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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准备上床时，我取下发叉，放下所剩无多的头发。在几年前给嬷嬷们做的一次励志布道中，我说教的主题是反对虚荣，虽然我们嬷嬷严苛自律，虚荣还是会潜入人心。“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头发。”那时的我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这样说过。话是没错，但头发又确实和生命力有关。那是肉身之烛的火苗，火苗渐弱渐熄，肉身也随之萎缩、消融。我以前的发量很多，在流行高发髻的年代里，足够在头顶盘个髻；到了适合低发髻的年纪，也足以盘个低髻。但现在，我的头发就像阿杜瓦堂供应的伙食：稀稀拉拉，分量不足。我生命的火苗正在衰微，可能看起来比我身边的某些人老得慢一些，但实际上，我老得比她们以为得更快。

我审视自己镜中的映象。发明镜子的人没给我们任何人带来好处：在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之前，人类肯定更幸福。我对自己说，情况是可能更糟的：至少我的面容没有暴露出任何软弱的迹象。这张脸仍有皮革的质感，下巴上仍留着那颗标志性的黑痣，熟悉的线条如蚀刻般坚毅。我从来就没有那种轻浮的美貌，但我也曾很俊秀：如今已不能再这么说了。大概最好用威严来形容吧。

我会有怎样的结局？我思忖着。我会活成一把老骨头吗，渐渐被人遗忘，日益僵化？我会变成那尊受人尊崇的雕像吗？还是说，我会和这个政体一起崩塌，我的翻版石像也会随我而去，沦为猎奇的目标、草坪饰物或恐怖的媚俗艺术品被拖走、被售出吗？

或是被当成一个怪物公开受审，然后被行刑队乱枪射死、悬尸示众？我会被一群暴徒撕成碎片，我的脑袋会被插在一根木棍上，让他们游街示众，尽情嘲笑？想到那种情形，我不由得怒火中烧。

眼下，我仍有一些选择。不是死或不死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死、怎么死。这不就是某种自由吗？

哦，还有我要拖谁下水。我已经列好名单了。

我的读者，我很清楚你会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但前提是我的声名在我死后仍有流传，而你已经破解了我现在是谁、我曾经是谁。

在我所处的当下，我就是传奇，活着却非肉身凡胎，死了却永生不灭。我是挂在相框里、悬在教室后墙上的一个头像，在一群出身够好、所以有教室可坐的小女孩们身后冷酷地微笑，沉默地警告。我是马大们吓唬孩子们时最常用的大妖怪——要是你不乖，丽迪亚嬷嬷就会来把你抓走！我也是人人都要看齐的完美道德典范——丽迪亚嬷嬷会希望你怎么做呢？还是法官，人们想象中蒙昧不清的宗教裁判所里的仲裁者——丽迪亚嬷嬷会对此事如何评断？

我有大权在握，没错，但也因此变得面目模糊——无形无状，千变万化。不管我身在何处，我都无处不在：甚至在大主教们的头脑里，我也投下了一片令人不安的阴影。我怎样才能重新成为我自己？怎样才能缩回到我的正常大小，变回普通女人的尺寸？

不过，也许已经太晚了。你迈出了第一步，为了让自己免受其后果，你又迈出了第二步。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两个方向：要么向上，要么坠落。

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后的满月。在世上的其他地区，被宰杀的羊羔已经祭了五脏庙；和某位象征生生不息、却没人能记住的新石器时代女神有关的复活节彩蛋也被享用了。

在阿杜瓦堂，我们省略了羊羔肉的环节，但保留了彩蛋。我允许大家染蛋，权当一种特殊待遇，你可以把蛋染成浅粉色和浅蓝色。你绝对想象不到这能给聚在食堂里共进晚餐的嬷嬷们和恳请者们带去多少喜悦！我们的菜单太单调了，哪怕一丁点儿的花样都会受欢迎，就算只是变变颜色也好。

端上几大碗彩蛋让大家欣赏一番后，还要由我在贫瘠的节日大餐开始前带头念诵谢饭祷告——谢主开恩赐予供奉节日的食物，许我们行在神的正途——接着是专为复活节的春分祈祷：

开春时分，愿我们随之舒展心扉；祝福我们的女儿们，祝福我们的夫人们，祝福我们的嬷嬷和恳请者们，祝福我们在国外履行使命的珍珠女孩们，也愿慈父般的恩典降临我们堕落的使女姐妹们，令她们依主的意愿献祭身体、生儿育女以得救赎。

祝福妮可宝宝，她被不忠不义的使女母亲偷走并藏匿于无神眷顾的加拿大；也祝福妮可宝宝代表的所有无辜的孩子，可怜她们只能被腐化堕落的人养育长大。我们的念想和祈祷与他们同在。我们祈祷，愿妮可宝宝重返我们身边；愿主恩赐，将她送返。

月循苦旅，生生不息。阿门。

我很满意自己编出了如此狡猾的训言。阿杜瓦（Ardua）代表的是“苦难”还是“女性的生育力”？所循的月事（Estrus）到底和荷尔蒙有关，还是和异教徒的春季仪式有关？住在阿杜瓦堂的女人们不求甚解，也不在乎。她们按照既定的顺序念诵既定的词组，反复念叨就能自保平安。

