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饿狼

1

大英帝国——英国,为了踏上圣母峰顶,第一次派出远征队是在一九二一年。

队长是霍华·巴瑞上校。

一行人先从印度进入西藏,尝试从西藏这边登顶。

当时,他们抵达了七千九百公尺高的北棱。

第一批成员当中,也包含了三十五岁的乔治·雷·马洛里。

第一次远征没有登顶。英国第二次派出远征队是在隔年,一九二二年。

这时的队长是查尔斯·格兰佛·布鲁士。

查尔斯·格兰佛·布鲁士可说是大英帝国时代的英雄。他是英国在描述印度、中亚探险史时,一定会提及的大人物。

当时也是在西藏这边的绒布冰河末端扎基地营。海拔大约五千四百公尺。氧气在这里只有平地的一半。

三十六岁的马洛里也参与了这趟远征。

队伍第一次攻顶,到达八、二二五公尺的高度,第二次攻顶到达八、三二六公尺。这当然是人类第一次体验的高度。

这趟远征也无法踏上峰顶,队伍返回英国。

英国第三次派出圣母峰远征队来到这块土地,是在一九二四年。

然而,这趟远征也失败了。

前往攻顶的马洛里和厄文就这么一去不复返。

结果,二十九年后,到一九五三年才终于踏上圣母峰顶。

英国队队员——纽西兰人希拉瑞和雪巴人丹增,踏上了这座世界最高峰的峰顶。

过程中,虽然隔了一段政治性的空窗期,但说起来,这项登顶的壮举是历经三十二年奋战的成果。

然而——

其中留下了一个谜题。

说不定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马洛里和厄文用他们的双脚踏上了圣母峰顶。

这是有根据的。

最后以肉眼确认两人正在行动的身影时,两人的身影几乎在峰顶正下方的位置。

马洛里和厄文两人出发前往攻顶,遇上某种意外而一去不回是事实,但那起意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登顶之前?

还是登顶之后?

但是,那是一个无人能够得知的谜题。

然而,只剩下唯一一个能解开谜题的方法。

2

第一次攻顶队的诺顿和索莫威尔体力用尽,无功而返是在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当天,选出第二次攻顶队的队员。两个名额中,一名已经决定是马洛里。另一名则由马洛里本人从队员中挑选。

马洛里选择了厄文。

安德鲁·厄文当时二十二岁。比起以马洛里为首的其他杰出队员,厄文的经历虽然略微逊色,但在这趟远征的前一年——一九二三年,他获选为牛津大学东斯匹次卑尔根探险队的队员。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内部有高峰和冰河,是连接北极海的群岛。厄文在那里以滑雪渡过冰河,将好几座峰顶踩在脚下,其中,甚至有山被命名为厄文。无论就体力或精神而言,他身为探险家的素质都无从挑剔。

除此之外,厄文擅长操作氧气呼吸器等器材,马洛里挑厄文为伙伴的主要理由就在于此。

远征的一开始,马洛里对使用氧气持保留态度。但在这次攻顶之际,他决定使用氧气。

如今,在攀登喜玛拉雅山时使用氧气已经成了一项常识。但在当时,对于使用氧气仍有许多存疑的意见。

其一是氧气具有多大的效果?确实,在氧含量低的高山,如果有供氧,行动起来会变得轻松,就知识层面而言是合理的。然而,也有人认为,如果充分适应高度,是否就不需要使用氧气了呢?

