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国主义”一词，《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曾有过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两者虽用词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老酒用“打油诗”表示：国事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经济建设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如果想更便于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类似“军国主义”盛行的年代，老酒以为最著名的就是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以及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老酒都极端崇拜，可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去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因素，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经过2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后来称为“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了天皇在国家权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权力之外，更为上述权力罩上了一种神权的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石。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第十三条“天皇决定宣战和议和”，第十四条“天皇宣布戒严”等，给予天皇在军事上绝对的统治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属于天皇。我们习惯称日本兵为“鬼子”，但他们自己和汉奸都自称或尊称为“皇军”，就是这个道理。

《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也就是说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排除外相松冈洋右，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日本还通过宣传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和“万国之本”，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这里是大地的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天皇在日本军队和国民心目中到底有多“神”，理论上很难说得清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窥视一二。

1876年至1880年，为了树立天皇在国民中无与伦比的“神”之地位，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巡幸。日本学者木下尚江在自传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在雨中，从十里、二十里的山中，成群结队的人抱着婴儿，搀扶着老人一起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或者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老百姓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拿到天皇走过的砂石，就会全家安宁，五谷丰登。”

在东京，有轨电车在驶经皇宫时，所有的乘客都要脱帽致敬。这还不够，后来干脆规定司机必须停车，让每个人对着皇宫庄严地鞠躬致敬。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9月，一篇文章获得了日本全国作文大赛的第一名。作文内容大意是，一个在中国前线阵亡的日本士兵手中紧紧攥着一块鹅卵石。那块鹅卵石来自皇宫，很可能被天皇看到，甚至踩到过，用一句类似的话，就是“那是开过光的”。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相继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誉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过瘾，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悲伤至极的乃木为报恩和教育世人，偕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素材。日本媒体称乃木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他成为近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平时最高的常规编制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可能稍大一些。师团之下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后文要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军事战术指挥之外，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属于其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飞扬跋扈，“你只能说‘yes or no’”的经典话语就出自他口。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桌都会随即转动，转动的目的是要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濒临绝境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若在，即使人死光了，部队的编制也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惯，海军自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天皇作为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游泳水平可能并不低。

“二战三大元凶”之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有着这样的座右铭：“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鉴。”他曾经在否认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说：“叫作东条英机的这个人只是一介卑微臣民。我与你们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天皇授予首相的责任。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而已。正是得到陛下的信任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那些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事实的确如此，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天皇的一句“不信任”就让东条英机主动乖乖地卷铺盖回家。

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义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就出自他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人，天皇的一句训斥，就让他吓得赶紧辞职，回家之后，很快郁郁而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有许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战死疆场，也绝对不能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两年之后，1974年，在丛林里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的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与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对天皇宣誓效忠的，不仅是陆海军军人，还包括几乎全体普通国民。就在盟军最后逼近日本本土的时候，所有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抗击盟军登陆的军事编队训练。由于缺乏武器，他们使用的甚至是原始时代削尖的竹竿。因为天皇告诉他们，“誓死不降”。他们的标语是，“万众一心，视死如归”，人人都唱的一首歌是《亿万灵魂为天皇》。

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专家，叫埃德温·莱顿博士，他曾经在终战之前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如果他让所有的妇女剪掉头发，或者叫国民倒立起来用手走路，所有人都将照办不误。甚至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掉睾丸，99％的人都会从命。”美国人因为恐惧日本最后的殊死抗击，才同意日本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

天皇居住的皇宫，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1941年12月8日，南云忠一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在皇宫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络绎不绝，男人高呼“天皇万岁”，女人也身着节日的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跪拜。相反，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之后，东京有数万人再次来到二重桥，无数家庭的全家老小叩头遥拜，面对皇宫痛哭不已。其中竟然有全家老少三代集体自杀。横滨的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的录音之后，校长带着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

