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六、查士丁尼对罗马法的改革及法典的编纂

等到查士丁尼登极称帝(527 A.D.),罗马法的改革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项艰巨却又势在必行的任务。经过10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法律条款和司法文件有数千卷之多,一般人没有财力购买也无能力消化,而且所需要的书籍也很难找到。法官就像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能任意处置案件,就如同空有万贯家财的富翁,要花钱时仍然一穷二白。那些使用希腊语的行省居民,将生命及财产交给他们一无所知的语言来处置。在贝里图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学院里,人们把拉丁语当作野蛮人使用的方言,学生不愿尽心尽力去学习。幼年的查士丁尼有如伊利里亚的士兵,只熟悉当地的土话,等到少年时代才接受法律课程的教导,现在基于帝国的需要,选出东部学识最为渊博的法学家,随同他们的君主努力进行改革的工作。皇帝的倡导和官员的经验,有助于学者专家提出他们的主张。

特里波尼安的积极进取鼓舞了大家,进一步推动整个计划。这位极为出众的人物是潘菲利亚行省塞德地方的土著,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受到无数的赞许和指责。他的才华就像培根一样,精通那个时代所有的事务和知识。特里波尼安用散文和韵文就各种不同的题材,写出变化多端和深奥难解的作品:像是赞誉查士丁尼的具有双重含意的颂词;哲学家狄奥多图斯的传记;幸福的本质与政府的责任;荷马作品目录及24种诗韵;托勒密的天文学准则;太阴的月相转换;行星家族的体系;世界的和谐系统。

他进一步运用拉丁语来研究希腊文献,这位罗马的民法学家把所有的资料保存在图书馆和自己的脑海之中,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精研法律这门学问,为他开启飞黄腾达的富贵之路,从在禁卫军统领的手下担任律师开始发迹,接着擢升为财务大臣、执政官和御前大臣。查士丁尼在国务会议中经常听取他的报告,他不仅口若悬河而且智慧过人。即使如此,他的态度始终保持谦虚,行事低调,以减少别人的嫉妒之心。他受到宗教信仰不够虔诚和贪财好货的指责,难免会玷污他的德行或形象。在心胸狭隘和善于罗织罪名的宫廷,这位据有重要职位的大臣受到控诉,说他在暗中背弃基督教的信仰,心中存有无神论者或异教徒的思想和情怀,主要是归于末代希腊哲学家的影响,当然这种借口非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他的贪婪倒是证据明确而且众所周知,要是他在司法部门收受礼物而发挥影响力,企图改变审判的结果,就像再度发生培根的案例。如果他使神圣不可侵犯的职业受到羞辱,如果他为了获得私人报酬的不纯正动机,每天都在制定、修正或注销法律,那么即使是他的建树也无法为其卑鄙的行为赎罪。

在君士坦丁堡的叛变事件中,民众的气愤叫嚣使他遭到罢黜而丢官,但是他很快恢复了财务大臣的职位,直到他去世为止,有20多年的时间始终获得皇帝的重用和信任。查士丁尼赞许他的唯命是从和负责尽职,然而由于皇帝的虚荣心作祟,他难以分辨这种鞠躬尽瘁的态度是否已经堕落成谄媚奉承。特里波尼安敬爱仁慈的主子有如神明,感叹世间怎么会有这样伟大的君王,他装出一副戒慎恐惧的样子,害怕查士丁尼就像以利亚或罗慕路斯,会被上苍接走送到光荣的天国。

如果恺撒完成罗马法的改革,他那因反思和研究而增强的创造才能,就会带给世界一套纯粹和原创的法学系统。无论是否出于奉承之词,东方的皇帝生怕个人的判断成为公正的标准,虽然自己拥有立法的权柄,但还是要借用时间和舆论的协助,以逝去的哲人和立法者作为监督,好完成辛苦的编纂工作。查士丁尼要完成的工作并不像艺术家那样,只是用自己的手通过简单的铸模来塑造一尊雕像,他的著作如同古代耗费钱财的方格状路面,是一大堆缺乏条理的断简残篇。登基第一年,他指示特里波尼安,在9位饱学之士的协力下,校勘历代皇帝的法令和诏书(公元528年2月13日),从哈德良统治的年代开始,将格列高利、赫摩吉尼安和狄奥多西三部法典记载的项目,全部包括在内,要修订错误失落和相互矛盾的条文,删除已经作废的部分和过分冗长的文字,选择立法明智和裨益良多的法规,让其能够适应法庭的运作,为臣民带来福祉。完成这件工作只花费了14个月的时间。这个新成立的十人委员会,企图效法罗马先贤的事功,十二卷法典或称为“表”是最好的成果(公元529年4月7日)。查士丁尼的新法典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以示尊荣,经过签字批准以后,交给各单位的公证人和书记,用笔抄录很多部,经过校正无误,分送欧洲、亚洲以及后来阿非利加各行省的官员,选择庄严的节庆期间,在教堂的门口当众宣读这部帝国的法律。