人类能够适应高度的极限,大约是六千五百公尺。一旦高于这个高度,无论再怎么能适应高度,都会得高山症。光是静静躺着不动,都会渐渐累积疲劳,迟早没命。

然而,如果能够好好适应高度,并不会马上死去。纵然是超过八千公尺的高度,在一段时间以内,都能够不靠氧气行动。所以,无氧派的人认为:只要在那段时间内,不靠氧气爬上峰顶再折返回来就行了。

目前,法国Gerzat公司制的铝合金氧气瓶,将容量四公升的重量减轻到五点七公斤,能以两百三十气压,把大约九百二十公升的氧气装进一支气瓶中。然而,在一九二四年,一支气瓶——气筒的重量就将近十四公斤。而且,一支气筒的氧气容量远比现在来得少。以一百二十气压,只能装进五百三十五公升的氧气。因此,马洛里和厄文从第四营出发时,各自背了两支氧气筒。再加上一般的登山装备,在攀爬喜玛拉雅山的情况下,这些多余的重量会成为登山者肩头极大的负担。

顺带一提,当时的氧气呼吸系统极易故障,无论是在结队移动,还是在高处行动时,经常都得修理。特地带去的系统不能用的情形也不在少数。

反对派认为:即使系统顺利运作,因为背负额外重量而消耗的能量,大概也会抵消掉氧气提供的能量。

马洛里当初也是站在不支持使用氧气的立场。

一九二二年第二次远征圣母峰时,马洛里在前往印度的船上,写了一封信给大卫·派,内容如下:

能爬那座山的机会非常少——然而,明明人生中有其他值得去做的事,却像这样再度前往圣母峰,我觉得这实在是件不愉快的事。更何况,一想到背上扛着四支氧气筒,脸上戴着口罩爬山——哎呀,这件事就失去了所有魅力。

另外,非常英式的思想,不容许在攀爬喜玛拉雅山时使用氧气。

因为使用氧气踏上圣母峰顶是一种作弊的行为。

这种想法,也存在容忍使用氧气的登山家心中。

纵然是作弊,如果不使用氧气呼吸系统,就到不了圣母峰顶,那就应该使用氧气。

使用派认为:应该可以同意使用氧气,将之视为一种必要之恶。

然而——

基本上,犹豫是否使用氧气的马洛里,究竟是因为怎样的缘故,而改变了心意呢?

可能的理由有二。

一是队长布鲁士因空气稀薄而引发心脏疼痛。布鲁士和马洛里合作,从六月一日起奉献自我地投入设置第五营等工作。在没有供氧的情况下,大量耗费体力的工作使得布鲁士心脏衰弱,因此,布鲁士和马洛里从第五营下山。

另一个理由则是,第一次攻顶队的诺顿和索莫威尔也是因为没有使用氧气而打退堂鼓。

马洛里八成是因为这两个理由,而下定决心使用氧气。

六月六日上午八点四十分,马洛里和厄文各自背着两支氧气筒,从第四营出发。

两人都只稍微吃了一点欧戴尔他们煮的早餐。

马洛里和厄文在那天内进入了第五营。

第五营无风,可望继续前进。

这封信经由挑夫之手,送到了第四营。

六月七日,欧戴尔进入第五营,马洛里和厄文进入第六营——也就是最终营区。从那里往前进,再也没有任何营区。必须从第六营朝峰顶迈进,然后再回到那里。这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当年,并不像现在有高山用的羽绒外套。所有人各自穿着不同的服装。

在超过八千公尺的高度露营,以当时的服装而言,意味着死亡。

有一张照片。

是在一九二四年这趟远征时,在基地营所拍的照片。照片中是马洛里、厄文、诺顿、欧戴尔、索莫威尔、布鲁士等九名队员,身上的衣服五花八门:有人穿旧粗呢格纹上衣,有人只在外套上围着羊毛围巾。

顺带一提,第一次圣母峰远征队,队员的装备大致如下:

