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

她们的声音……几十种声音……揭开了不同寻常的真相,深深重创了我。而这个真相,在我从小就熟悉的“我们是胜利者”的简短定论中却没有立锥之地。现在,仿佛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那些昂扬激情原来是一种最短命的物质,很快就消融于活跃而复杂的人类命运之中。命运却往往又是深深隐藏在文字语言的背后。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想听到什么?是曾经在莫斯科或斯大林格勒城下爆发的战役原委?是对军事行动的具体描述?是那些被人遗忘的大大小小高地的名称?我难道是需要有关阵地和战线移动的叙述、退败和反攻的纪事、游击队敌后袭击和破坏火车的数量,和所有那些已经被写过数千本书的东西吗?不,我要寻找的是另类,我要搜集被称为精神科学的东西,我在沿着心灵生活的足迹,去从事心灵的记录。对我来说,人的心路历程比他们经历的事件更为重要,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并不重要或者并不那么重要,更不是第一位的。令人激动和恐惧的是另一个问题:在战场上,人们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看到并理解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普遍怎样对待生与死?最后,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是在写一部感情史和心灵故事……不是战争或国家的历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传记,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史诗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被抛进了大历史。

对于1941年的女孩子们……我首先想问的就是:她们都是来自何方?为什么她们会有这么多?她们如何敢与男人肩并肩地拿起武器?她们为什么开枪射击、布雷爆破、驾机轰炸,为什么杀人?

早在十九世纪,普希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普希金在《现代人》杂志上刊出了投入抵抗拿破仑战争的处女骑兵娜杰日达·杜洛娃的日记片段,并在按语中写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年轻少女,上流贵族的大家闺秀,离开温暖的家庭,女扮男装出现在战场上,去承担连男人们都畏惧的艰难责任呢?(对手是谁?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有什么事情刺激了她?是隐秘的心灵创伤、炽烈的幻想、桀骜不驯的天性,还是爱情的召唤?……”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百年之后,问题依旧……

誓言与祷告

我想说……我要说话,统统说出来!总算有人愿意听听我们说话了,我们沉默了这么多年,即使在家中也不敢出声,都几十年了。从战场回来的第一年,我说啊说啊,可是没有人要听。于是我静默了……现在你来了真好。我一直在等着什么人,我知道有人会来,一定会来的。那时我还年轻,纯洁无瑕,真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甚至记不得了……

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和闺密谈到战争,我们都坚信不会打仗的。我和她去电影院,正片前放的新闻纪录片就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互相握手,画外音解说深入我脑海中:德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

可是不到一个月,德国军队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

我们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都是女孩,我是老大。有一天爸爸下班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还为我头几个孩子是姑娘而高兴呢,都是漂漂亮亮的未婚妻。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唯独咱家没有……我老了,人家不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片子,儿子们呢,又太小……”我们全家人都很为此而难过。

后来上面举办了护士训练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那年我十五岁,妹妹十四岁。爸爸逢人就说:“我是为胜利尽最大贡献了……献出我亲爱的女儿……”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

一年后,我就上了前线……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列兵,卫兵员)


最初那几天……城市一片混乱,充满动荡不安和冷漠的恐惧。人人都在抓间谍,彼此之间都要敦促对方:“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甚至没有人敢想我们的军队已经崩溃了,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被打散了。我们还被教导说,我们将到别国土地上去作战。宣传部门说:“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会放弃……”事实是我军正在败退……

在战争之前早就风传希特勒准备侵略苏联了,可是这些言论被全面杜绝,有关部门严禁传播……您知道那是什么部门吗?它叫内务人民委员部,就是肃反特工……如果有人私下议论,不管在家里、在食堂,或者筒子楼里,就必须躲进自己房间锁上门,或躲在浴室里打开水龙头。但是,当斯大林说话时,当他向我们发出号召,说“兄弟们姐妹们”时,人们顿时都忘记了自己的不满……在我们家里,大舅正在蹲劳改营,他是铁路工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是在工作中被逮捕的……您知道是谁抓的他吗?是内务部……他是我们最喜爱的舅舅,我们也知道他完全是清清白白的,对此坚信不疑。他在国内战争中还立过功……但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后,妈妈对我们说:“我们先保卫祖国,然后再申诉自己的冤情。”我们全家人都是爱祖国的。

我立即跑到征兵委员会,是带病去的,扁桃体发炎还没完全退烧呢。但我迫不及待了……

——叶莲娜·安东诺夫娜·库金娜
(列兵,司机)


我母亲没有儿子,她一共养了五个女儿。我对音乐有出色的感觉,曾经梦想进音乐学院学习。但是听到广播里宣布战争爆发后,我立即决定要把自己的天赋听力用到前线上去,我可以当通信兵。

我们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都自愿上了前线。全家都上前线了:一个妈妈和五个女儿。父亲那时早已在作战了……

——安东尼娜·玛克西莫夫娜·克尼亚杰瓦
(下士,通信兵)


我们大家都有个相同的愿望:上前线。害怕吗?当然有些怕……不过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却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是啊,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你们只能当调配员,而且没工夫教你们打枪。”

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候在车站上。看到我们要集合,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达吉扬娜·叶菲莫夫娜·谢苗诺娃
(中士,调度员)


形势在急速变化……我还记得最初那些日子……妈妈每天黄昏就靠在窗边祈祷,我以前还不知道妈妈是信上帝的。她一遍又一遍对着天空祷告。

我原来是个医生,就入伍了。我是出于责任感而参军的。女儿上前线去保卫祖国,老爸很高兴。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领取了我的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就是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他女儿要上前线了……

——叶夫罗西尼亚·格里戈利叶夫娜·勃柳思
(大尉,医生)


那是夏季,是最后一个和平的日子……晚上我们都去参加舞会,那年我们都是十六岁,出来进去都结伴而行,回家也是大家一起,送完一个再送另一个。我们还不确定谁和谁是一对儿,如果出门,总是六个男孩六个女孩一起走。

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些曾经作为我们舞伴的小伙子,成了坦克学校的学员,后来又遍体鳞伤地缠着绷带被送了回来。这太可怕了,令人恐怖!当时,我就是听到别人的笑声,都感觉是不能原谅的。在如此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时,怎么还能笑出来,怎么还可以高兴?