看看战后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的表现。1946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45岁生日，在监狱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东条英机等一群死不悔改的战犯朝着皇宫方向遥拜，合唱《君之代》，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万岁”。纳粹德国上绞架的甲级战犯在临刑前，没有一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日本7个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他们在上绞架前高呼的都是“天皇万岁”，而且是连续大呼三声。

第二个因素，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在今天，一旦听说某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国家不稳定，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改变计划。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相对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也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边缘。

前文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接隶属于天皇，政府对军队的行动无权干预，到最后，干脆军人反过来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人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起者主要是军人。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于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只有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41个之多。”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作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除了客观上实力差距较大之外，老酒觉得有一个主观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二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其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其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

真正使内阁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辅佐，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是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一起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由此可见，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虽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通报给首相。用一个现代词语表示，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并没有人告诉首相东条英机，他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战斗中损失了帝国海军最精锐的4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作所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啥都不知道，纯粹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也能知晓一些军部的事情，还算说得过去。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后来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情形。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是广田弘毅战后成为唯一被绞死文官的主要罪证。

这样的变态体制必然导致内阁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因为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政府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如果这样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了半天绕口令，老酒再举几个例子，读者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比如，“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削减开支，同时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又如，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出身，但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再如，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海军内部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害怕因此诱发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坚决反对同盟，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此举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不过，米内光政在1946年东京审判时，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和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第三个因素，别具一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毋庸置疑，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种。从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里，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就重印了31次。

思想的教育还不够，形式上也必须身体力行。在日本，每逢重大节假日庆典活动，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必须集体对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山呼万岁。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其间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歌曲《君之代》，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作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说：“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个因素，“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是这人肯定不正常。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歌《到大海去》。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老酒小时候读书读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后慢慢才知道，“地大”，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但石油不够用。小时候老师说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我们勤劳，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我们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敌国入侵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支部队，如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等，任务基本都是防守。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前段时间看到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老酒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那一杯酒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扼杀了中华民族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句话的不是老酒，而是前文提过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战略家的蒋百里。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两起惊天动地的暗杀。第一次是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哈尔滨火车站，日本前首相、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安重根枪杀。第二次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日本阅兵庆祝天皇生日，一个叫尹奉吉的人向主宾席投掷炸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六师团植田谦吉中将各被炸断一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安重根和尹奉吉后来都被处决。大家可能已经从名字上看出，他们都是朝鲜人。要是中国人，该多解气。

在中国，一般说“工农商学兵”。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和成为军人。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是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除了裕仁，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核心内容就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虽然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精神也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精神支柱。

一般人对生命执着、眷恋，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才是真诚的。武士标榜精神上的优越，提出要在心理上先战胜自己，才能去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然后才能“要别人的命”。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他们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盛开，而在凋零之时。花期不长的樱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没有一朵残留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不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日本人眼里，“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武士最理想的归宿。

对于一个用武士道精神武装的日本军人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天皇战死。战死会为他的家人带来无上的荣誉，本人的灵魂也会得到拯救。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兵个个都是“超人”。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的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活力，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照样能走，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正是有了“武士道”作为精神武器，才有了后来的“万岁冲锋”“玉碎”“神风特攻队”“剖腹”等一系列违反人伦和道德的组织或行为。至于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宿于肚腹之中，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时就选择剖腹。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时，东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充斥着嘲笑德国人的声音，人们纷纷大骂德国人无耻，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在马来亚战场，一个英国将军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要求士兵战斗到最后一人，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对面那些我们的敌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也提到，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是因日本之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由于轻视生命的价值，所以日本军人也绝不会去看重战俘的生命。他们曾自豪地宣称，欧洲战场结束之后，在欧洲的美军士兵对于和日本人作战存在着很大的厌战情绪。相比德国人来说，日本人更加残暴无情，他们蔑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盟军士兵如果当了德军的俘虏，活下来的希望很大，因为德国战俘营俘虏死亡率只有2％~3％。一旦当了日军的俘虏，那等于一只脚已踏进了鬼门关，死亡率一下子就上升到30％以上。

