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要在朝廷扎根，除了扫除功臣集团的障碍，他还需要能够为他所用的“左膀右臂”，他需要自己的亲信，能够忠于自己的谋臣。除了选拔新人，刘恒还想到了亲和他的母族。此外，代国的旧臣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些刘邦时代的老臣更是现成的人才。

除了处理有关功臣、诸侯王这些“外人”的问题，刘恒还要大力培养自己的羽翼。这几乎是所有统治者的必修课，更何况是对于刘恒这样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并希望施行新政的人，他培植人才的目的无非两点。

首要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刘恒不能一辈子指望着功臣集团和诸侯王，一直靠他们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些人小算盘不少，长期受制于他们的话，刘恒根本无法有所作为。

其次就是为日后推行新政培养人才、征集意见。刘恒刚刚登基就表露出了实行新政的意图，特别是在王国问题的处理上。刘恒特别希望拿这个问题开刀，因为他自己就当过诸侯王，对地方上的事情很清楚。加之刘恒与诸侯王的势力接触广泛，自然有一种在解决王国问题上的优越感。

刘恒在巩固和培养自己的势力方面主要做了三点。

第一，刘恒在十月初八派自己的舅舅、车骑将军薄昭去代国接来刘恒的生母薄氏，将她立为太后，并在十二月封薄昭为轵侯。

刘恒刚刚在长安扎稳脚跟，放眼望去，除了舅舅之外他举目无亲，张武、宋昌虽然贴心，但也不能无话不谈。刘恒需要薄太后来为他出谋划策，而太后的确立标志了中央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加速了整个政权的稳固，在这方面刘恒可谓目光卓越。

第二，刘恒登基之后封赏代国的功臣。

刘恒之所以能顺顺利利地当上皇帝，当初跟着他从代国来长安的宋昌、张武等七人功不可没，尤其是宋昌功劳不菲。同时，刘恒也想培养一套自己的班底，而这七个人几乎就是现成的，以前在代国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就行。所以刘恒下诏说：“众大臣平定诸吕迎我入京的时候，开始我很担心，群臣也阻拦我，只有中尉宋昌让我不要怀疑，这才让我没有失去做皇帝的机会。之前我已经任命宋昌做了卫将军，统领南北军，现在要再封他为壮武侯。剩下的六个人也都封他们做九卿一级的官员。”

九卿这样的重臣之中，三分之二都是代国原班人马，再加上宋昌被封侯，文帝刘恒可谓是充分地扶植了自己原本培养的势力，想来这七人受此厚恩，肯定能更好地为刘恒服务。

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引用了董份的一段评价说，刘恒先封诸侯和功臣集团的人，再封代国人马，可见刘恒不偏私。尽管刘恒人不坏，可这样过度解读，给刘恒脸上贴金，真不得不让人怀疑凌稚隆是不是在“高级黑”了。

刘恒如果先封赏宋昌、张武七人，那功臣元老们不闹腾起来才怪；同时，后封赏这七个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变相保护，不然此七人一旦成为功臣们嫉妒的对象，那肯定没有好下场了。

刘恒培养干部的第三项措施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

刘恒登基时天下初定，所以急需的是可以马下治天下的人，而不是能够马上打天下的人。可问题在于，他自己就是这拨武将扶植起来的，朝堂之上大老粗居多，而功臣集团的子弟也仰仗父兄的军功和拥立之功飞扬跋扈。所以刘恒就希望通过选拔新的人才，尤其那些有才能但是没背景、没财力的人，比如大才子贾谊，以此在朝廷中培养出一支可以与功臣集团相抗衡的势力。

当然，这样做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贫苦人家的子弟在受到封赏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皇帝一味愚忠。

刘恒巩固自身势力的第四项举措，是着重安抚并赏赐了许多刘邦时期的老臣。

刘恒这一招看似毫无缘由，弄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实则是大有深意。刘恒认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与其培养新势力做长线投资，不如先把那些原本并不反对自己、对自身利益构不成威胁的老臣拿来用，毕竟老臣们政治经验丰富，是现成的人才。