不久,我爸爸也加入了后备役部队。家中只留下幼小的弟弟们和我,两个弟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在我告诉妈妈我要上前线时,她顿时就哭了,我自己也哭了一整夜。但我还是从家里逃走了……我到部队才给妈妈写了信,她那时已经不可能把我拉回家了……

——莉利亚·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护士)


听到命令全体列队……我们马上按照个头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个。连长走过来,扫视了一遍,朝着我走过来:

“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要不,先回到妈妈身边去,再长长个头吧?”

可是我已经没有妈妈了……妈妈在轰炸中死掉了……

我毕生难忘的最强烈印象……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当时我们正在后撤……虽然我们是躲藏在灌木丛后面,但是我清清楚楚地都看到了,我们的战士是用步枪和德国的坦克对阵,是用木枪托和铁甲车拼!只要还没倒下,他们就流着泪水怒吼着厮打,直到中了德军机枪手的扫射。用步枪对付德军的坦克和轰炸机,这就是战争的第一年……

——波林娜·谢苗诺夫娜·诺兹德拉乔娃
(卫生指导员)


我事先就请求妈妈,甚至是央求妈妈,到时候千万不要哭出来。当时虽然是白天,可是天色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号啕大叫了。我妈妈倒确实没有哭,她那么呆呆地站着,就像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是怕我也突然大哭出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的头发给剪得像个男孩,只剩下一小绺刘海儿。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就是今天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啦,《你为前线做了些什么?》啦,当时举目皆是,对我影响可大了。当时有什么歌曲?唱的都是“起来,强大的国家……挺起身,殊死搏斗”这些歌。

我们出发时,惊讶地看到车窗外的站台上已经摆放了尸体。战争已经在进行……不过青年就是青年,我们还一路高歌,甚至还很高兴,纷纷说笑打趣。

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进,修复铁路,我们家人都获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叶夫盖尼亚·谢尔格叶芙娜·萨普洛诺娃
(近卫军中士,航空机械员)


战前我就在军中做电话接线员。战争爆发后那几个星期,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鲍里索夫,通信站站长召集我们大家排好队。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不是士兵,而是平民职工。

他对我们说:“残酷的战争已经开始,姑娘们,你们将会遭遇很多艰难、很多危险。趁现在还不算迟,如果谁想离开,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愿意留在前线的,请向前跨出一步……”

这时,全体姑娘就像一个人似的,“唰”的一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二十个人,一致决心保卫祖国。战前我连打仗的连环画都不喜欢看,只喜欢读爱情小说。可是瞧瞧现在的我呢?!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着。士兵们把饭盒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匆吃点东西,在总机旁打个盹儿,再戴上耳机继续工作。根本没有时间洗洗头发,我只好提出这样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去吧……”

——加琳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扎波尔斯卡娅
(电话接线员)


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去兵役委员会……

我已经不记得多少次了,当我们又一次上门时,兵役委员总算没把我们赶出去:“好吧,你们至少得有一些特殊本事才行,比如做过护士啦、司机啦什么的……你们行吗?你们在战场上到底能做些什么?”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能做什么?我们面前不存在这类问题啊。我们就是想打仗,这就够了,根本没有想过,上战场还需要哪些本事,需要具体的能力。他一下子可把我们问住了。

于是我和其他几个女孩就去学了护理课程。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1941年8月底,学校、医院和俱乐部统统都住满了伤员。但是到了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我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叶莲娜·巴夫洛夫娜·雅科夫列娃
(准尉,护士)


我那天本来是有个约会……我简直就像插上翅膀飞着过去的……我还以为他那天会向我表白,说“我爱你”呢,不料他满面愁容地来了:“薇拉,战争来了!我们要直接从课堂被派上前线去。”他是读军校的。这样子,我当然也必须让自己扮演圣女贞德的角色。只要能上前线,只要能拿起武器,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在一起是必须的!我跑到兵役委员会,但遭到严厉驳回:“我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护士,而且至少要学习六个月。”六个月?我呆住了。对我来说,这可是感情问题啊……

人家告诉我,不管怎样都必须学习。好吧,我去学习,不过不是学护士……我想学开枪!像他那样去射击。反正我已经准备好就这样了。在我们学校常常有参加过内战和西班牙战争的英雄来演讲。女生都觉得自己可以同男生平起平坐,但他们瞧不起我们。反倒是在童年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听到的是:“姑娘们,去驾驶拖拉机吧!”“姑娘们,去当飞机驾驶员!”当然了,我这里面含有爱情成分,我甚至想象到我和他两人如何死在一起,当然是在同一场战斗中……

我是在戏剧学校学习的,一直梦想当一名演员。我的理想,是当拉里萨·赖斯纳那样的女人。穿着皮夹克的女政委,我喜欢她那种美丽……

——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击手)


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线了……剩下我独自一人没被录取,我痛哭了一场。别人对我说:“丫头,你应该去学习啊。”

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我们院长突然来了,宣布说:

“姑娘们,战争终究会结束,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

我们上前线那天,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那是夏天。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

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点喊出来: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有的挥舞头巾,有的扬起船型军帽。我们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

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也许真的会保佑吧?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护士)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战争来了!战争来了!”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见到的人,他们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人们公开地祈祷,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还有,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布琼尼呢?当然……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战胜敌人?