老旧的粗呢格纹上衣。

大外套。

羊毛围巾。

针织衫。

编织毛袜。

阿尔卑斯登山靴。

不像今天有质地轻巧的防寒衣物和用品。

顺带一提,这支第一次远征队的队长霍华·巴瑞上校,是穿菱格纹上衣、顶级格纹粗呢短裤,喀什米尔绑腿,参与这趟远征。

马洛里最后一次出发前往攻顶时的服装,是骑马装加上围巾。看他离开第四营时的照片,应该是小腿扎绑腿,穿着登山靴。

今天如果穿这种轻便服装,大概连日本冬天的山都上不了。

六月八日。

欧戴尔从第五营出发,迈向第六营。

马洛里和厄文应该已经离开第六营,视情况而定,说不定正在攀爬圣母峰的最终山锥之壁——欧戴尔如此认为。

云层罩顶,欧戴尔独自攀爬喜玛拉雅山的岩檐。

半路上,欧戴尔捡了一块应该是圣母峰上首见的化石。

不久之后,欧戴尔看见了历史性的一幕景象。

当欧戴尔爬上一百英尺左右的岩石,站到上面时,部分云层忽然分开,露出圣母峰顶,以及连接峰顶的岩檐。

欧戴尔在那道岩檐的一部分——人称第二台阶的地方,发现了两个人影。

他们分别是马洛里和厄文。

带头的人影在雪坡上移动,抵达上方的岩石台阶。另一个人影随后移动,和走在前头的人影在岩石台阶会合。

欧戴尔看到这里为止。

因为云层再度流动,遮住了圣母峰顶和岩檐。

那就是马洛里和厄文的身影最后一次被人亲眼看见。

马洛里和厄文就那么以圣母峰顶为目标,一去不复返。

然而——

假如两人按照预定行程从第六营出发,两人的身影应该在更高处才对。

马洛里从第六营,透过挑夫将两封信分别送给了诺尔和欧戴尔。

给诺尔的信中提到,马洛里在一大清早出发,并写道:自己最晚在早上八点会穿过峰顶山锥下的岩带,或山棱的天际线。

第六营的高度是八、一五六公尺。

第一台阶是八千五百公尺。看见两人身影的第二台阶高度是八千六百公尺。撇开水平距离不谈,若以垂直距离计算,两人当时往上爬了四百四十四公尺。距离峰顶,还剩两百多公尺。

当时是十二点五十分——假设两人按照预定行程,在早上六点左右出发,则已经过了六小时五十分。花了六个多小时,只爬了四百四十四公尺高,即使是在超过八千公尺的海拔高度,若将两人之前的脚程、天候和山棱地形列入考虑,也不可能那么慢。

难道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吗?连结氧气筒的呼吸系统发生问题,花时间在修理它吗?遇上难缠的岩场,在那里耽误了时间吗?——能想到的状况顶多只有这些。

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

两个男人以尚无前人履及的世界最高峰为目标迈进,就此一去不复返。

两人在高度八千六百公尺——这世上最接近天空的地方消失无踪,和世上断绝了一切的通讯。

3

有关两人消息的线索为人所发现,是在一九三三年。

这一年,英国的第四次圣母峰远征队组成,大英帝国四度挑战世界最高峰。

距离上一次,马洛里和厄文一去不回的远征,过了九年。

第六营——也就是最终营区,在当时设置在八、三五〇公尺高处。

这趟远征也以失败告终,但是五月三十日,出发前往第一次攻顶的哈里斯和华格纳两人,从第六营出发之后,前进了一小时左右,在快到第一台阶的地方——八、三八〇公尺附近,发现了一支冰杖。

那支冰杖在攀往第一台阶途中的岩壁上。

当时认为那可能是马洛里或厄文的冰杖,后来确定是厄文的。

这支冰杖引发了一个谜题。

厄文弄丢这支冰杖,是在攀爬途中,或者下山途中呢?

在第二台阶看见两人的身影,如果欧戴尔的证词是真的,自然会认为厄文是下山时弄丢的。因为,假如在攀爬途中丢了冰杖,应该不会继续前进。第二台阶比掉了冰杖之处更接近峰顶。正因没有丢掉冰杖,两人才到得了那里。

他们可能在这里遇上了某种意外。那起意外,大概是发生在下山途中。而且是后来无法再拿起那支冰杖的意外。在那里发生了危及遇难者生命的意外。何况尸体不在那里,代表遇难者的身体从那里向下坠落。

恐怕是下山时,马洛里或厄文脚底打滑。这时,两人大概是以登山绳互系身体。如果系着登山绳,当马洛里或厄文在这里滑落,就会拖着另一人,结果两人一起从这里往下坠落。如果是在较低处,一方应该就能设法以登山绳撑住先坠落的伙伴,但在这个高度发生意外时,实在无法瞬间采取正确的因应之道。

无论如何,意外发生在那一处,而冰杖留在那里。

问题是,在这里发生意外,去世的只有厄文或马洛里其中一人吗?或者两人一起丧生了呢?

