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这首歌最早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其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这里说的“十二年”，即刘邦入关、立为汉王以后的第十二年，打败项羽，即皇帝位之后的第七年，公元前一九五年。这时候，他击败了淮南王黥布的叛军，命别将追杀，自己则便道回乡，召父老兄弟欢聚。酒酣之时，一面击筑（一种弦乐器）伴奏，一面唱出了这首歌，又挑选出一百二十个青年人合唱。他情感激动，“乃起舞，慷慨伤怀……”。这一切，对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从而领会这首歌的内涵，是很有帮助的。

这首歌，后人的评价很高。例如朱熹在《楚辞后语》里便说：“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然而具体解释起来，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萧统把这首歌编入《文选·杂歌》，李善注云：“风起云飞，以喻群凶竞逐而天下乱也。威加四海，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镇之。”而李周翰的注却与李善注恰恰相反。他说：“风喻己，云喻乱也。己平乱还故乡，故思与贤才共守之。”日本渡边昭氏所藏《文选集注》引陆善经的解释既与李善不同，又与李周翰有异：

风起，喻初越（“越”，是“起”字之误）事时；云飞扬，喻从臣；守四方，思镇安之也。

可以看出，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第一句。李善认为“大风起兮”比喻秦末群凶并起，“云飞扬”比喻因群凶并起而引起的天下大乱。总之，这里面不包括刘邦本人，而是刘邦加“威”的对象。李周翰则认为：“大风起兮”的“风”是刘邦自喻，“云飞扬”的“云”指天下大乱。陆善经对“风”的理解与李周翰一致，认为“大风起兮”是比喻刘邦初起事；对“云飞扬”的理解，则与李善、李周翰都不同，认为那也指刘邦方面，是比喻“从臣”的。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汉高祖的〈大风歌〉》（见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里引了我国古书中关于“大风”的几个例句，说明“大风”是贬义词，刘邦不可能用来比喻自己；又说“‘云’是一个容易与‘乱’联系起来的意象”，刘邦当然也不愿意用来比“从臣”。因此，他断言“李周翰及陆善经之说最为拙劣”。他以李善的解释为基础而加以发挥，认为第一句所表现的是“天意的无常”、“天意的支配”。“可怕地降临的暴风是不可知不可抗的天意无常的产物”。因此，他认为“这是一首感慨于环境突然变得幸福了的歌，所以反过来也就会忧虑幸福的丧失”。

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则认为第一句所写的大风骤起、浮云蔽空的形象已经暗示了刘邦的不安，而在那行踪不定的浮云里，又寄托了对自己或儿子将来命运的忧虑。因而他认为这首歌是“感伤文学的起源。”

我们细读这首歌，总会感到把第一句作李善、吉川、小川那样的解释，实在不很妥贴，主要原因是如果作那样的解释，就与第二句缺乏顺理成章的联系。而在事实上，它们的联系却十分紧密。第二句“威加海内”紧承第一句而来，而第一句的“大风起”正是渲染一种足以扫荡一切的“威”力和足以征服一切的“威”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周翰和陆善经对于“大风起”的解释就不算错。既以“大风起”比喻自己起事后的威力、威势，则李周翰把“云”解释为被扫荡的对象，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只在于把“飞扬”解释为“散亡”，缺乏训诂学上的根据。而陆善经的解释，却是有训诂学上的根据的。

吉川幸次郎只注意到“大风”是贬义词的用例，只注意到“云”可与“乱”联系，而没有考虑其它。《易·乾》以“云从龙，风从虎”说明同类相感，后世因而常以“风云”比喻遭际遇合。《后汉书·耿纯传》：“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常衮《授李抱玉开府制》：“风云所感，挺此人杰，文武相济，弼于朕躬。”《大风歌》的第一句，正是用比兴手法描绘渲染了刘邦及其“从臣”乘时崛起、所向披靡的磅礴气势，因而第二句继之以“威加四海”，便有“水到渠成”之妙。“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兼用比兴手法，既渲染气势，又具有明显的比拟象征作用。至于“风”与“云”各比拟象征什么，原不必细加区分。如果硬要区分的话，那么“云飞扬”从属于“大风起”，“风”是主，“云”是从。所以李周翰认为“风喻已”，陆善经认为“云喻从臣”，都是说得通的。

从章法上看，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乃是为第二句的“威加四海”蓄积气势、渲染气氛。它所展现的，不正是一种所向无敌的“威”势、“威”力吗？而这种风起云扬的威势、威力既然比拟、象征着君臣遇合，乘时崛起，那么这种“威”势、“威”力之所以能够加于海内，当然包含着“从臣”的功劳。刘邦在唱出这首歌的一、二两句时是估计到这一点的。既然如此，如果那些“从臣”都健在，都忠于他，岂不是用不着发愁没有猛士守四方吗？可是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帮他打天下的功臣诸如韩信、彭越等人都已经被他诛杀了；在破项羽于垓下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黥布，因韩、彭被诛而惧祸及己，举兵反叛；刘邦在平叛中身中流矢（半年后疮口恶化致死），他是带着严重疮伤回到故乡的；这时候，他已经六十二岁，太子（后来的惠帝）懦弱无能，黥布之叛尚未彻底平定，而从吕后所说的“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来看，想反叛的还大有人在。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首起势雄壮的《大风歌》为什么却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收尾，就不难理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沈德潜《古诗源》评此歌云：

时帝春秋高，韩、彭已诛，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耶？

刘邦对诛杀功臣是否真有“悔心”，这很难说；但沈德潜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乃是刘邦所意识、所焦虑的。以“从臣”如“云”而“威加海内”的刘邦最终以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叹而走向死亡，不管他对诛杀功臣有无“悔心”，终归是可悲的。当然，有“悔心”要好得多；如果像吕后那样刘邦一死便担心诸将谋反而密谋全部族灭，认为不如此便“天下不安”，那就更糟糕。郦将军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尽诛诸将，则“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史记·高祖本纪》）幸而这番议论受到重视而采取了“大赦天下”的措施，才消除了人心的“不安”。

刘邦当然是个天命论者，但他唱《大风歌》时感到的“不安”却直接来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直接来自对于“天意无常”的认识。要不然，他就用不着思得猛士以改变现实，从而违反“天意”了。

《文中子·周公篇》云：“《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犹存。”宋阮逸解释道：“‘安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战备，心在杂霸也。”钟惺在《古诗归》中评此歌，却针锋相对地说：“妙在杂霸习气一毫不讳，便是真帝王、真英雄。”很显然，王通和钟惺只在对于“杂霸”的评价上有分歧；而从“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观点出发，认为《大风歌》“安不忘危”、“不忘武备”，则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在前面所分析，《大风歌》表现了刘邦的“不安”；“安不忘危”云云，其实不曾搔着痒处。吉川幸次郎看出了“这首歌里有不安”，却不从现实方面、人事方面探究产生“不安”心理的主要根源，而把这种“不安”完全归因于“认识到自己的成功是由于天意的无常，也就会担心，无常的天意会向其它方向转移”，也未必是十分中肯的。

作者：霍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