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优雅的茉莉花。从这幢房子开始的寻访，持续了七年，那是惊愕不断又肝肠寸断的七年，是为我自己打开战争世界的七年，那是个我们要毕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我体验痛苦，品味仇恨，经历诱惑，既有温情又有困惑……我试图理解死亡与杀人之间的区别何在，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界限何在。人们怎么能与如此疯狂的想法彼此共存：他们竟然有权去杀死同类？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杀戮！我发现，除死亡之外，在战争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战场上也都有。战争，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无数的人性真相发生激烈碰撞，疑团重重。我又开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何对于恶行毫不奇怪？莫非我们内心本身就缺乏对恶行的惊恐吗？

路漫漫，跋涉无尽头。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计算了。那些面孔逐渐从我的记忆中离去，留下的只是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和声，是无数人参加的大合唱，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犹豫，不知道这条路我能否撑得下去，能否披荆斩棘，但我还是要走到底的。有那么一些时候确实出现了疑虑和恐惧，想停下来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经无路可退。我已经被愤怒牢牢抓住了，望着那无尽的深渊，就想知道个究竟。现在我似乎已经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越悟出道理，问题就变得越多，答案则更显缺少。

在踏上这条征途之初，我可绝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城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的“突击手”载重车辆工厂里，人们欢送了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奖章，在她的狙击记录上，有七十五个敌人被击毙。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看看今天报纸上的照片，看看她普普通通的相貌，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是个枪手。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样把长辫子楚楚动人地盘在头顶上。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

“不，不！我不想去回忆。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不行……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影片。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做梦。可是就在我做梦的年龄，战争爆发了。我甚至都有些舍不得让你听……我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吗？我就像对女儿一样问你……”

接着她反问道：

“干吗要来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爱说往事了。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虽然生活在人群中，但总是形单影只，因为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是孤独的。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你的眼睛才能说，这玩意儿会妨碍我的。”

可是不多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儿给抛到了脑后。

我的故事太简单了，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姑娘的平凡故事，当时这样的女孩有很多……

我的故乡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辫子很长很长，都到了膝盖……没有人相信战争会打这么久，人人都在盼望战争就快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会打退敌人。我进了集体农庄，又修完了会计课程，开始工作了。可战争还在持续……我的闺密们，那些姑娘都在议论：“我们应该上前线啊。”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火药味，我们先报名参加了兵役委员会的训练班，可能和谁搭伴都不知道。我们在训练班里学会了实弹射击和投掷手雷。起初，我承认枪到了手上都害怕，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自己是去杀人的，就是简单地想上前线而已。在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姑娘，全都是密友，邻村有五人，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清一色是女孩子，男人们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线了。有时传令兵会在深更半夜突然到来，给我们集训两小时，拉到野外去，甚至经常是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就被拉去训练。（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不记得那时我们是不是跳过舞，就算开过舞会，也是姑娘和姑娘跳舞，村里没有剩下小伙子。我们村里是一片沉寂。

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们挺身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怎么能让希特勒夺取莫斯科？我们不放行！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线的愿望。我父亲已经打仗去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战场，我们与众不同……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我喘着粗气，心咚咚跳得厉害，都要喷火了。挑选非常严格。首先，必须得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闹病，用妈妈的话说，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经常欺负我这个小不点儿。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哦，可怜的妈妈们！她们泪水涟涟……她们又骂我们又求我们……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虽然他们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主席不同意放我们，如果我们全都离开集体农庄，田里的活儿就没人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拒绝了。我们一起到共青团区委去，在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结果还是被送回了家。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到最高层，去找第一书记，使命必达！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伙儿一齐去吧。可是，我们连团中央走廊都挤不进去，更别说见到书记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很多人还是从敌占区来的，他们是冲出来为死难亲人报仇的。全苏联都有人来。是的是的……简单说吧，我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了。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得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书记他们不说话了，不再小看我们了。我们手里还有张王牌：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还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急救知识。书记他们就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