如今,这个答案并不存在这世上,总之,一般人自然会认为,马洛里和厄文在下山途中,因为那起意外而一起死了。

然而,那也没有解开另一个更大的谜题。

那个大谜题就是:

马洛里和厄文究竟有没有踏上圣母峰顶?

当时,他们到底有没有征服世界最高峰顶呢?

两人开始下山,是在踏上峰顶之后?还是踏上峰顶之前?

发现冰杖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研究人士——美国人汤姆·霍尔茨在《The Mystery of Mallory and Irvine》中,展开了复杂的推论。

汤姆·霍尔茨提到,马洛里和厄文可能在爬完第二台阶后各自行动。

爬完第二台阶之前,两人浪费了时间,而且氧气不足。因此,厄文把自己的氧气让给马洛里,马洛里独自朝峰顶迈进。

马洛里朝峰顶攀爬,而厄文从那里下山到第六营。厄文可能是在单独行动之际,在下第一台阶时脚底打滑而滑落,把冰杖遗留在那里。

马洛里则凭一己之力,虽然踏上了峰顶,但在回程的下山途中也因为意外而滑落,或者没有在天黑之前回到第六营,被迫在某个岩石后面露营,因而冻死——

汤姆·霍尔茨如此推论,然而,这个说法有太多仰赖想象的部分。特别是关于马洛里是否踏上峰顶这件大事,仅止于有可能的程度。

一名登山家抵达距峰顶的垂直距离还有将近两百公尺的地点,这件事实并没有让那位登山家踏上峰顶的想象成真。对那位登山家来说,从那里到峰顶的行程无论再怎么容易,都不可能办得到。

结果——

英国派出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远征队,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十七年内持续派远征队前往圣母峰,却一再无功而返。正式踏上圣母峰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五三年。

自从一九二一年进行第一次远征以来,在整整三十二年后的五月二十九日,英国队的希拉瑞和丹增终于将圣母峰顶踩在脚下。

然而,谜题仍然没有解开。

许多人认为:马洛里和厄文在一九二四年站上了圣母峰顶。最后目击到两人的欧戴尔也如此认为。

究竟他们当时有没有踏上峰顶呢?

其实,是有方法可以解答这个疑问的。

一九二四年攻顶之际,马洛里向队员索莫威尔借了柯达的折叠式相机带去。

“BEST POCKET AUTOGRAPHIC KODAK SPECIAL”。

这台使用一二〇毫米底片的柯达相机,是在展开远征的一九二四年上市的最新机种。

在此,肯定能说一件事。

假如马洛里站上了圣母峰顶,铁定会用这台相机拍照。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马洛里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哪个地方,在那具尸体背的登山背包里,装着这台柯达相机。而且,装在那台相机里的底片现在还能冲洗。

对于汤姆·霍尔茨的问题,制造商柯达公司回答:哪怕经过了五十年的岁月,底片仍能冲洗。

零下三十度到零下六十度——就底片的保存场所而言,地球上没有几个像圣母峰的雪中那么适合的地方。

换句话说,要知道马洛里是否站上了圣母峰顶,除了找到马洛里的尸体之外别无他法。发现马洛里的尸体,从他的登山背包中取出相机,冲洗相机里的底片——假如那卷底片中,拍下了马洛里或厄文其中一人站在峰顶的影像,就会彻底改写攀登喜玛拉雅山的历史。

对于这个喜玛拉雅山登山史上最大的谜题,另一件震惊世人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日本登山会队的加藤保男从西藏这一边,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圣母峰。