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我马上想到的是:既然战争来了,那么就应该上前线。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政治犯。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祖国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国是必须保卫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咱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义不容辞……

——塞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帕纳贤
(少尉,摩托化步兵营助理)


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这一次,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难过涌上来……我顿时想放弃一切,丢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家里的奶奶,还有小弟弟们……就在这时,军乐奏起了,口令下达了:“各就各位!……按照车厢顺序,上车!”

我从车上,向妈妈久久地挥手,挥手……

——塔玛拉·乌里杨诺夫娜·拉德尼娜
(列兵,步兵)


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好,说吧,战士松古洛娃,请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

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实在是太渺小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丫丫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个个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

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

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1943年6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让您明白,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今后不会再有了,完全绝种了!我们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诚,有绝对的信念!我们团长接过旗帜,下达指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都平起平坐了!我们站在那儿哭啊,个个泪如泉涌。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当时由于一种震撼,我全身绷得紧紧的。我身体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巴
(上士,通信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与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蜷缩在地板上的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
(列兵,管理护士)


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护士)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根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当时大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机枪连卫生员)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有!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们是打赢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伤员太多了,我们总是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一次连续三昼夜没一个人合过眼。我被派去跟车送伤员到医院,送完伤员空车返回的路上我就睡着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都像蔫黄瓜一样,腿一软全都倒下了。

后来我见到政委,就说:“政委同志,我很惭愧。”

“怎么回事?”

“我睡着了。”

“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运送伤员,在回来的空车上睡着了。

“这有什么呢?你们是好样的!只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会儿嘛。”

可我还是很惭愧。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良心经历整个战争的。

野战医院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当侦察兵。我放风说,如果他们不放我走,我就会自己跑到前线去。为此,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因为我不服从战时条令。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这样得到第一枚勇敢奖章的……

有一次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把我们的士兵压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挥员高声下命令:“冲啊!为祖国前进!”战士们刚起身又被火力压倒。再次下令,再次卧倒。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甩下了军帽,让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这下子,男兵们也都跳了起来,和我一起冲向战火……

为此,上级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就在我得奖的同一天,我们又出去执行任务了。就在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们女人的那事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血,惊叫着大哭出来:“我受伤了……”

和我们一起去侦察的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走到我身边问道:“哪里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亲一样,原原本本地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

战争后都过了十五六年,每个夜晚我都还在梦中去侦察敌情。要么梦见我的冲锋枪打不响了,要么梦见我们被包围了。醒过来后牙齿还咯咯作响,一时总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在战场上还是在家里?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阿尔宾娜·亚力山德洛夫娜·汉吉穆洛娃
(上士,侦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
(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有一件很拉风的褶边新裙子。我的闺密薇拉一直很喜欢它,她还试穿过好几次。我已经答应了,要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她正在准备结婚,未婚夫是一个好小伙儿。

可是突然间打仗了,我们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沟,宿舍里的东西都要给管理员。可是那裙子怎么办?“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对她说。

可她没有接受,说是都讲好了要在婚礼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被烧毁了。

现在我们是一步三回头,就好像我们的后背在受着烧烤。但我们一整夜都脚步不停,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沟,宽度三米半,深度七米,里面要像陡峭的墙壁一样。我挖得铁铲都像烤红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红了。可是我的眼前还是浮现着鲜花和丁香丛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们住的帐篷搭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水草甸中。闷热又潮湿,蚊子黑压压的,临睡前必须从帐篷里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宁觉。

我病了,被送到医院。我们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发高烧打摆子。我躺着那儿正哭呢,病房门开了,医生出现在门口(她不可能迈进门来,因为床垫铺满了)说:“在伊万诺娃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她说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自从在读六年级时从书本上知道了疟疾之后,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疟原虫。但此刻,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起来,强大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我得赶紧治好病,立即去前线。”

我被转移到距离罗斯拉夫尔不远的克兹洛夫卡,他们从车上把我抬下来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儿,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

“就是这个姑娘吗?”

“是的。”医生助理说。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东西。”

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不是睡在篝火边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树下的帐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医院里,睡在有床单的病床上了。我一觉睡了七天都没有醒来。后来别人告诉我:护士们曾经唤醒我,喂我吃饭,可我全都不记得了。七天后我才真的醒了过来,医生来查看了一番,说:“身体强壮了,已经恢复过来。”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梦中。

回到前线后,我和部队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围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两块面包干。埋葬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军帽盖上他们的脸……连长对我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活着突围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后方。我从前以为,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妻子的……”听了这话,我委屈得都哭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待在后方,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糕。不过,虽然我的精神和心灵都顶得住,可是身子却不争气,体力上负担太重……我记得当时如何用身子背炮弹,在泥淖中运武器。尤其是在乌克兰,春雨过后的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就像松软的面团一样。甚至为了在这里挖个墓穴合葬战友,我们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简直太艰难了。我们都不再哭了,因为连哭也要费力气。就是想睡觉,想睡它几天几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来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声地读诗。还有别的女孩就唱歌,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过去……

——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们从明斯克往外运送伤员……我以前走路总是要穿高跟鞋,因为我很介意自己的个子矮。有一次一个鞋跟断了,马上就有人大声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赶紧把鞋子拿在手里,赤着脚跑掉了。那是双很漂亮的鞋子,让我心疼不已。

当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又看不到突围的希望时,我和护士达莎就站起身来走出了战壕,挺胸抬头不躲不藏了:就算脑袋被子弹打爆,也比被敌人抓住当俘虏受羞辱好。我的所有伤员,凡是能站起来的,也都站了起来……

当我看到第一个法西斯士兵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语了。他们都很年轻开朗,满面笑容。不管他们在哪里驻扎下来,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开了。他们的袖子总是卷起来,不停地洗啊洗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哀号,而他们还走到哪儿洗到哪儿……我心头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时,一连换了两件衬衫,即便如此,内心还是充满反感,因为德国兵来过这里。我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难以自制。而我们的邻居——克拉娃大婶,看到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一下子就气晕了,就在她自己的家里……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德国人,很快就死去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
(译电员)


