腐败恰如清政府的幕府政府被迫声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日本天皇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在幕府统治的晚期，西方列强有什么事都直接找幕府，根本不知道在幕府背后还有一个叫天皇的日本人。

在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期，天皇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万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乃至现身人间的神；另一方面他并不掌握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据说明治天皇他爹孝明天皇有一次心血来潮，想作一幅画，竟然买不起画画用的宣纸，其窘迫状由此可见一斑。

内忧外患之下，日本一些强藩，如前面提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开始联合谋划倒幕。1867年1月，孝明天皇暴毙身亡，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此即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天皇。“明治”一词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含义是天皇很早就起床上朝听政了，取“奋发有为”之意。

1867年11月，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和安艺三藩下达讨幕密敕，倒幕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到1868年4月，倒幕军队和平接收江户，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覆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引退，不再过问政治。不问也好，庆喜一直活到1931年才离世，足足活了77岁，是所有幕府将军中最高寿的一位。

此时的日本，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才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维新三杰”。当时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都年富力强，正值当打之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举行了祭天仪式，宣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随后的谕示中，睦仁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历时30余年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富国强兵。”

与此同时，在海的那一面，历经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痛的清政府也似乎意识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开始尝试革新祖宗之法，史称“洋务运动”。

这两场长达数十年的革新运动，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此处就简单的数据和事例做一些浅显的解释。

明治维新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

其实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政府就曾经进行过一些工业化改革的尝试，如开办兵工厂等。幕府主持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与清朝洋务运动创办的实体非常类似，两者的企业都是官办，且均以军事工业为主。从这个角度而言，中日两国近代工业的基础相差不大，双方的起点差不多。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化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这一时期也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和起步期。通过对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敷根火药制造所等军工企业的合并、改造、重组，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经建成了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阪炮兵工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和横须贺海军造船厂。

东京炮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该厂1880年制造的村田步枪后来成为日本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主要生产火炮的大阪炮兵工厂1872年就造出了法式山炮，次年造出野炮，1882年又制造出钢炮。筑地海军工厂主要修理军舰和生产武器，1882年还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的任务则是建造海军舰船，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闻名遐迩的名舰就诞生于此，1880年，日本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就在这里下水。比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晚了整整12年。

这些军工企业兼有部分民用功能。如横须贺海军造船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186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为生野矿山研制出几十种采矿机和800多种生产工具。1880年，又为爱知纱厂等纺织企业研制了水车动力涡轮。大阪炮兵工厂为1883年创建的大阪纱厂生产了大量机床、齿轮和其他工具。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对日本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积极对民办企业进行扶植。为了改变过去工部省偏重于发展重工业的实际状况，1873年11月，日本又设立了内务省，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为主。特别是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除军事、铁道、电信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之外，其他官办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处理价格极其低廉，有些基本属于免费赠送。1882年至1893年，政府出售官营企业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余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价格连原价格的1/4都不到，还可以不计息缓付。比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厂打1折，以5.9万日元卖给了川崎；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8万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了西村。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这些未来日本的巨无霸财团，起步发展的第一桶金大多来源于此。据统计，1873年至1881年，明治政府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为特权商人和新兴的财阀。

海运业的主力三菱就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发展起来的民办企业。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航海业得到迅猛发展。明治政府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管理的13艘轮船无偿转让给三菱，此外还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同样无偿交给三菱。当时从横滨到长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背后有了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就直接开价8日元。在此期间，政府还给了三菱81万美元的贷款支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就这样，上边有人的三菱迅速击败了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开始独家经营日本沿岸以及到中国上海等地的航运业务。1893年至1896年，三菱还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已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1872年，日本就开通了火车，比中国早了整整25年。在政府扶植下，日本的铁路建设也逐渐由原来的官办向民办转变，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1879年，明治政府花费22万日元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息10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又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的方式创建了10多座纺织厂。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迟实施产业革命的，但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老奶奶小脚走路”，举步维艰。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大学士徐桐有过一段“精彩”的言论：“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徐大学士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真就愚蠢到连《南京条约》是清廷跟谁签的都不知道吗？