他循着几乎和马洛里他们在一九二四年走的相同路线,于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站上峰顶。加藤保男在峰顶上停留十分钟,于九点五分开始下山。太阳早已西沉,半路上,加藤保男被迫露营。在超过八千六百公尺的极地露营。

五十六年前,马洛里说不定曾在同一个地方露营过。加藤保男从那个死亡露营地生还。

在这趟远征中,尾崎隆队员同时完成了全世界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壁登顶。

在这趟远征之前,日本在一年前(一九七九年),派遣珠穆朗玛峰侦查队前往。

当时,队员长谷川良典从中国队员王洪宝口中得知:

“在八千一百公尺的地方,发现了西方人的尸体。”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长谷川良典的东北棱队守在东绒布冰河,试图在六千五百公尺处设置第三营。那项工作告一段落时,王洪宝告诉了长谷川那件事。

相关内容详细记载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的《读卖新闻》,和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由读卖新闻社发行的《站上珠穆朗玛峰》中。

“那是真的吗?”

“肯定是真的。”

两人没有透过口译沟通,以片断的中文进行对话,但长谷川凭直觉听懂了王洪宝的意思。

两人蹲坐在那里,用冰杖在坚硬的雪面上写字,进行笔谈。

“真的是西方人吗?”

王洪宝用冰杖的尖端在雪上面写道:

“英国人,八一〇〇。”

接着,他急躁地写下几个中文字,然后继续写道:

“西方人的长相。一九七五年登山时。男人躲在岩石后面睡觉。大型岩棚。我一扯他的衣服就粉碎了。我捏起来一吹,衣服的碎片就飞走了。他看起来好冷,我就用雪堆在他身上,把他给埋了。”

惊人的内容。

王洪宝是一九七五年,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第一次攻顶队员。不过,当时的登顶以失败告终……

他面向长谷川,以咬字不清的发音说了好几次“English”。他似乎坚信——只有英国人会死在这么高的地方。

在第一营(五千五百公尺)附近发现英国队露营过的痕迹时,王洪宝也边说“English”边用手指。他几乎完全不懂英语。然而,他肯定知道“English”是指英国人。

——《站上珠穆朗玛峰》,读卖新闻社

那应该是马洛里或厄文吧——?

据说听到这件事时,长谷川这么想。

如果是英国人的尸体出现在那个高度,那么除了马洛里或厄文之外,不可能会有别人。

当时,伙伴有事找王洪宝,打断了这段对话。

但是——

中国方面在这之前,为什么不公布那件事实呢?

说到一九七五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

登山也是一种“敬爱毛主席”的表现和“发扬国威”的行为。当时,海外思想、理念,不,甚至连外国人本身,都被彻底视为攻击对象,而遭到排斥。

当时正值仇外时期。因此,中国人可能连外国人的尸体存在中国神圣的最高峰——大地之母珠穆朗玛峰的高处,都认为是一种不能原谅的亵渎。

《站上珠穆朗玛峰》中提到,长谷川良典如此认为。

长谷川打算进一步向王洪宝询问详情,确定地点。

然而,还没问出细节,王洪宝却丧命了。

隔天,十月十二日——

包含长谷川、王洪宝在内的六名队员离开第三营,为了开拓登山路线,而攀爬连接北棱的冰壁。

在下方有巨大冰隙的斜坡上移动时,六人的头顶上突然发生雪崩。

宽五十多公尺的雪和冰块化为奔流,向六人袭来。

包含长谷川、王洪宝在内,有四人被那场雪崩吞噬。四人和冰块一起被冲向冰隙。

长谷川奇迹似地卡在冰隙边缘停了下来,但其余三人却和雪崩一起坠入冰隙之中。

逃过一劫的两名队员救出长谷川,并搜寻其余三人,但巨大的冰隙被冰雪埋住,要挖出尸体是不可能的事。

就这样,关于马洛里和厄文的重要证词,随着王洪宝的尸体永远沉封于冰河底。

但是,那具尸体真的是马洛里或厄文吗?