刘恒是这样安排的：

一、给曾经跟随高帝刘邦进入巴蜀和汉中的六十八个列侯，每个人封地增加了三百户；

二、给过去在刘邦时期当过两千石以上的大官、且未封侯的颍川郡守尊（名尊，姓氏失载）等十人，各自增加六百户的食邑；

三、增加淮阳郡守申屠嘉等十人封地五百户；

四、增加卫尉足（名足，姓氏失载）等十人封地四百户。

刘恒很会拉拢老臣。老臣们经历诸吕之乱，早已深受打击，特别是刘恒第一项加赏的六十八位列侯，这些人能活到刘恒执政时期，多数都已经风烛残年，政治影响力也几近消失殆尽。此刻刘恒封赏他们，宛如天上掉馅饼一般，老头子们拿人家手短，自然要发挥余热给公众讲讲刘恒的好话。

而且此后这些老臣多半也会打心眼里拥护刘恒：这些人都是当年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元老，身上都有一种赌徒的特性。他们当年把宝押在刘邦身上就是为了获得利益，结果赌赢了。而现在刘恒反过来，让这些人知道可以从自己这里分到利益，他们自然也会去选择支持刘恒，对刘恒和他的新政产生一种信任。

政治博弈本来就是赌博，刘恒很准确地把握了这些老赌徒的心态。同时，刘恒通过广布恩泽的方式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相较于刘邦时代的暴行和高压政策，更是一种进步。

笔者在前文总结了刘恒是如何巧妙地通过分配利益来瓦解“功臣－诸侯王利益联合集团”，还总结了刘恒培养己方势力的做法，这些做法都表现了刘恒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同时也反映出了刘恒在政治上的热心。

刘恒热心政治这一点常常被史学家们忽略。大家伙儿都觉得刘恒讲求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践行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讲“守静”，刘恒对政治这样世俗的事务在态度上应该寡淡一些。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未能看破这一点，所以才在《史记》中称赞刘恒在执政方面的弱势倾向。

实质上，道家讲求的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要求统治者遵循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刘恒在政治方面极高的热情，促使他相较于之前的统治者，能够更多地思考如何处理朝政。刘恒能在功臣、诸侯王、元老、代国旧臣、母族外戚这五方势力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至少在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足见其作为大政治家的素养之高。

刘恒身处于各方势力之间，然而他却从不偏袒于任意一方，而是追求一种利益分配中的相对公平。公平就不会有矛盾，这和无为而治是相契合的，只有顺应了利益分配的规律，才能够将利益分配的公允度做到最大化。所以，无为而治与刘恒的政治热情并不矛盾。

刘恒上述的诸多做法，主要是做给功臣元老、诸侯强臣们看的，那么刘恒有没有为了让老百姓安心、树立老百姓对自己的信心而实施过什么措施呢？

有。

首先，就是前文讲过的，在即位之初允许老百姓聚众饮酒五天，拉拢人心、安抚百姓。

其次，刘恒向太仆（主管皇帝的车辆、马匹）下令，要求裁撤御厩之中马匹的数量。要那么多马他也没地方使，总不能无聊地挨个儿骑一遍吧，索性将多余的马补充到驿站当中，这样做还能在老百姓面前显得他刘恒不贪图享乐。这实质上迎合了老百姓对于诸吕之乱后，能够出现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的期待。

刘恒需要底层支持，自然要顺应民意表现出锐意实行新政、整饬朝纲的气象。

第三，刘恒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的十一月裁撤了卫将军宋昌给自己新增的警卫部队，还在九月和郡国的太守、国相校验了调动军队的虎符和验明使者身份的竹使符。

前者无非在向老百姓展现一种自信和大度。减少护卫意味着减少防范，表达了刘恒的自信以及对老百姓和众大臣的信任。这和秦始皇反差鲜明：嬴政出行前呼后拥，而且还有很多空辇，时时不忘保护自己的安危；而刘恒大度自信，敢于将自己的活动透明化。

刘恒的后一个行动则是确保了国防体系的完善。秦汉时的军队是不能随意听从某个人调动的，想要调动军队，需要将皇帝的半个虎符和军队统领持有的另外半个合在一起。竹使符也一样，一半在皇帝那里，一半在郡太守或王国国相那里，用来验证使节身份的真实性。核对郡国的符节，等于是国防体系的一次自查，这也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国防的安定可靠，让人对国家放心。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所有的新政都基于许多种信心的结合。这之中包括执政者的自信、人民对于新政的信心、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等等。刘恒深谙这些道理，他即位之初，不论是安抚老臣、分封诸侯、奖赏功臣、安定民心，还是接下来安稳南越国、立皇后、立太子、转化王国与中央的矛盾等措施，都是在树立自己的威望，构建这些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