早在同治年间，就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海关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人就联名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其宗旨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看看清廷诸大员对提议的反应。湖广总督说：“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江西巡抚言：“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变，洋人教导听不得。”类似言论不一而足。连洋务派主将左宗棠都迫于保守派的压力，顾左右而言他：“洋人的电报属于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实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缓慢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用来生产洋枪洋炮，拉开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序幕。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苏州先后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苏州洋炮局于1864年自英国购进第一批机器，成为第一个使用外国近代机器的军火工厂。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金陵制造局，使用进口自英国、德国、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等。同年，洋务运动的“招牌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总局通过大量购置机器，到1867年已经发展成拥有机器、铸铜铁、轮船、锅炉、枪炮等各分厂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工人也达到了1300多人。

但是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至1873年，只造枪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1/20，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就这还没有考虑质量因素。

中国也曾经尝试自己造舰。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成功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这艘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耗银8万两。之后江南制造总局每一年几乎都有一艘新舰下水，其中就包括即将在甲午战争中出场的悲剧战舰“操江”号。舰只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号，船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达到12节，火炮26门，耗银35万两。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大多是已经落伍的无防护舰只，其造船业务远远赶不上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创建了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演出。左宗棠原计划用300万两白银打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来得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造舰成本过高，除了工业基础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4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俾斯麦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他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后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比中国强多少的日本却一直坚持走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连管理方式都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售。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以棉纺织业为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中国在那10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入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1868年至1875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日本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总理大臣或者首相，月薪才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的月薪也就500日元左右。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利用外籍技术人员问题上的一贯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用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切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有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才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面孔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赴巴西学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总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与对方交易、论价、订货，都是洋大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至1930年，近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有92人，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舰成本降下来。

数据说明一切。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年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家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8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中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一心“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大清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日本经济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自然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很铁的哥们儿。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方能见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很抱歉，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西方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出名的有1866年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按学习内容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学习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洋务学堂算起来不超过30所，其中不少还属于短期办学的速成班。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素质高的学生，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䜣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清制，每三年各省学政于府、州、县在学生员中选拔文行俱优者，与督抚会考核定数名，贡入京师国子监，称为优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这些封建士大夫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等雕虫小技，纯属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改革派的奕䜣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洋鬼子。”

这样的学术辩论最后一般都会不了了之，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退而求其次去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以京师同文馆为例，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仅录取了30人，其中的20人很快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去考了几次科举。还好都没考上，要真考上了，我们就看不到严大师精彩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学非所用的现象颇多。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中日双方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文化、科技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8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吸纳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的《海权论》。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朝。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不过，此后就如肉包子打狗，再也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是1896年了，甲午战争头一年就打完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零星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的“文化开明”就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大批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的第二年，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仅28％。10年之后，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曾经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几乎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老酒的家乡估计也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老酒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老酒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回老家过年，最忙的就是给村里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乡村到处都有那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不久前看过一则报道，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五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从1907年到2016年，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从1877年到1895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包括下面重点介绍的日本陆军大学、日本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培养出各类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这才是讨论的重点。与“殖产兴业”和“文化开明”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日本在炮舰逼迫下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那一代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明治政府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海军是大英帝国最强，陆军是法国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提出的口号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迅速膨胀数倍。军队的装备也基本实现了近代化。

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这些人员也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关于日本海军的建设，后文再做详细叙述。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建设最大的保证，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4，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造舰、购舰步伐，军费开支甚至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后文将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简称“陆相”和“海相”。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名义上陆海军是并列关系，实际上陆军在决策中经常会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察、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后文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可，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航空母舰是海军的作战主力，陆军在战争期间也曾谋划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你建航母在陆上运炮弹哪？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陆军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本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

在陆军眼里，海军算个鸟，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才行。这样，在1893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之外，海军还有一种战时编制，后来逐渐成为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但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后文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都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根本谈不上改革，所采取的举动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脱胎换骨的变革吗？海军仅仅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唬人的“北洋水师”（下一章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当时的战争已经不能仅依靠人数来预测胜负，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人发展到了70万人。其中八旗兵25万人，绿营44万人，这些大部分是旗人，属于吃国家财政的正规军。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人，说百万人也不算夸张，但不是“百万雄狮”，而是“百万绵羊”。如果遇见群狼的话，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没有取胜的可能。

作为正规军的八旗和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民警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差距“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德国新报》也有过这样的报道：日军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已没有明显差别。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事实也验证了以上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日本和大清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光鲜照人，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咱大清西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危难中的国家比喻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就是往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多也只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外科手术，看起来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明显。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则为“渔”。表面上，就少了三点水，实际上差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