那么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西方人达到珠穆朗玛峰八千公尺的高度而下落不明的吗?

从北面攻顶的只有英国队七次(一九二一-一九三八年)、五二年的苏联队、五八年的中苏联合队。除此之外,也有违法的单独行动,但这些人甚至连北棱都没有到达。

苏联队、中苏联合队彻底失败。基于民族性格(?),中苏两国没有提出任何一件关于这种失败案例的官方报告,所以无从确认。但有讯息指出,苏联队的几名队员在八千两百公尺失去行踪。但是,去年秋天参与侦查队的中国登山家,斩钉截铁地否认这项资讯。

“苏联队和中苏联合队都没有到达六千八百公尺,彻底地失败了。因此,遗体不可能是苏联人。”

该名中国登山家明确地一口断定。

这么一来,结论只有一个,王洪宝看见的遗体是马洛里或厄文。

——《站上珠穆朗玛峰》,读卖新闻社

即使那具尸体十分有可能是马洛里或厄文,但要在那片辽阔的圣母峰斜坡上找出那具尸体,几近不可能。

一九八六年,汤姆·霍尔茨亲自前往圣母峰,搜寻两人的遗体,但是天候不佳,没有新发现。

4

深町在狭窄的商务饭店房内叹气。

他仰躺在床上。

令人喘不过气的房间。

摆了床之后,一旁只剩下勉强能走路的空间。小得可怜的矮桌上,放着一台小电视机,但播不出清晰的画面。那台电视机几乎占据了整个矮桌的桌面。

稍微空出来的地方,放着电话、饭店导览手册,那里已经没有空间能够用来做别的事了。

从尼泊尔回来一星期了。

只和加代子见过两次面。

到井冈和船岛家上香,和工藤见面。和其他队员虽然有透过电话联络,但是除了工藤之外,还没和其他人见到面。

今天要把洗好的底片交给岳游社的宫川。那是深町在这趟远征中拍回来的照片。因为远征失败而无法出书,但有几张底片必须交给宫川,供杂志之用。

住进这家饭店的三天,深町大部分时间都仰躺在床上看书。

全都是和圣母峰或马洛里有关的书籍。

深町也把汤姆·霍尔茨著作的日文版重读一遍,并影印了收录在大宅文库中、于山岳杂志所刊载之关于马洛里的报导。稍早之前,深町刚把这些资料全部看完。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资料,就必须去岳游社的资料室找,或者和伦敦的山岳俱乐部联络。

现在,深町的脑袋中浮现圣母峰积了雪的白色岩峰。

他梦见过好几次。

那是他十分熟悉的一幕景象。

从北棱上的第四营一带,看见的圣母峰山锥。

左侧可以看见东北棱脊,经过第一台阶、第二台阶,有一条连接到地球上独一无二之处的棱线。

深町知道。

那幕影像在照片上看过好几次。然而,从不曾以这个角度亲眼看见圣母峰,这只能是从西藏那一边看到的影像。深町看过的是从昆布——也就是从尼泊尔这一边远眺的圣母峰。

脑海中为何会浮现这种影像呢?

自从窝在这间饭店,开始看马洛里相关的书之后,便出现了这种现象。

那八成是欧戴尔抬头看过的圣母峰。

然而,欧戴尔看到的是白天的圣母峰,但浮现在深町脑海中的那幕影像,却是夜晚的圣母峰。

宛如天鹅绒的漆黑夜空中,闪烁着数不清的繁星。每颗星星都一闪一闪地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但那些光线既没有温度,也缺乏色彩,只是冰冷、没有生命的光线。

令人目不暇给的星空,仿佛宇宙尽在其中。

圣母峰顶刺进那片星空中。

那座山顶好像属于天际。看起来就像圣母峰将山顶搁在群星之中。

万籁俱寂,令人激动不已的宇宙寂静降临于地面。

在那片寂静之中,一名男子走在积雪的棱线上。

从深町的角度看见的是他的背影。

那个人的背影拖着沉重的脚步,只是默默地走。

他是马洛里吗?厄文吗?还是其他人呢?