我们回村时，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是啊……

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到，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扇门，又被带进另一扇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剪了一个女兵头……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形帽，领到了背包，然后被装进了运货列车……那是运稻草的列车，稻草很新鲜，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货车里荡漾着快乐。真不幸，我们还互相逗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笑。

火车载着我们朝哪儿开？不知道。说到底，这对我们才不重要呢，我对于要干什么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行。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要作战。我们开到了谢尔柯沃车站，离它不远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班，原来是要把我们派到那儿去。要做狙击手，大家都乐了，这可是正经事，我们要打枪了。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地点伪装、化学防护。姑娘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只想着快些上前线，向敌人开火……是的，在结业考核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筒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且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筒靴就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给冻坏了。班长发现后，猛剋了一顿，接着便教我们怎样裹包脚布。他在我们耳旁唠唠叨叨：“丫头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战士，而不是德国鬼子的活靶呢？”丫头们，丫头们……所有人都对我们怜香惜玉，这使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头塞给我吗？难道是女子合唱队？舞蹈团？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是残酷的战争……”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还有配茶水的糖果吗？”顿时心里觉得很委屈：把我们当作什么人啦？！我们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在年龄上我们确实可以做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姑娘们？他们从哪儿招来你们这些小丫头啊？”——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是的，已经上战场了！

第二天，师长要求我们展现一下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本领到底怎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还强，他们从前沿阵地被召回进行两天训练，对于我们这些姑娘居然能做他们的工作感到大为惊讶。他们大概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狙击手。射击表演之后是原地伪装……上校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观察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时“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我收回原先对姑娘们的评价。”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很长时间不习惯我们的存在……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干草棚，哪儿是白桦树……”

“你是在学校里解方程式吧？我在这里可不会解难题，我是来射击的！”

我看出，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

“那好，你就开枪吧，怎么不开啊？”

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这时，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就有可能放跑了他。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立刻会消失——我下决心要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起了寒战，产生一种恐惧感。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还真不容易。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么近……而我内心很纠结，犹豫不决。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扣动了扳机……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极了：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是的，简单说，就是惊心动魄！

永生难忘……

我们回到营地后，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团小组长克拉瓦·伊万诺娃对我说：“不能怜悯他们，应该憎恨他们……”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到那时再唱吧。”

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真不容易习惯。去仇恨并且去杀人，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说服自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
（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几天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却把他打死了。

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反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大概是在乌克兰。到达那里时，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儿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像个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我负过重伤，脑袋也震伤了，一只耳朵听力很差。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在前线阵亡了。

妈妈痛哭着说：

“无论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个女孩子。我总在向上帝祈求：与其叫你受伤，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等火车。有一次看到一个被烧伤破相的女兵姑娘……我猛地一哆嗦，以为是你！后来我也一直为那姑娘祷告。”

我老家在车里亚宾斯克州，我家附近有各种金属采矿场。不知为啥总是在夜里搞爆破，只要爆破的炸药一响，我总是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去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拽住，紧紧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我：“睡吧睡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已经回家了。”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妈妈的声音让我恢复意识：“我是你的妈妈呀，是妈妈……”她轻声细语地哄我，生怕大声会吓着我……

屋子里暖融融的，可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是浑身发冷的样子。她继续给我讲：

我们很快就成了战士……您知道，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时间去想事情。心里的感觉，真是冷暖自知……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德国军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脑壳上，还几乎都是同一个部位。他说，普通射手是不可能专打脑袋的，那么准确。“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道，“这位打死我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个？我补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损失十来个人。”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我不能指给您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莎·施利亚霍娃，是在单独执行狙击任务时牺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条红围巾。她非常喜欢那条红围巾，由于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结果暴露了伪装。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姑娘干出来的时候，非常震撼，不知如何回答，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似乎是一个大人物，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问，他承认：“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打过仗。你们都是一些美女……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在红军里面是没有女兵参战的，都是阴阳两性人……”他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永远忘不掉……

