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室里除了光秃秃的床垫以外，什么都没有；走廊里，那堆无人拆阅的信，在门口堆成一座小山；起居室的桌子上，放着那包烟。去你妈的！已经空了。

视野中有一张椅子，她稍稍愣了一下。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日光和孩子笑声的模糊记忆在她的脑袋里拉扯着。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本来需要做一些事，一些意义重大的事。焦虑突然爆发开来，像嘉年华的烟火，瞬间将所有的思绪炸得灰飞烟灭。

她想要抽根烟，在桌上的垃圾堆里苦苦摸索，指甲在布满灰尘的桌子上划出一道道新月般的痕迹。钥匙、面巾纸、卷烟纸……啊！烟盒在这儿——虽然空了，但希望底部还有一点碎屑。但不够卷一支了。她必须出门去趟超市了。

摸索着经过壁炉台，几罐颜料被碰翻在地，还有什么硬东西也随之掉到地上，在麻毡上摔成一摊。她低头瞥了一眼。一堆碎片，那是她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风车杯子，那是最后一件属于从前那个她的东西了。她的心隐隐作痛，但她没有放任这种感受。都是五百年前的事了，离了这个杯子，地球还是一样转，太阳还是一样升起。该死的！

钱在这里。她从架子上抓了一把钱，一张纸币、几枚硬币，一共十一块一毛三。她的神经被狂躁占据了。应该有更多的！怎么会没有呢？其余钱呢？她的手指敲着架子上恐怖的图腾花纹。

她试着恢复理智。是不是之前出过一次门，那时就已经花掉了？她的大脑里，某个画面正在循环播放：挂在蜘蛛网上摇摆不定的叶子，救济金办公室那位女士胖嘟嘟的脸，沾着泥巴的婴儿袜。

和对香烟的渴望一起降临的，是恶心，她的胃开始翻江倒海。再不出门，她可能会为了找烟头把厨房里的垃圾翻个底朝天。她急急忙忙冲进走廊，把脚塞进拖鞋里，套上冲锋衣。围巾挂在楼梯间尽头的栏杆上，那里黑咕隆咚的，栏杆钉在尽头的顶板上，大概在这座房子被拆掉前，它都会在那里。想到这里，她犹豫起来，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走出那房间了。她的脸颊和嘴唇灰蒙蒙的，暗淡无光，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就连伤疤和文身都有些看不清了。她在商店橱窗里看见自己的影子时，几乎认不出来了。还好，还有这条围巾让她感到一丝安全，还能帮她抵御二月该死的寒风——那从未有过的冷到骨子里的寒风。她用这条黑色羊毛围巾紧紧包住脸，其他人只能看见她上半张脸。

（“很有型，”耳边传来浮夸的赞许，“潮流先锋。”）

呼啸的狂风裹挟着老肯特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一齐涌来。她走出屋子，下台阶，走上人行道。真他妈的冷，一切都和她的心情一样灰蒙蒙的。小区的大门突然耸立她面前，灰色的砖块气势汹汹地暴露在外，砖块一层层升高，像腐烂的牙齿。她快步走过，把头藏进冲锋衣里，眼睛盯着脚尖。一群小女生从街旁的巷子里挤出来，侧身走过她。其中一位女生吐了一口痰，正好落在她的拖鞋边，她没有理会，任由她们叽叽喳喳地走远了。

超市藏在那幢最高的楼附近的水泥墙下。这时候，只有它还开着，橱窗的玻璃已经碎成蜘蛛网状，透过玻璃的裂缝打量里面的瓶瓶罐罐和各色包裹，感觉诡异极了。

她推开门，走了进去，撞到了门口装塑料儿童雨伞的颜色醒目的篮子。店员听到动静，抬起头，一看是她，脸马上就拉下来了，目光扫过她外套上的污渍，还有藏在围巾下的左眉上方依稀可辨的文身。他的注意力很快转到柜台角落里正在播放的半岛电视台的小电视机上。但她觉得他仍在留意着自己，等着她出糗。她走到货架边，拿了一包切片白吐司和一块花生黄油。接着她走到柜台边，把它们放在收银机旁的报纸上。

“拿一瓶伏特加、一小包琥珀手卷烟丝和一包卷烟纸，谢谢。”她说。

店员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但又闭上了嘴，转身打开专门用来放烟草和酒的柜子。接着，他瘦瘦的手指在收银机上敲了几下。

“十二块五毛六。”他说。

她一把掏出口袋里的钱，先看看钱，再看看他。

“能不能——”她开口。

“不行！”他板着脸，举着手说，“我可不是搞慈善的。”

她耸耸肩。脑袋里，一个声音正在嘲笑电视里关于步行区的长篇大论。

“好吧，我只好把黄油放回去了。”她急忙说。

他盯着她把东西放回货架上。

“十块零九分。”当她走回柜台时他说。

她递过钱，等他把东西装进一个蓝色塑料袋里。就在他把面包放进袋子时，她愣住了，她看见了自己的脸——本来属于她的完美脸孔，看上去阳光灿烂的脸孔——正在报纸的头版盯着自己。“晨间节目明星萨里斯车祸昏迷”，头条新闻写着。

仿佛超市门口的电暖气要热爆炸了，她一阵不安：之前的电话、妈妈的语气……她喘着气，身体像被车撞了一样颤抖起来。脑中的那个声音早已消失。

“我能拿份那个吗？”她指着报纸说。

店员冲她皱了皱眉头，眼睛飘向门口，担心会遭遇打劫之类的勾当。

“行吧。”他说，就算帮帮忙。

她递过硬币，抓着袋子和报纸，匆匆走出超市。她的心跳像鼓点一样，手紧紧抓着报纸上海伦的脸。超市外面，小女生的笑声从她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回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