深町不晓得。他只知道,自己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那幕景象。

深町心情苦闷地注视着独自爬上圣母峰顶的男人背影。

因为自己被那个男人抛下了。

那个男人走了,而自己留在那里。

别抛下我——

深町试图向前跨步,脚却纹风不动。

在深町看来,与其说那个男人想要爬上峰顶,不如说他想要回到繁星点点的天上。

在弄清那个男人是否抵达山顶之前,深町醒了过来。

醒来之后,深町仍搞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做那种梦。

他想,一定是因为马洛里的事占据了整个脑袋。

几句马洛里说过或写过的话,留在脑海角落。

深町仰躺在床上,试着想起那些话。

因为山在那里。

深町记得有这么一句。

他从十多岁就听过这句话,却是在后来才晓得那是一个名叫乔治·马洛里、消失在圣母峰的男人留下来的。

这句话刊登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

马洛里已经有过两次远征圣母峰的经验,在这个领域中是最知名的登山者之一。

马洛里在巡回演讲中,在纽约短暂停留,接受报社采访,记者在过程中提出如下的问题:

“你为何想爬圣母峰呢?”

关于这个问题,马洛里回答:

“因为它在那里。”

它指的是世界最高峰,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圣母峰顶。

这句话变成“因为山在那里”,为世人所记得。

在阿尔卑斯山度过的美好一天,就像一首优美的交响曲。

这是一九一四年,马洛里在二十八岁时写的散文集《登山者也可以是艺术家》中的一句话。

比起粗犷的登山爱好者,把热情隐藏在心中的艺术家这种形象更适合马洛里。马洛里的眼神慵懒,身周有一种独特的孤独氛围。

为了当朋友邓肯·格兰特的裸体画模特儿,他也曾把自己的裸体展现在朋友面前。

马洛里身边甚至散发出同性恋的特质。

姑且不论马洛里本身,知名社会讽刺家班森确实对马洛里有同性的爱慕。

马洛里是个感觉很好的人。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坦率且心灵纯净的人。而且,他的外表非常俊美,体态秾纤合度,光看他举手投足,就十分赏心悦目。

班森在日记中如此提到。

或者应该说是西方的登山家精神——深町从以前就感觉到,英式的登山行为中,摆脱不了“征服大自然”这种意涵。撇开这段感想触及到哪个层面不谈,在马洛里的登山方式中,不会强烈散发出那种英式作风。

从马洛里的登山方式中,反而可以感觉到一种东方美。从马洛里身上,甚至能够看出他将登山视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一种方法。

一九〇一年夏天,马洛里和教他登山的欧文、山友廷得耳三人,一起去爬魔地山。

关于当时的事,马洛里投了如下的一篇稿到《登山日报》。

这就是这一天最值得记念的峰顶吗?我们是多么地冷静啊!我们并没有高兴到得意忘形。但仍感到喜悦,同时内心为之一凛……我们征服了敌人吗?不,征服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成功了吗?在这里,那种话没有意义。我们攻下城池了吗?事情并非如此……但,或许是那样没错……

深町认为,这篇文章的背后当然洋溢了欧式风情,但其中显然搀杂着东方思维。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从一八〇〇年代后期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英国——或者应该说是以欧洲为主,风靡全世界的时代趋势。

当时的世界,欧洲、美国、俄国、日本等列强正试图填补地图上地球表面的空白部分,画出陆地的世界。

欧洲派出斯文·赫定、斯坦因,日本派出大谷探险队,相继前往中亚地图上的空白区域探险。除此之外,俄国、英国、德国、美国、清朝、日本相互竞赛,就某个层面而言,包含西藏在内的中亚可以说是成了全球瞩目的中心轴。

从第一次挑战圣母峰到登顶为止,这段期间内,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

不能忽略马洛里攀向世界顶峰时,背后存在着这样的时代氛围。

英国的山岳俱乐部和马洛里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时代氛围之中。

究竟哪个国家会最先踏上世界顶峰呢——?