日本女性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将送家人上战场视为莫大的荣誉，就像中国人中举人一样。入伍军人会被赠以“祈战死，勿生还”几个字，出征的士兵还会带着“千人针”。这种千人针是由出征士兵的女性家属，比如母亲或姐姐，拿上一件饰物，到街头或者公众场所祈求路过的女性在饰物上缝上一针，等凑够千针之后让出征者带上用于辟邪。几乎所有接到这种请求的女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应邀上前缝上一针，给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祈福”。战争期间，日本艺伎也会捐钱捐物资助战争。1938年1月，日本出台《母子保护法》，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开战之前的1941年7月，日本又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对15岁至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赛跑等体力测试考试，提出在整个日本培养“军国女性”，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国母子”。

在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的濒死出击中，舰队司令伊藤整一海军中将的太太伊藤千岁把丈夫送出家门时，最后一句话是：“打了败仗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日本战败后，陆军元帅杉山元每天都会多次听到夫人冷冰冰的声音：“日本已经战败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怎么还不剖腹？”

第五个因素，大力兴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对外侵略扩张的“精英人才”。

日本人做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对人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发展经济如此，扩充军事力量也不例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后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断定在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参战的陆海军将佐几乎都出自这几所军事院校。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其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后根据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该校在思想上极端重视对学生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在军事技术上注重学员的综合发展，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销。其间共开办61期，培养中高级军官36900名。后文在介绍出场人物时经常会说“陆士某期”，意思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某期毕业”，“陆大”“海兵”“海大”也类似。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影响，很多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其中也包括蒋介石，不过蒋委员长当时上的是东京振武学堂。当时“陆士”是中国军人的首选，在“陆士”学习过的中国著名军人包括蒋百里、蔡锷、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后来中国有了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才开始转向国内，“陆士”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比“陆士”高一级的就是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1872年12月，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后缺乏合格的参谋人才，所以“陆大”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参谋军官专门成立的教育机构。位于东京的“陆大”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刚开始十几届每届只有学生10人左右，到了1899年的第十三期（其间因为甲午战争停办两期）才达到40人，后来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在日本，只有“陆大”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陆大”开办的64年间，共有3485名毕业生。

“陆大”的报考资格为“陆士”毕业，在部队服役两年以上，未满30岁的中下级军官，可以说是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年轻军官进行理论充实。“陆大”教育时间为步兵、骑兵三年，炮兵、工兵二年。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陆大”是唯一由陆军参谋本部直接管理的学校，“陆大”学生毕业后由参谋本部直接安排工作。

与“陆士”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到“陆大”学习的人屈指可数，名气大的也不多。

在这里介绍“军刀组”。“军刀组”是对每届“陆大”毕业生中前六名的称谓，因为这六人能够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而得名，又称“恩赐组”。其中前六名中的第一名被称为“首席”，前文提到的《战阵训》，其起草者今村均就是“陆大”第二十八期的“首席”。“首席”往往能获得觐见天皇的特别奖励，这在日本军人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刀组”成员往往在军队中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很多人马上就能进入陆军参谋总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享有一项特权，可以优先公派出国留学。这些精英大部分选择的出国方向是陆军最强的德国。

“陆大”第一期首席叫东条英教，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一些军刀组成员的名字：武藤信义、宇垣一成、谷寿夫、荒木贞夫、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西尾寿造、畑俊六、永田铁山、梅津美治郎、安藤利吉、山下奉文、今村均、本间雅晴、田中静一、下村定、石原莞尔、小畑英良、铃木宗作、武藤章、栗林忠道、辻政信、濑岛龙三等。这些人都将在之后的正戏中出场。可以看到，号称“昭和三大参谋”的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无一例外都是“军刀组”成员。