德国兵进了我们村……他们驾着大黑摩托车……我睁大眼睛仔细望去:他们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总是笑容满面,还哈哈大笑!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梦都在想如何报仇,也想象着如何壮烈牺牲,以后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的书。我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牢记,这就是我的梦想……

1943年,我生下女儿……这时我已经和丈夫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是在沼泽地的草丛里生产的。我要用自己的体温烘干尿布,焐在怀里,温暖了再给孩子垫上。周围的一切都烧毁了,连人带村子都烧成灰烬。德寇把我们的人赶进学校或者教堂……浇上煤油……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我那五岁的侄女就问:“玛丽亚阿姨,如果我被烧死了,会留下什么呢?只是靴子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话……

我自己去搜集残骸……为我的女友寻找她的家人……我们在灰烬中搜索遗骨,就算看到有一点衣服碎片,虽然斑驳不清,我们也能认出这是谁的。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家人。我捡起一片碎布,女友马上叫起来:“这是我妈妈的毛衣……”说着就晕倒了。还有人用床单、枕套收集骨头,有什么用什么。我和女友带了一个拎包去,捡到的还没有半个包。我们把所有的遗骨葬在一个小公墓里,什么都是黑色的,只有骨头是白色的,还有骨灰……我已经熟悉了骨灰是什么样……骨灰是那种磷白色……

从那儿以后,不管上级派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每次通过关卡后,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来,号啕大哭啊!真对不起我心爱的孩子。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玛丽亚·季莫菲耶夫娜·萨维茨卡雅-拉丘凯维奇
(游击队联络员)


我学会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感觉……他们凭什么能随意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到这些场面就怒火中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战俘列车开走了,丢下几百具尸体在路上……几百具啊……那些没有力量站起来的人就被他们立即枪毙。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死者没人理睬,来不及埋葬,实在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与死者相伴着过活……

我遇到我的继妹,她住的村庄全被烧毁了。

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都没活下来。房子被烧毁,孩子被烧死。她坐在地上逢人就哭诉,哭诉自己的不幸。等她终于站起身来,又不知道该去哪儿,该去找谁?

我们全家都进了森林:爸爸、哥哥们和我。没有任何人鼓动我们,更没有人强迫,我们是自己要参加游击队的。只有妈妈和一头牛留在村里……

——埃琳娜·费多洛夫娜·克瓦列夫斯卡雅
(游击队员)


我根本就没有多想……我有自己的专业,那是前线需要的。我丝毫也没有犹豫和动摇。其实我没怎么见到谁在这个时候还想安坐家中等待什么。我只记得一位年轻女子,她是我们家邻居……她对我坦诚地说:“我很热爱生活,我喜欢打扮,我不想死掉。”我见过的其他人都不是这样子,也许他们是不想说出来,是掩饰自己。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

我记得我临行前把自己房间的花搬出来,请邻居照看:“请帮我浇浇花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等到我回来时,已经是四年以后了……

留在家里的小女孩们都羡慕我们上前线,可成年女人们都哭了。和我一起走的姑娘当中只有一个站着没有哭,其他全都哭了。可是后来她也禁不住泪水如潮,一次次用手帕擦眼睛。她说大家都在哭,不哭不合适。难道我们真的明白了什么是战争?我们那时太年轻了……现在我还经常半夜吓醒,梦见我还在战斗……梦见飞机在空中,是我的飞机,飞得很高……突然又下来……我知道是我被打下来了,只有人生的最后几分钟了……可怕极了,直到醒过来,直到这个噩梦散去。老年人都怕死,年轻人就知道笑。年轻人不相信死!我当时也不相信我有一天会死去……

——安娜·谢苗诺夫娜·杜波罗维纳-库诺娃
(近卫军上尉,飞行员)


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家里有个生病的父亲。战争就在这时候爆发了。我记得战争是在早上……而我得知这个可怕消息是在上午……树上的露水还没干呢,人们就在说战争来了!直到上了前线之后,我都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好像突然发现草丛和树木上的露珠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清澈明亮。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有着那么鲜明的反差。那一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遍地都是我最喜爱的矢车菊,在草地上星星点点,时隐时现……

我记得我们都藏身在小麦田中,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德国鬼子的自动冲锋枪嗒嗒嗒地扫射,然后就是一片沉寂。只听到麦浪摇动的哗哗声。又是一阵德国冲锋枪的嗒嗒嗒……我就想:以后还能听到麦浪的声音吗?那是多么惬意的声音……

——玛丽亚·阿法纳西耶夫娜·加拉楚克
(助理军医)


我和妈妈一起被疏散到后方,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里三个月就学会了机床车工,我们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机器旁,忍饥挨饿。我每天只有一个念头:要去上前线。前线总会有些食物吧,总会有面包干和加了糖的茶吧?应该还有黄油吧?我不记得这是听谁说的了,也许是在火车站上听那些伤员说的吧。能从饥饿中活下来的,很显然,都是共青团员。我和女友一起去兵役委员会,没有承认我们已经在工厂工作,否则是不会要我们的。就这样我们当上了兵。

我们被派到梁赞步兵学校,那里是专门培训机枪班长的。重机枪很沉,都得自己拖着走,我们就像马匹一样。夜间要站岗,留意捕捉每一种声音,就像猞猁一样,每个沙沙的响动都要密切小心……在战争时期,就像俗话所说,我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真是如此……没有独到的本事就活不下来。如果你只是个人类,那就无法安然无恙,脑袋随时搬家!在战争中为了自保,必须要学会某些本事……必须要找回人类还没有完成进化时的那些本事……我不是很有学问,只是个普通的会计,但我知道这一点。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柳鲍芙·伊万诺夫娜·柳布契克
(排长,冲锋枪手)