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从早到晚埋伏在战位上一动不动，眼睛酸痛流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受极了。春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体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里。你就好像是在游水，可又经常被冻在土地上。天刚破晓，我们就得出发，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前沿回来。我们通常卧在雪地里或爬到树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在那里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观测位置。我们会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与德军堑壕的距离只有七百至八百米，还经常只有五百来米。在清晨，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和笑声。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直到现在也想不通……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我们筋疲力尽，后勤保障又跟不上来，几乎是弹尽粮绝，连炊事车都被炮弹炸了个稀巴烂。我们一连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干，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儿了。我的搭档被打死了，于是我又带上一个新兵到前沿去。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在中间地带有一匹小公马。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已经嚷了起来，原来他们也发现了它。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用它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么远的距离，冲锋枪可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现在就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我想都来不及细想，习惯性地先瞄准后开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下来，我似乎听到它在细声细气地嘶鸣，也许是幻觉，但我感觉到了。

事后我才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漂亮可爱的小马，而我却把它杀了，要拿它来熬汤！可是当时，我听到身后有人在抽噎，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女娃。

“你怎么啦？”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泪水。

“哦哟——哟，好一副软心肠啊！可我们大家已饿了三天了。你可怜这匹马，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的战友。你去试试吧，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而且空着肚子，是啥滋味？首先是要赶走德国鬼子；其次，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是会心软的，但不是现在……你懂的，心软是以后的事……”

说完话，我又转过身看看那帮男兵，他们刚才还在怂恿我，大叫大喊地请求我开枪呢。而现在才过了几分钟啊，就谁都不再看我一眼了，好像从来就没发现我似的，每个人都在埋头干自己的事。他们在抽烟，在挖战壕……也有人在磨着什么东西……至于我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就好像我是个屠夫，我动刀杀生就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的母牛病了，家里人把它宰了。为这件事我还不停地哭了两天。可是今天呢，我“叭”的一枪就杀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马。可以说，那是我两年多来见过的第一匹小马……

晚饭送来了。炊事员对我说：“嘿，狙击手真棒！……今天菜里见荤啦……”他们把饭盒留下来就走了。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儿，根本没去碰一下饭盒。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噙着眼泪走出掩蔽部……姑娘们跟着我出来，异口同声地安慰我。她们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饭盒，吃了起来……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永远忘不掉……

每天晚上，我们照例都要聊大天。聊些什么？当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妈妈，聊已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我们还畅谈战后要干什么工作，谈我们会嫁给什么样的人，丈夫是否会爱我们，等等。我们连长故意逗我们说：

“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可是打完仗一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的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给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战争中相识的，是一个团里的战友。他负过两次枪伤、一次震伤，从头至尾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后来在部队干了一辈子。对他根本不用解释什么是战争。我的脾气他心里完全有数。如果我可着大嗓门说话，他或者毫不在意，或者默不作声。我也学会对他宽容。我们养大了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供他们读完了大学。

再对您讲些什么呢？……嗯，我复员后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车，步行有几公里。现在那儿通了地铁，可当时还是一片连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当时那儿有一道很宽的深沟，我得穿过去。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不用问，我不敢在夜里过这条深沟。当时我站在沟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是返回去等第二天再说，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好笑了：前线都过来了，什么没见过？死人啦，各种各样的可怕景象啦。至今我还记得尸体的味道，和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心态。想起我们从德国返回家园时，在途中的列车上，不知谁的旅行袋里蹿出一只老鼠，我们全车厢的姑娘们一下子都乱了套，睡上铺的人从高处倒栽下来，吱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惊讶地说：“你们个个都得过战斗勋章，居然还会怕耗子。”

算我走运，这时一辆运货卡车开了过来。我想，这下有车可以搭了。

汽车刹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声说。

“我正好也到狄雅柯夫村去。”车上的年轻小伙子打开车门。

我钻进驾驶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车上，又上路了。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奖章，问道：“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