深町认为,这场比赛从一九五三年,希拉瑞和丹增踏上圣母峰顶之后,改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看谁先将人类送上月球。

深町理解到,阿波罗计划其实是一场大规模的登山。

月球是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座最高峰。

把基地营设置在休士顿,从那里让充当第一营的太空船飞进宇宙空间,顺着月球轨道,将那里作为第二营,让最终营区着陆于月球表面,再从那里让人的足迹踏上月球。

由于空气稀薄,因此太空人会像爬喜玛拉雅山要准备氧气和口罩一样,穿上太空装、背着氧气筒,降落在月球表面上。

登陆月球是一种和爬喜玛拉雅山的流程最类似的行为。

深町的思绪变得漫无边际。

空调刺耳的声音响彻房内。

宫川应该差不多要来了。

就在深町那么想时——

枕边的电话响起。

深町仰躺着接起话筒。

“喂,是我啦。”

耳边传来宫川的声音。

宫川经常和深町一起工作。他是岳游社的编辑,担任《地平线会议》这本户外杂志的副总编辑。

“我现在在楼下的茶馆。你能马上下来吗?”

“我这就过去。”

说完,深町放下话筒,站了起来。

5

“对了,关于羽生丈二的事——”

把深町准备的照片看完一轮之后,宫川说道。

宫川小心地把看完的照片收进自己的皮包,又点了一杯咖啡。在咖啡送来之前,宫川说出了羽生丈二的名字。

“知道什么了吗?”

“不,那倒是不晓得。我试着和几个可能知道羽生近况的人联络,但好像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为什么?”

“不晓得。他原本就是个有点特立独行的人。很少人会在意那家伙现在在做什么——”

“是喔——”

“喂喂喂。我说你啊,你真的在找羽生的下落吗?是的话,还用不着放弃。毕竟,我只问了几个人羽生在做什么,还没有不厌其烦地四处打听。”

宫川边说,边从皮包中拿出新的信封。

“这是答应你的羽生的照片。”

宫川将拿出来的信封放在桌上。

“在大乔拉斯峰发生意外时的照片,和远征圣母峰时的照片。这是我们家杂志刊登过的照片影本,这种就可以了吗?”

“谢谢。感激不尽。”

深町伸手拿信封,从中抽出两张影印纸。

“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调查羽生的事?”

“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

深町说着,把拿出来的两张影印纸放在桌上。

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宫川说话。

因为两张影印纸上的照片,夺走了他的注意力。

第一张照片中,是一名头上缠着绷带,左手臂也以绷带吊在肩上的青年。年纪约莫三十五、六岁吧。

他瞪着相机镜头的凶狠目光,和在加德满都遇见的那个男人的眼神类似。

第二张照片是羽生丈二四十多岁的脸。目光的凶狠程度比起三十多岁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眼神中显然带着不满和愤怒。

看起来像是——掩不住自己内心的浓厚情感,而将这份情感放进瞪着相机的视线中。

脸颊覆盖着胡子。

那张照片中的脸肯定是四十多岁男人的表情,但表情却带着点十四、五岁少年的稚气。

单枪匹马地把自己身边的所有事物都视为敌人,有时候甚至把自己都视为敌人奋战的那种少年——那个表情中具备了那种少年特有的、说不上是成熟或稚气的剽悍。

照片里中年男子内心里的少年,对着相机说:我不相信任何人。相对地,谁也不必相信我。

我自己一个人——

在自己心中如此下定决心的少年,栖息在那张照片里的男人心中。

那张照片甚至令人感到一阵心痛。

因为是影印自印刷的照片,所以黑白对比强烈,反而使得那照片里的男人深藏在心中的秘密,看起来变得鲜明。

是这个男人——

深町如此心想。

在加德满都遇见的那个日本人——那个男人和照片里的这个男人是同一个人。

如果如同在加德满都所想,那个男人是羽生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