我知道爸爸阵亡了……哥哥也牺牲了。死或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最可怜的是我的妈妈,她本来是个大美人,一瞬间却变成一个老太婆,被命运折磨得不成人形,因为没有父亲她就活不下去。

“你为什么还要去打仗?”她问我。

“我要为爸爸报仇。”

“如果爸爸看到你背上了枪,他也不会好受的。”

从小就是爸爸给我编辫子,扎蝴蝶结。他自己就比妈妈还喜欢穿漂亮衣服。

我曾经在部队里做电话接线员。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指挥官在电话中大嚷大叫:“援兵,我要援兵!我要求补充兵力!”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乌里扬娜·奧西波夫娜·赫姆泽
(中士,话务员)


我可不是女英雄……我过去是一个美人坯子,从小就受到溺爱……

战争爆发了……我不愿意去死,又那么害怕打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射击。唉,有啥法子呢!我还很怕黑,害怕进入茂密的森林。当然我也害怕野兽啦……嗯……反正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和老狼或者野猪相遇。小时候连狗我都害怕呢,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被一只大牧羊犬咬过,从此我就怕狗了。唉,有啥法子呢!我就是这样子啦……可是在游击队里我学会了一切:我学会了用步枪、手枪和机枪射击。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表演给你看,记得可牢了。我甚至还学会了除了刀铲之外没有任何武器时怎样和人搏斗。我也不再害怕黑暗与野兽了……不过见到蛇还是要绕着走,我一直不能习惯蛇。一到深夜,在树林中常常有野狼嗥叫。我们坐在自己的掩蔽洞里,一无所有。只有外面的恶狼和身体的饥饿。我们栖身的掩蔽洞非常小,也就是个猫耳洞。森林就是我们的家,游击队的家。唉,有啥法子呢!战争结束后我就一直害怕森林了……我现在从不进入森林……

整个战争中我都在想,要是能够坐在家里依偎在妈妈身边该多好。我有个漂亮的妈妈,非常美丽的妈妈。唉,有啥法子呢!我自己又不可能决定……身不由己……我们被告知……德国占领了城市,我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战前我们所有民族都和睦相处:俄罗斯人、鞑靼人、德国人、犹太人……不分你我。唉,有啥法子呢!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佬”这个词,因为我只是和父亲母亲还有书籍住在一起。战争开始后,我们变得跟麻风病人似的,到处都被人驱赶,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朋友也不再打招呼,他们的孩子也不敢同我们打招呼。有些邻居还对我们说:“交出你们所有的东西吧,反正你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在战争之前我们与他们还都是好朋友啊,每天叫着沃洛佳叔叔啦、安娜阿姨啦……忽然间全都变了!

妈妈被他们射杀了……就是在我们不得不搬到犹太人隔离区去的前几天。城市无处不在地张贴着禁令:犹太人不允许在人行道上走,不允许去理发店,不允许在商店里买东西……还不许笑、不许唱歌……唉,有啥法子呢!妈妈还没有习惯这些禁令,她还总是四处逛街。大概她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也许她是去了商店?人们非常粗鲁地对待她,她还报以微笑。妈妈是个绝色美女……在战争之前她是爱乐乐团的歌唱家,人人都喜爱她。唉,有啥法子呢!我觉得,如果她不是那么漂亮的话,或者她一直跟我或爸爸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有个陌生人在深夜把我们带去看她,她已经死了,身上的大衣和靴子已经不见了。这真是一场噩梦,那个可怕的夜晚!太恐怖了!妈妈的外套和靴子都被人抢走了,还抢走了她的金戒指,那是爸爸给她的结婚礼物……

在隔离区里我们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挤在别人房子的阁楼上。爸爸有一把小提琴,那是我们家战前最贵重的物品,爸爸想卖掉它。我当时扁桃体发炎很厉害,躺在床上发高烧无法说话。爸爸想要买一些东西给我吃,他怕我会死掉。没有妈妈我真的要死了……听不到妈妈说话,没有妈妈的怀抱。我是个从小受到宠爱娇生惯养的女孩……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等爸爸回来,后来有认识的人传话来说,爸爸也被打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那把小提琴……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贵重,只记得爸爸离开的时候说:“太好了,也许能换来一罐蜂蜜和一块黄油呢。”唉,有啥法子呢!我没有了母亲……又失去了父亲……

我出去寻找爸爸……就算他死了,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要和他在一起。我那时是金色头发,不是黑色,头发和眉毛都是金黄色,在城里谁都不敢接触我。我去到市场……见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他已经搬到农村住了,和他父母一起。他和我爸爸一样也是个音乐家,我叫他沃洛佳叔叔。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把我藏在一辆盖着帆布的货车上。车上又是猪在拱又是鸡在叫,开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唉,有啥法子呢!一直开到晚上。我睡过去,又醒过来……

就这样,我投奔了游击队……

——安娜·约瑟佛夫娜·斯特鲁米林娜
(游击队员)


那次阅兵……我们游击队员和红军部队一起列队受阅,但是阅兵之后我们被通知要上缴武器,回去重建城市。我们很纳闷儿: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刚刚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

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不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噗噗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的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说:“妈妈,我太热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德国人还可能瞒过去,要想蒙骗伪警就太难了。他们也是俄国人,他们了解你的生活,能看透你的内心,猜到你的心思。

就连孩子们也参加了游击队……是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上的,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他们在路上、在火车上被截住,但还是一次次逃出来,再次跑上前线。

恐怕要过上几百年才会弄清楚这段历史:这是怎样的战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样造出来的?您可以设想,一个孕妇怀揣着地雷……而她还在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她当然心里也害怕。可她还是那样做……她那样做不是为了斯大林,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她不愿意跪着生存,不想向敌人屈服……也许我们当时都太盲目了,我甚至也不否认当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我们的盲目和纯洁是共存的。我们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由两个生命组成的。您应当明白这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
(游击队护士)


