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繁华港湾 三、满船都是钱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有一艘泉州商船在海上沉没，时间应该是在二十七日之前。然而朝廷得到的消息，却是有关部门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
原因很简单：船上装载的是违禁品——铜钱。
而且数量之巨，竟多达十万缗。
缗读如民，一缗就是一贯，即一千文。所以，十万缗就是一亿枚铜钱。这么多的铜钱装在船上当然很重，又因为是走私，只能晚上出海。再加上风高浪急，便沉了。
这就有了三个问题：
铜钱为什么是违禁品？
都是什么人在走私？
合法贸易的商品又有哪些？
那就先说铜钱。
铜钱原本是中国人日常买卖的通用货币，从秦汉到唐宋都如此。所以，海外贸易使用铜钱也很正常。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实力雄厚，方方面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政府和商人也信誉不错，让许多对华贸易国十分放心。于是，他们便纷纷要求使用大宋铜钱，甚至只肯用大宋铜钱结算。
结果是什么呢？
宋代铜钱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元。
这当然很能让人自豪。但可惜铜钱不是纸币，不能印了又印。没有铜，钱就铸不出来。流向国外的铜钱越多，留在国内的就越少。结果，大宋自己没钱用了。
政府只好进行货币管制，禁止铜钱出口。
然而屡禁不止，就连输入国的禁令也不管用。比如建久四年（1193），日本天皇曾经下令不准使用宋铜钱，然而日本的主要通货还是它。高丽也一样。至于南亚各国，更将大宋铜钱分库储藏，以为镇国之宝。于是宋钱之流失，最远竟然到了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和索马里。
这可是有考古发现做证明的。
铜钱流失的另一个原因在银价。比方说，南宋理宗时期国内白银曾贵到每两值三千五百文，海外却只卖一千。也就是说，只要出资一千，就能净赚两千五。即便国内银价最低的绍兴三年，也都有一千二百文的利润。这样的诱惑请问谁能顶得住？东南沿海的居民简直只用倒卖白银就够了。
交子
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淳熙元宝铁母钱（背面为“春玖”二字）
钱币是宋代的主要流通货币。
五十两银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朝的对外纳币、征收的地方赋税、军费的供给等，曾用银两结算。银两作为货币，在民间并不普遍。
“魏六郎”金铤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金的流通，又不及银普遍。南宋金铤的铭文，通常有成色、铺名、工匠名等。“魏六郎”便是工匠名。
有需求就有市场，禁止出口那就走私。
走私的人分三种。第一等是宗室、官员和将领。他们凭借特权强行闯关，边境重车而出，海舶满载而归，公然置王法于不顾，竟是谁也奈何不得。第二等是土豪富商。他们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可以上下打点买通卖通，市舶司的例行检查也就成了例行公事。第三等是市井小民，只能凑些小本钱交给前面两种人经营，所得仍然可观。如此看来，则大老板们获得的暴利有多少，用脚指头也能算出来。
当然，如果船沉了，便只能自认倒霉。
其实，正规的海外贸易也由这三种人进行，同一条船上则有不同的等级。最高一级叫纲首、副纲首和杂事，相当于船长、大副和二副。他们往往由巨商或船主担任，市舶司也赋予其政治特权，能够处理突发事件，包括处分客死他乡者的财产。毫无疑问，他们是获利最多的经营者。
搭乘商船的则是林林总总的商人。他们在船内可以分到大小不一的货舱，用来储藏来回倒卖的货物。货舱同时也是客舱，晚上就睡在货物上面。赚多赚少，全凭运气。不过他们的关税税率比纲首等高级船员低，因此这些货主或者乘客便构成商船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第三种人是船员，包括技师和水手。他们没有工资却有舱位。也就是说，这些负责航行的船员也是商人，随身携带的货物也可以交易，所得利润即为劳动报酬，而且在通关时依法免税，但船员的货物不得超过总量的20％。这种“以舱代薪”的制度将船员的利益跟商船捆绑在一起，既保证了全船成员的同心同德，又节约成本，堪称高明。
两宋海上贸易繁荣，不是没有道理的。
合法运载的货物，则中外不一。大体上说，国外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和原材料，比如象牙和香料；出口则多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之制成品，比如丝绸和瓷器，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等等。
怎么叫，得看是进口还是出口。
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是香料。两宋上流社会对进口香料的喜爱，毫不亚于古罗马贵妇人对中国丝绸的狂热。据亲历者说，某次一众官员前去拜见权相蔡京。坐定之后，蔡京便传令焚香。但是等了半天，也不见丫环来。正当客人们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时，蔡府管家报告：香烧好了。
蔡京吩咐：卷帘！
帘子拉了起来，香气从其他房间滚滚而出，很快就充满了巨大的客厅。厅内顿时云遮雾绕，谁也看不见谁，当然也绝无烟火之虞。满座官员，等于是被香熏了一遍。因此回去以后，每个人身上都是香喷喷的。一连好几天，那香味仍然残留在衣服帽子上，经久不散。
直到现在，我们似乎都闻得到。
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证明蔡京的奢侈，因为那时的香料价格不菲。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某商人的真龙涎香，仅仅二钱（8克）就要价三十万贯。如此高价当然未免离谱，但要说普通民众不敢问津，恐怕是的。所以，进口香料常常被东南沿海的地方官用来行贿。至于这种政府垄断经营的商品怎么会到他们手里，大家也许能猜出，后面也会讲到。
大宋的铜钱，应该有不少是这些香料换走的。
将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通道称为“陶瓷之路”同样很有道理。这不仅因为考古发现证明，宋代那些精美的瓷器走得跟铜钱一样远，更因为瓷器与丝绸正是海陆两条商路的区别所在。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陆路不可能运瓷器——瓷器太重还容易被打碎。贩运丝绸，才是性价比最好的。
顺便说一句，在罗马帝国，中国丝绸与黄金等值。
海运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运瓷器。再加上两宋瓷器的工艺水平举世无双，当然在世界各国大受欢迎。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或者沙捞越（Sarawak）的博物馆里，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韩国出土的宋代瓷器，更是几乎囊括了那时所有的名窑制成品，让人叹为观止。
这可堪称“满船都是钱”。
据苏振申《中国历史图说》。
南宋时，西北与东北为西夏、蒙古、金所阻塞，仅剩东南海上一面对外交通。泉州拥有设立市舶司的资格后，更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与广州、明州一道，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没了陆上丝绸之路，南宋的商船照旧从南海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
南宋当局显然明白这一点。高宗皇帝曾经下诏说：市舶之利最为丰厚，动辄以百万计。如果管理得好，岂不是可以富国强兵？还能够减轻人民负担嘛！
为民减负当然是唱高调，海外贸易就是为了赚钱。这也是两宋与汉唐的不同之处。汉唐主要是朝贡贸易，意在扬我国威，招抚远夷，往往友谊第一，赚钱其次。两宋则是商业贸易，政府的动机明明白白，就是要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如此，只有半壁江山之后更是如此。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两宋的开销极大。养官员，养军队，花钱如流水，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那里也都要给钱，却居然没弄得山穷水尽，中国和外国那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蒲寿庚其实功不可没。
难怪蒙古人在灭宋之前要攻打日本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要彻底摧毁杭州政府的海外供血系统。这个系统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像管道输送石油一样，源源不断地为南宋带来财富和荣耀。不切断这根血管，宋就不会亡。
那么，南宋的海外供血系统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