随后进行更为繁重的编纂作业,要从罗马法学家的决议、假设、质疑和争辩中,摘录出法学理论的精义。皇帝指派17位律师,在特里波尼安的领导之下(公元530年12月15日),要超越前贤著作所涵盖的范围。如果他们能遵照命令在10年内尽其全功,查士丁尼对他们的勤奋一定会感到满意。结果他只花了3年就快速编成了《论法汇编》或称《罗马民法汇编》(公元533年12月16日),至于是获得赞许还是谴责,要看执法者运用得好坏而定。他们根据特里波尼安的图书馆搜集的资料,选出40位过去最有声望的法学家,以及节录在50本作品里的2000篇论文,进过仔细统计,原有300万行或节的文句,经过删节以后很合理地保留15万行。完成重大著作编纂的前一个月,先完成了《法学初步》,看来罗马法在编纂摘要之前,先完成基本原理才较为合理。皇帝赞同他们的工作计划,运用立法权批准这些平民的研究成果。他们对于《十二铜表法》、君主的《永久成规》、人民的法律以及元老院的敕令,完成注释,取代原书的权威,将原书视为无用的古老遗物,全部予以废弃。《御法集》《民法汇编》和《法学初步》被称为正式的民法体系,是法庭唯一能运用的法源,也是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学院的唯一教学材料。查士丁尼把他的“永久神谕”告诉元老院和行省,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使他感到非常自傲,同时装出虔诚的态度,把这一切归于上帝的启示和支持。

由于皇帝婉拒原创作品带来的虚名与嫉妒,我们仅能了解的状况是写作的方式、资料的选择和内容的精确,这些是编纂者不可或缺的德行。在形形色色的法律观念之中,很难指出哪些是他真正偏爱的,但是查士丁尼对三部著作所颁的谕令并不相同,有可能三部都没有讨到他的欢心,可以确定有两部不对他的胃口。在选择古老的法律条文时,他对前面的皇帝没有带着猜忌的眼光,而是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参考的资料最早没有超过哈德良统治的年代,法律对异教和基督教只存在很小的差别,经狄奥多西的迷信所采用,经过人们的同意才被废止。但是《民法汇编》的法律体系所涵盖的时期大约是100年,从《永久成规》的编纂到塞维乌斯·亚历山大的逝世。在哈德良之前几任恺撒当政时的法学家,书里很少谈及,就是整个共和国时代也只不过提到三个名字。查士丁尼的宠臣(有人极力主张)害怕接触自由之光和严肃的罗马哲人。加图、几位斯卡埃沃拉和苏尔比西乌斯的作品充满纯正和淳朴的智慧;特里波尼安却援引与他更意气相投的精神,叙利亚人、希腊人和阿非利加人都拥到皇家的宫廷中,将拉丁语当成外国语言来学习,视法律为赚钱的行业。

查士丁尼大臣所接受的指示,是要努力工作,尽快为帝国的臣民谋取福利,而不是研究古人的学问,满足对知识的探求。他们的责任是要选出罗马法最适用的部分。古老共和政体分子所写出的作品不论多么渊博和卓越,已经不再适合习俗、宗教和政府的新体制。即使西塞罗的老师和朋友仍旧活在世间,我们会坦承除了语言能够保持精纯以外,原有的极为优秀的素质已经被帕皮尼安和乌尔比安的学校所超越。法律这门人文科学要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所以发展的进程非常缓慢,越近代的作者自然可以掌握方法和史料的优势。两位安东尼皇帝在位时,法学家研究先辈的作品,他们所具有的哲理素养会缓和古代的严刑峻法,简化审判程序的形式,从敌对派系的嫉妒和偏见中抽身而出。

现在要选择最具权威的著作来编纂《民法汇编》,完全依靠特里波尼安的正确判断。即使权柄操之在上,也不会免除他的神圣责任,那就是一切的作为要真实和忠诚。查士丁尼是帝国的立法者,他可能撤销了安东尼时代的法案,或是谴责那时的自由原则有煽动作用,然而这些原则仍为最后的罗马律师所维护。过去的事实存在于专制政体所不及之处。当皇帝使完整无缺的原文产生讹误;要把在他奴役统治下的文字和观念,铭刻上古老和受尊敬的名字,使人误以为是古人的作品;或者用权势的手,查禁那些纯正和可信的抄本,不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念,那么皇帝就犯下了欺骗和伪造的罪行。特里波尼安和他的同事所实施的修订和篡改,用统一内容做借口为自己辩解,以获得宽恕,但是他们还不够仔细和小心,《御法集》和《民法汇编》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仍旧可以用来考验现代法学家的耐性和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