夏天开始了……我正好从医学院毕业,获得了文凭。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我立刻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的命令是:“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我们就送您上前线。”我急忙回去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我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农村工作时,得到了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它们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我知道在战争中我是不需要现金的。在皮箱的最上面,我摆放了一张医学院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就这样,我又赶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说:“您想我们派您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州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了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于是,他拎起我的皮箱,要送我上一辆卡车再去火车站:“箱子里是什么,这么重?”“是糖果,一箱子都是。”他不说话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我看出他心情很不自在,甚至有些难为情。这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知道要把我送到哪儿去……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
(助理军医)


我的命运是在一瞬间决定的……

兵役委员会贴出了一份公告:“需要司机。”我就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本来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问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组建了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是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紫罗兰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营长召集大家列队,点到我的名字。我跨前一步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营长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为何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去想花花草草。这种事情男人永远不明白……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是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就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只有深夜才能让我想起以前的那种安宁的生活。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时,道路两旁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都要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个营全是姑娘。

我开车做什么?……就是每次战斗结束后去收尸,战场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都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有一次,突然发现一位姑娘的尸体躺在地上,一个战死的女孩子……所有人顿时都沉默无语……

——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
(中士,司机)


我准备上前线的时候……您不会相信……我那时以为战争不会打多久。我们马上就会战胜敌人!我还买了一条十分喜爱的裙子、两双袜子和几双鞋。那是我们从沃罗涅日撤退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冲进商店,又为自己买了一双高跟鞋。我记得很清楚,撤退的时候,城市上空已经是黑烟笼罩——但是商店居然还开业,真是奇怪!不知怎么地,我就是喜欢买鞋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双鞋子多么精致优雅……我买到的是一种精神愉悦……

确实,要想马上就告别战前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不仅是心理,就是全身各部分都很抗拒。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当时拿着这些鞋子跑出商店时我是多么高兴,开心极了。其实当时已经是硝烟四起炮声隆隆了……虽然人已经处于战争中,但还是不愿意去想它,硬是拒绝相信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被战火包围了……

——维拉·约瑟沃夫娜·霍列娃
(战地外科医生)


战场生活和琐事

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去打仗……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下士班长古利亚耶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在我们看来,他能教我们什么啊?其实也就是教我们怎样在战场上求生……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全套的军服:军大衣、船形帽、军便装、军裙。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五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作这么小尺码的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于是就发给了我一双四十二码的大皮鞋,穿鞋脱鞋都不用解开鞋带,直接就可以把脚插进鞋筒。这双皮鞋那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我走列队方步的时候,石子马路上都迸出了火星,步伐古里古怪,根本不像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我是准备在军队建功立业的,但没有料到三十五码的小脚却要穿上四十二码的大皮鞋,那么沉重又那么丑陋!难看死了!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你三次额外勤务!”

我回答说:“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还没迈出腿就摔倒了,人从鞋子中甩了出去……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都不能走路了。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五码的高筒靴……

——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列兵,高射机枪手)


有不少可笑的事情呢……

纪律、条令、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就是每天站岗放哨守卫飞机。按照条例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一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竟然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对不起您了……哈哈哈……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高级飞行员)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都是一头长发,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分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姑娘们一边剪一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发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队长同志,您的命令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

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

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筒靴,晚上就在镜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邮包寄回家去。必须如此!不过,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驾驶新式飞机,这在和平时期需要两年。

训练开始没有多久,我们就牺牲了两组学员,一共四口棺材。我们一共三个团,大家都伤心地痛哭。

拉斯柯娃站出来说话了:“姑娘们,擦干眼泪吧。这还只是我们的第一次损失,以后还会更多。你们要把柔弱的心攥在拳头中……”

后来在战争期间,我们再也没有在安葬同伴时流泪,大家不再哭泣了。

我们驾驶的是战斗机。对于所有女性身体来说,高度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有时好像肚子直接顶住了脊梁骨。可是我们女孩子们飞得很棒,屡创奇迹,还有尖子飞行员!就是如此!您知道,我们飞行时,就连男人都看得惊奇:女飞行员又升空了!他们很羡慕我们……

——克拉芙季亚·伊万诺夫娜·杰列霍娃
(空军大尉)


那是在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兵役委员亲自接待了我,他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又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有恐高症啊。“那您愿意去高射炮部队吗?”高射炮?这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又建议:“那我们把您派到游击队去吧。”我问他:“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最后兵役委员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

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可爱啊……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的……”在当时那种好心情下,接下来自然发生了些什么,人们都说,想从战争中洁身自好地走出来真是太难了。战争是个地狱。

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到达还没几分钟,主治外科医生出来打量我们一番,就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史蒂倍克美国重型卡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已经上手术台工作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了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儿,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两三个伤员中总有一个不治而死,我们不可能救活所有人。三分之一是死在手术台上的。

我们在士麦林卡火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火车停了下来,我们都四散逃离躲避。有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阑尾,今天就已经在奔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一整夜躲避飞机,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像田鼠一样钻到地下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啊,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笑声。其实,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不是吗?我就是那么直挺挺地站着,死抱住白桦树厉声尖叫……

我是在维也纳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我一直都渴望去动物园。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大家都被带到了集中营去看展览受教育,但我并没有去……直到现在我还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不去?……其实就是不想难受,就是想高兴点、开心点,想看看另一种生活……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
(上尉,外科医生)


我们家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们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的,我们就坐立不安地等着:敌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又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打声招呼,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被扫射过了。

我们到达了前线。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就是家里的独生女。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肥皂还没有运到,原来的已经用完了。衬衫都很脏,满是虱子,还尽是血迹……在冬天要洗掉血迹很难很难……