陆军有陆军的学校，海军也必须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869年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简称“海兵”。“海兵”的含义是培养海军的用兵之道，而不是培养士兵的学校，就像《孙子兵法》是讲述用兵之道，而不是当好士兵的方法一样。“海兵”最初的名字叫海军兵学寮，在1870年1月11日举行了首届学员的开学典礼。同年11月4日，“海兵”首批选拔了15名少年生和29名成年学生。在这15名少年生中，就有前边提及的“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1888年，“海兵”从东京迁往江田岛，使得之前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江田岛从此名扬天下。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与日本著名的吴军港隔海相望，地形临海抱湾，环境优越，利于高级军官的专业培养。为了保持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迁校以前海军就同当地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江田岛附近指定范围内不能开设娱乐场所，以防止海校学员萎靡堕落。

建校之初，“海兵”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学习的精神十分强烈，连建造学员宿舍用的红砖都是千里迢迢从英伦三岛高价运来的。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战斗指挥官，同时设有其他专业培养课程，其教育、训练模式几乎全部仿效英国。

一位英国教官在谈到“海兵”时写道：“在日本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萃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都不惜一死。”

“海兵”面向全日本招生，学生录取年龄为16岁至19岁，无特殊应考资格限制。在日本帝国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考入“海兵”是成为海军高级将领的必要条件。军人能进入该校往往被视为一种骄傲。同日本陆军的土黄色军装相比，“海兵”学员纯白的海军服格外耀眼。据说“海兵”学员在回家省亲时，其乡里往往引以为荣并举行欢迎会来招待。因此，虽然管理极端苛刻，“海兵”依然是当时日本青年竞相报考的学校，号称比东京帝国大学还难考。

经过持续的努力和提高，“海兵”最终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军高校。太平洋战争自始至终都有“海兵”学生的身影。战后有史学家戏称，太平洋战争其实就是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之间的战争。

从1873年11月毕业的第一期的2人，到1945年10月毕业的第七十八期4028人，“海兵”共毕业学员12433人。这其中有1313人成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将官，包括64位海军大将、387位海军中将、862位海军少将，将军比例超过了总人数的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四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是清一色的“海兵”毕业生。后文将提到的永野修身和井上成美被称为“海兵”最杰出的两任校长。战争期间，“海兵”也成为一些海军高级将领的避难地，莱特湾大海战的责任者栗田健男就是“海兵”的最后一任校长。

如果按照晋升将军的比例计算，“海兵”第十二期居首，19名学员中有15人成为将军，占到学员总数的79％。论诞生将官人数的话，当属第四十期最多，一共有65人成为将军，其中就包括后文经常要提到的一些人，如宇垣缠、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福留繁等。但是，第七期、第十五期、第二十一期、第三十九期这4期，都诞生了4位海军大将。其中第七期的4位大将中，更是有两位晋升为海军元帅，实在是牛。

陆军有“陆士”有“陆大”，那么在海军除了“海兵”之外，也必须再有点什么，这样就有了海军大学，简称“海大”。这可不是老酒工作上经常有联系的海南大学。

“海大”于1888年7月建校，用的就是“海兵”从东京搬到江田岛之后空出来的老地儿。“海大”只招收“海兵”毕业生，规定只有“海兵”成绩排名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军衔至少也要是大尉或少佐，这一点比“陆大”高了一级。“海大”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海军高级将领。如果说“海兵”算本科生的话，那“海大”就是研究生院，培养的是硕士、博士。

“海大”很难考，但日本海军高级军官很多人都读过“海大”。山本五十六、黑岛龟人、小泽治三郎这些日本海军的精英都有“海大”的经历。高须四郎、南云忠一、小泽治三郎、及川古志郎、伊藤整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名将，都担任过“海大”的校长。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被誉为“海大”的黄金时代，日本海军的三大理论家同时在这里任教：秋山真之讲授海军战略学，佐藤铁太郎讲授海军史，铃木贯太郎传授鱼雷战术。这都是日本海军史上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

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日本对外不间断的侵略战争，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深化。我们来看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多少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39年诺门坎日苏之战，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发动过如此多侵略战争。可以说，从1894年开始，日本的战争车轮基本就没有停止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之后以国运为赌注对外豪赌，前期每赌必赢。国虽富，军虽强，但长赌必输，多战必亡。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不断淬火、磨砺之后，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