还有妮可宝宝。我祈祷她能返回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照片上，照片就挂在我身后的墙上。妮可宝宝太好用了：她鞭策信徒，她激起群愤以同仇敌忾，她见证了基列国内的背叛能到什么程度，也实证了使女们会有多么阴险狡猾，多么不择手段，因而决不能轻信她们。而且，她的用处绝不应止于此，我想过了：只要落入我手——假设她落入我手——妮可宝宝就将有光明的未来。

这就是圣歌唱到最后一段时盘桓在我脑海里的念头。年轻的恳请者们组成了三重唱，她们的歌声纯净清澈，和声美妙谐调，我们都听入迷了。我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怎么想，基列还是有美好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不希望拥有美好的东西呢？那时我们也终究是人啊。

我注意到了：谈及我们时，我用的是过去时态。

配乐的旋律来自一首古老的赞美诗，但我们改写了歌词：

愿主明察，我们的真理之光闪耀四射，

我们能看见一切罪恶；

我们能留意你的离去，

你的归来。

我们万众一心，扼制暗藏的罪行，

在祈祷和泪水中判定牺牲。

信誓服从，我们遵从不违，

我们决不背弃！

直面严酷的使命，我们勇于援手助力，

我们立誓侍奉。

所有闲情逸趣，所有享乐遐思，我们都须抑止，

我们放弃小我，驻守无私大业。

唱词乏味，毫无吸引力：我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歌词就是我本人写的。不过，本来也没打算把这种圣歌写成诗篇。它们只意在提醒唱歌的人：若偏离既定的正轨，她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阿杜瓦堂，我们不宽恕别人的过失。

唱完圣歌就开始吃大餐了。我注意到伊丽莎白嬷嬷多拿了一只彩蛋，每个人都有限额，所以海伦娜嬷嬷就少拿了一只，并确保所有人都看到她少了一只蛋。维达拉嬷嬷捂着餐巾擤鼻子，眼圈发红，我看到那双眼睛从一个人扫视到另一个人，然后看向我。她在打什么鬼主意？猫会突然往哪个方向跳？

微不足道的庆典结束后，我在夜色中漫步：沿着月光下、万籁俱寂的过道，走过我那尊蒙在阴影里的雕像，走向厅堂尽头的希尔德加德图书馆。我走进去，问候了值夜班的图书管理员，穿过公用阅览区，有三个恳请者还在那儿埋头苦读，完成最近布置给她们的功课。我又穿过了需要高级权限才能使用的专用阅览室，就是在这里，很多本《圣经》沉冥在黑暗之中，在上锁的箱子里释放出神秘的能量。

随后，我打开一扇上锁的门，穿行在机密的血缘谱系档案柜之间。记录谁和谁有血亲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包括法定的亲缘关系，还有事实上的血缘关系：因有使女体系的运作，一对夫妻的孩子或许和名义上的母亲，甚至和名义上的父亲都没有血缘关系，因为一个绝望的使女会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怀孕。我们的职责就是掌握这类事实，因为必须防范乱伦的现象：已经有太多非正常婴儿了。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些信息也是阿杜瓦堂的使命所在：这些档案好比是阿杜瓦堂跳动的心脏。

我终于到了自己的密室，独属于我的圣所，就在世界文学禁书区域的最深处。我在私人书架上摆放了一些自己挑选出来的禁书，都是低权限的人看不到的。《简·爱》《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失乐园》《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若是流传出去，被恳请者们看到，无论哪本都会引发道德恐慌！在这个书架上，我还藏着另一组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的档案：我视其为基列的秘史。那些溃烂的脓疮不是金子，但可以当作另一种流通货币换取利益：信息就是权力，尤其是毁人名誉的信息。我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价值，甚或瞄准机会以此兑现利益的人：全世界的情报机关都一向深谙此道。

隐入密室后，我将新近动笔的这部手稿从藏身地取出来——我选中的是一本X级别的禁书：红衣主教纽曼的《为人生辩护》，再在书里挖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洞。现在没人读这本砖头似的大部头了，天主教已被定论为异教，和伏都教不相上下，所以不会有人愿意打开这本书瞧上一眼。不过，只要有人翻开它，就等于将一颗子弹射入我的脑袋——来得太早的子弹，因为我还完全没准备好离开人世。如果我要死，我可要好好闹出一番比子弹更大的动静来。

我是经过周密考虑才选中这本书的，因为我在这里所做的不就是为我的人生辩护吗？我一步步走到至今的人生。我曾告诫自己：我别无选择，只有把这人生走下去。如今的政体出现之前，我不曾想过要捍卫我的人生。那时的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曾是家事法庭上的法官，那个职位是我凭借数十年辛勤学习、在业界力争上游才得到的，我始终尽一己所能公正地履行职责。我相信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因而在职业范围内致力于改善世界。我为慈善事业做出了贡献，也在联邦选举和市政选举中投票，我所持的观点是有价值的。我曾以为自己活得很有德性，也以为自己的美德会得到适当的赞许。

然而，就在我被捕的那一天，我已意识到自己错得多离谱，不只是美德这一点，在别的很多事情上也都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