——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
(野战洗衣队战士)


至今我还记得我救护的第一个伤员,常常会想起那张面孔……他是大腿根附近开放性骨折。您想想看,骨头都戳了出来,伤口稀烂,肉全都翻到外边。骨头都出来了……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种伤口,可是当我爬到他跟前看到这样子时,我支持不住了,恶心得直想吐。突然,我听到了说话声:“小护士,给我点水喝。”这是那个伤员在对我说话,好可怜。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情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冷静下来了。“哼!”我心里责备自己,“好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软弱的造物,还恶心啥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就这样,我开始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时,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还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凤尾发型上戴一顶船形帽。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您知道吗?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
(上士,卫生指导员)


我们遇到了空袭……敌机一遍一遍地轰炸,没完没了地轰炸。人们都争先恐后四散逃命……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声音微弱地呼喊:“帮帮我……救救我……”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膀上救护挎包的分量,还有一种负疚感。恐惧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我扭头就往回跑: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战斗到深夜才结束。清晨又下了一场雪,大雪覆盖上很多很多的尸体……很多人的手臂都是朝上举着……伸向天空……您不是问我那时候有没有幸福感吗?我告诉您:突然在死人堆里发现了一个活着的人,那种感觉就是幸福……

——安娜·伊万诺夫娜·贝丽娅
(护士)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个死者……我低头站在他旁边哭……痛哭不已……就在这时有伤员喊叫起来:“快来给我包扎腿啊!”他的一条腿在裤子上摇晃着,已经被炸断了。我撕下他的裤子。“把我的腿给我,放在我旁边!”我就那样做了。他们只要还有意识,就绝不丢下他们的手臂或腿脚。他们要回自己的断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

一个年轻漂亮又风趣幽默的小伙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我本来以为所有牺牲的人都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没有任何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一枪命中了太阳穴,血也流得不多。这样一个人现在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脸色是苍白的。

扫射之后便开始地毯式轰炸,炸烂了这片地方。我不知道还会留下什么……

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就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附近,挖个坑,把他们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轧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森林里去,特别是到长着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种地方停留……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
(骑兵连卫生指导员)


在前线我失声了……我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乡我的嗓音才恢复了。晚上亲朋好友聚餐时,几杯酒下肚大家就说:“来,维拉,唱一个吧。”我就放歌一曲……

我离开家上前线时,可以说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个成绩优异、品行良好的苏联女中学生。可是到了前线……在那里我开始祷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祷,出声地祷告,祈祷词也很简单……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话……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妈妈。真正的祈祷方式我并不知道,我从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人看见我祈祷,我是暗地里悄悄祈祷,小心翼翼。因为……我们那时是另外一种人,当时都是另一种生活。您明白吗?我们想事情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都明白……因为……我来给您讲个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当中发现一个教徒,当他祈祷时,士兵们都嘲笑他:“怎么样,上帝给了你什么帮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为什么要容忍这一切发生呢?”对于一个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们绝对不理解,说是如果耶稣爱你,为啥他不来救你啊?我是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读《圣经》的……现在我要一辈子读《圣经》……说回到那个士兵,他也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就是不要开枪。他拒绝说:“我不能啊,我不能杀生!”其他人都同意杀人,但他就是不同意。时代?那是什么时代啊……可怕的时代……就因为信教……他被送交军法审判,两天之后就被枪决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另一种人……该怎么向您解释呢?该怎么解释啊……

幸运的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样……现在我认识到自己也是杀生的。现在想到这些了……是因为我老了吧。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我嘱咐女儿们,在我死后,我所有的战斗勋章都不要送进博物馆,要交到教会去,送给神父……那些死者,他们经常来到我的梦中……被我杀死的人们……虽然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但他们却在梦中来看我。我睁大眼睛找啊找,也许有人只是受伤,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能救活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死了……

——维拉·鲍里索夫娜·桑基帕
(中士,高射机枪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轻轻地抱着,不能被那个截肢的伤员听到,又像抱个孩子,像照顾婴儿那样小心翼翼……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那些麻药还起作用的伤员,要么是在呻吟,要么就在叫骂,俄语中所有骂人的话都用尽了。我身上总是溅着血迹……像点点樱桃一样……不过是黑色的……

可是给妈妈写信我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道: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玛丽亚·赛丽维斯特罗夫娜·巴若科
(战地护士)


我出生在克里米亚……距离敖德萨不远。1941年,我从克尔登姆区的斯洛博德中学十年级毕业。战争爆发后,开始几天我一直从电台收听广播。我听懂了,我军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员会要求参军,被送回了家。又去了那里两次,两次被拒绝。7月28日,后撤下来的军队通过我们斯洛博德,我就与他们一起奔赴前线,根本没有什么入伍通知书。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枪林弹雨中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过了十天后,我自己也被打伤,我就自己把弹片拔出来,自己给自己包扎……

1942年12月25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三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士兵——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当时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想知道我当时感觉到痛苦没有?太可怕了,我的妈啊!可是最终,一声枪响也没有……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就算是发了新衣服过两天也全都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1970年他来我家做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我们要把那些比自己重两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伤员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还要拖走他的武器,他们还有军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带走……放下一个,立刻再回去背下一个伤员,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就要来回这样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员的体重。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娘家姓古哈尔斯卡娅,卫生指导员)


那是1942年,我们越过前线去执行任务,隐蔽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是在深夜,他们一个劲儿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像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好像总是人影绰绰……鬼怪精灵在附近……而我孤单一人……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或者一口气急行军转移三十公里,背着全部战斗装备,又热又乏,连马匹都累瘫了……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
(列兵,步兵)


你想问在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等我答复……我知道你在等什么答案……你以为我的答复一定是,战争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亡,是丢掉性命。

呶,是这样吧?我认识你那帮哥们儿,新闻记者那些玩意儿……哈哈哈……你怎么不笑啊?啊?