我告诉他：“七十五个。”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见过吧？”

我突然认出了这小伙子是谁。

“柯尔卡·契绍夫？真的是你吗？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系过红领巾？……”

战前我在母校当过一个时期的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玛露茜卡？”

“是我呀……”

“真的吗？”他停下了汽车。

“快送我回家吧，干吗在半路上停车？”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看到他也是这样。多么意外的相逢！

到了村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手舞足蹈地对我妈说：

“快，我给您把女儿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么会忘记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先要学会穿便鞋走路，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我们习惯于扎腰带，笔挺地站着，而现在的衣服就像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着长裙和连衣裙，已经感到陌生，因为在前线老是穿长裤，晚上把长裤洗干净，然后压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把这叫作熨裤子。其实，裤子常常干不透，就得穿上它到严寒中去，结果立刻冻出一层冰壳。怎么学习穿裙子出门啊？双腿都迈不动。别看我们回来穿上老百姓的裙子和便鞋，可是一见到军官，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举手敬礼。我们吃惯了军队伙食，完全由国家供给吃喝，而回来后得自己到粮店去买面包，按规定的定量去买。可是我们常常忘了付钱，幸好女售货员熟悉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我们也就不付钞票，拿起东西就走。过后我们很难为情，第二天赶紧去赔礼道歉，再买上另外一些东西，付清全部钱款。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所有日常生活，要找回平民生活的记忆，要正常过日子！去和谁学啊？跑去找邻里街坊，去问妈妈……

您听我说，我还想到这样的问题。战争打了几年？四年。这么久啊……什么鸟儿啦、花儿啦，我全不记得了。其实，它们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我确实想不起它们来。事情就是这般奇怪，是吧？……为啥要有彩色的战争电影啊？战场上一切都是黑色的。要说有另一种颜色，那就是血色，只有鲜血是红色的……

我们在不太久之前，七八年前吧，刚刚找到战友玛申卡·阿尔希莫娃。一位炮兵连长负了伤，她爬过去救他，一颗炮弹在她前头爆炸开，连长死了，她幸好还没来得及靠上去，但两条腿却被弹片削掉了，真是受尽折磨，我们全力为她包扎，竭尽所能地救她。等我们用担架把她送到卫生营时，她却向我们哀求说：“姑娘们，朝我开一枪吧……我不想这样活下去……”她就这样哀求我们……苦苦哀求……她被送往后方医院后，我们又继续前进、反攻。等我们回来找她时，她已经音讯全无了。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情况如何。许多年过去了……无论往哪儿写信询问，都没有回音。后来还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学帮助了我们。男孩女孩们根据线索查找，在遥远的阿尔泰的一个残疾人疗养院里找到了她，当时已经是战后三十年了。这些年她住过许多残疾院，漂泊过多家医院，做过几十次手术。她躲避所有人，连亲生母亲都瞒着，不让她知道女儿还活着……我们接她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大家都哭成一片。我们后来又安排她与母亲见了面……这是她们母女三十多年后的重新相逢啊。妈妈差点就疯了：“多么幸运啊，我的心脏早前差点没痛碎了。有福啊！”玛申卡反复唠叨说：“现在我不怕见人了，我已经老了。”是啊……简单说吧，这也是一场战争……

我记得我在夜里坐在掩体中，彻夜不眠，外面炮声隆隆，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胜利在望，没人愿意死……我曾经宣过誓，军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将会献出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真的不想去死了。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灵魂也是受伤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脚都没关系，哪怕整个身子都受了伤也无所谓。但伤了心灵，那就伤害大了。我们离家从军时，还十分年轻幼稚，都是些黄毛丫头。我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妈妈在家里给我量过身高……我在战争中长高了十厘米……

——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
（上士，狙击手）

采访后告别，她笨拙地向我伸出滚烫的双手，拥抱了我，又说了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