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生活 四、刺青者

宋人酷爱刺青。

刺青就是文身。这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习俗,我们也不例外。实际上,甲骨文的“文”字,就是“文身之人”的象形。也就是说,有文身的人,才有“文”这个字,也才有了文采、文艺、文化、文明等等一系列概念的诞生。

这可真是意味深长。

可惜人人身上刺青,却是在原始社会。这一点,世界各民族概莫能外。因此,正如本中华史《从春秋到战国》一卷所说,文身在华夏民族眼里是野蛮人的习俗,为先进文化和正人君子所不齿。只是到了宋,这种习俗才死灰复燃,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英雄好汉的标志。

比如“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

“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中排位第二十三的“天微星”,“九纹龙”的诨名即来自其身上所刺的九条青龙。上图为明代画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中的史进形象。第二排所列为甲骨文中的“文”字,也是纹身人的形象。甲骨文字形据《甲骨文编》。

史进当然是小说人物。但,施耐庵的《水浒传》显然比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靠谱。何况文身一事在宋代可谓史不绝书,甚至还有各种专业名称,比如刺青又叫刺绣,文身又叫锦体,文身师叫针笔匠,等等。

最夸张的,是“花腿”。

花腿就是从臀部开始,双腿刺青直到足部。当时开封的习俗,是每逢佳节便要游行。跟在妓女队伍后面的,多半是纨绔子弟。为这些轻薄少年牵马的,便是花腿。可见花腿其实是阔少和衙内的马仔。只不过,宋人并不可能裸着身体招摇过市,他们那布满刺青的臀部和双腿又给谁看呢?

更奇葩的是一个名叫葛清的荆州人,全身上下二十多处刺青全都是白居易的诗和画,号称“白舍人行诗图”。看来此人是白居易的铁杆粉丝,刺青只是为了刻骨铭心,因为能够欣赏到那些“诗画”的人也实在是为数不多。

除了刺青,还有刺字。

刺字的一般是军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岳飞。他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相传是他母亲所刺。可惜此事查无实据,就连宋代的野史都没有记载。也有人说所刺是“精忠报国”或“赤心救国”,刺字的人是他的部将。

不过,刺字明志的不止岳飞。南宋初年,抗金名将王彦的部下,脸上就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号称八字军。意向相反的则有仁宗时期的反政府军,他们脸上刺的是“义军破赵得胜”,宣示着推翻赵宋的决心。

这就非同一般,值得推敲。

众所周知,在脸上刺字,原本是一种刑罚,叫黥(读如情),也叫墨,目的是对人犯进行身份歧视和心理摧残,因此在西汉被文帝废除。此后,它成为一种私刑,主要用于逃亡的奴隶。北宋却制定了刺配法。但凡被判处流刑的,脸上都会刻有“刺配某州牢城”字样,比如宋江和林冲。

刺字的还有军人。

囚犯刺字在面颊,军人在额头,或者额头刺番号,手背刺姓名。这其实是把他们视为犯人,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在第四章阐述。总之,军人自愿在脸上刺字,是表示了一种必死的决心;岳飞在背上刺字,则证明了他的忠贞不贰。

那么,刺青呢?

大约只能解释为“扮酷”了。事实上,喜欢刺青的或者是血性男儿,比如史进;或者是英俊少年,比如燕青。施耐庵甚至这样赞美燕青的文身:雪练也似白肉,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难怪泰山比武之时,他甫一脱衣便是万众喝彩;后来见了李师师,也把那名妓迷得神魂颠倒,忍不住用纤纤玉手在他身上轻轻抚摸。

这是一种审美的态度。

审美的对象,是人体。

对人体美的欣赏从魏晋时期就开始了。只不过,魏晋崇本色,隋唐重时尚,两宋爱刺青。魏晋的追求,是玉树临风楚楚动人;隋唐的讲究,是“画眉深浅入时无”。两宋则兼而有之:要求“雪练也似的白肉”“刺一身遍体花绣”。前者是魏晋之遗风,后者是隋唐之变异,二者融合为刺青。

一半魏晋风度,一半盛唐气象,即为两宋之美。

因此,宋人也爱大自然。

这是士大夫的审美。他们是不文身的,宗室的刺青更为朝廷所明令禁止。毕竟,文身并不符合儒家的礼教传统。史进的父亲就曾这样吐槽:母亲说他不得,怄气死了,老汉只得随他性子。很有些自责“教子无方”的意思。

于是,无法也无意欣赏刺青的士大夫,便将审美的目光投向了田园和山水。这一方向是魏晋名士开辟的,但主要表现于诗。无论陶渊明的“鸡鸣桑树颠”,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都堪称清水芙蓉,冠绝一时。

绘画方面却乏善可陈。当时的所谓山水,主要是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而存在,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水平和成就都很低。唐代画家的关注点,也仍在人和物,比如周昉之仕女图,韩幹之牛马画,阎立本之帝王像。只有五代后梁的荆浩,才可以说开了中国山水画之先河。

宋之山水画

范宽《溪山行旅图》是宋代山水代表作之一,绢本设色,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画面气势恢宏,飞瀑直下,林间可见旅人。

但,蔚为大观,是在宋。

宋的山水画无疑是一个高峰。无论关同之峭拔,李成之旷远,范宽之雄杰,都鼎峙百代,超越千古。据说,三家都学荆浩,都具有写实性,因为荆浩是写生的。董源也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这才栩栩如生。

问题是,宋代山水画很真实吗?

也许吧!表面上看,关同画的就是河朔,李成画的就是齐鲁,范宽画的就是关陕,董源画的就是江南。问题是,中国画从来就不满足于外在的形似,更追求内在的气韵。因此他们笔下的山水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的想象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甚至幻觉的真实。

更重要的,是情趣。

情趣恐怕是可以讨论的。的确,在宋代山水画中,人与自然极为亲近,甚至融为一体。那样一种宁静,可以说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有负薪樵夫或泛舟渔父点缀其中,也非劳动的颂歌,更看不到人间疾苦。能够感受到的,只有理想化和审美化了的画面,以及懒洋洋、慢悠悠的田园牧歌。

这样一种情趣,只属于新时代的新主人。

这个新主人,就是庶族地主阶级。

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中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坐稳江山,则是在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的,大批的世俗知识分子通过科举,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乡村而城市,由地方而中央。宦海沉浮之中,他们的人生往往大起大落,布衣而卿相,卿相而布衣。

于是,丘山溪壑,渔樵闲话,野店村居,对于他们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得意时,是他们情感的补充;失意时,是他们心灵的归宿。因此,那些精明的商家便会将自己的茶楼酒庄设计成园林式建筑,甚至村落之景,以此媚雅。

这样一种心态,可以由一首词来代表: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的作者王禹偁(读如撑)出身农家,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是典型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前面所说此类人物的心理状态、复杂情感和对山水田园的态度,词中也应有尽有。因此,这首词是可以与宋代山水画并读的。只要读懂其中之一,就能读懂宋,以及那些情绪。

当然,也会读懂“景德”这个年号或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