其实我要说的是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在战争中最可怕、最糟糕的事,是穿男式内裤,这才是最可怕的了。这对我来说就好像……我形容不出来……嗯,首先吧,非常难看……你上了战场,本来是准备为祖国去牺牲的,可是身上穿着男人的内裤。看起来总是很可笑、很荒唐。那时候的男式内裤都是又长又宽,是用棉缎制作的。在我们掩蔽洞里有十个女孩子,全都是穿男人的内裤。哦,我的天啊!春夏秋冬,整整过了四年。

后来我军反攻,打出了苏联边境……用我们政委给我们上政治课时的话说,就是我们打到野兽的巢穴去了。我们到达第一个波兰村庄附近时,全都换了服装,上级发给了我们新的制服……而且……啊呀呀,还第一次给我们送来了女人内裤和胸罩,整个战争中这可是头一次。哈哈哈……嗯,明白吗?我们总算盼到了正常的女人内衣……

你为什么不笑?你哭了……是啊,为什么要哭呢?

——萝拉·阿赫梅托娃
(列兵,射手)


人家不批准我上前线……我当时刚过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入伍通知书送到她家,她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妈妈不许我去参军,她说:“尼娜,你才几岁啊?再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母亲就是疼爱孩子。

战士们看到我,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都很体贴照顾我。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军有喀秋莎火箭炮,它就伪装隐蔽在我们后面。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这是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小宝贝?”

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肉搏时发出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还有野兽般的狂叫。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着他们,但只是稍稍靠后,可以说就在他们身边。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男人之间扭在一起厮打……往死里整,砍杀不眨眼,直接把刺刀往嘴里捅,往眼睛里扎,往心脏和肚子里戳……这情景……怎么描述啊?我太软弱了……不能描绘那场面……一句话,女人从来不会见识到男人会这样子,她们在家时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女人们和孩子们都没见过。叫人毛骨悚然……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还经常在夜里做噩梦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头……我总是被我自己的惊叫声所吓醒……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
(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


我们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那儿正在进行殊死的战斗,是生死攸关之地……鲜血把水和土地都染红了……而我们必须从伏尔加河这边跨到对岸去。根本没有人理睬我们的央求:“你们在说什么啊,丫头们?谁会需要你们这些人啊!我们需要步枪和机枪射手,不是通信兵。”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八十多个女孩子。到了傍晚,那些大一些的姑娘被接受了,就剩下我和另一个小女孩没人要,嫌我们个子太矮,没有长大。他们想把我们留在预备队,于是我拼命大哭起来……

第一次作战,军官们就不断把我从掩体上推下去,而我总要从战壕里探出头,好能亲自看到一切。那时是充满了好奇心,幼稚的好奇心……很天真呢!连长就大声吼道:“列兵谢苗诺娃,列兵谢苗诺娃,你疯了吗!我的小祖宗啊……敌人会杀死你的!”我当时还不能够明白,我只是刚刚来到前线,怎么就一定会被杀死呢?我那时还不知道,死亡是一件多么寻常的事情,又是多么随意的事情。死神是不请自来而并非相约而至的。

破旧的卡车拉着增援部队上来了,上面都是老人和男孩。发给他们每人两枚手榴弹就投入了战斗,根本没有枪,枪支只能用在正规的战场上。一仗打下来,没有谁还需要包扎抢救……全都战死了……

——尼娜·阿列克赛耶娃·谢苗诺娃
(列兵,通信兵)


我从头至尾参加了全部战争……

我背着第一个伤员时,两腿软绵绵的。我一边背着他走,一边哭着小声嘟囔:“你可别死啊……可别死啊……”我一边给他包扎,一边哭着,还一边温柔地哄他。这时一个军官从旁边走过,对我大骂起来,甚至骂得很粗鲁……


为什么他要骂您?


因为像我这样怜悯和哭泣是不许可的。我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可是还有很多很多伤员要救。我们乘车一路过来,到处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脑袋泛着青色,就像被太阳晒过的土豆……他们就像遍地的土豆散落着……姿势还是像在奔跑一样,却已经横尸在被炮弹翻耕过的野地里……就像散落的土豆……

——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叶娃
(列兵,卫生指导员)


我现在已经说不清那是在哪儿,是在什么地方了……一次就有二百多名伤员挤在一个板棚里,而护士只有我一个。伤员从战场直接运来,很多很多。好像是在某个村子里……过去这么多年我不记得是哪儿了……但我记得,当时我连续四天没睡觉,没坐下来歇口气,每个人都在喊我:“护士……小护士……救救我,亲爱的!……”我从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绊倒了,倒在地上立刻就昏睡了过去。但叫喊声又把我惊醒。这时有个军官,是个年轻的中尉,也是伤员,撑起没有负伤的半边身子对他们喝道:“静一静!不许叫,我命令你们!”他理解我,知道我是精疲力竭了,可是其他的人还在叫喊,他们疼得厉害呀:“护士……小护士……”我一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儿跑,要干些什么。这是我到前线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就是这样……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冬天,一群被俘的德国兵走过我们的部队。他们冻得瑟瑟发抖,褴褛的毛毯盖在脑袋上,身上的大衣都结了冰。严寒使得森林里的鸟儿都飞不起来,连鸟儿都冻僵了。在俘虏行列中有个士兵……还是个小男孩……他脸上的泪水都结冰了……我当时正推着一独轮车的面包去食堂。他的眼睛就一直离不开我的手推车,根本不看我,就是死盯着独轮车。那是面包……面包……我拿出一个面包,掰了一块给了他。他拿在手里……还不敢相信。他不信我会给他面包……不相信!

我当时心里是幸福的……我为自己不去仇恨而幸福。我当时也为自己的行为而惊讶……

——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
(列兵,卫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