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洁吃过饭,恢复了些力气。帐房先生送来一双家做布鞋,要了她一块袁大头。然后笑容可掬地劝她不妨歇个晌觉。说这里距车站不过十几里路,睡醒觉路也干透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

俞洁躺在炕上迷糊了一会儿,由于担心小高的遭遇,怎么也睡不安稳。现在要还有她在身边够多踏实,以前为她那些孩子气的行为而闹意见是多荒唐啊!历史上出过个花木兰,人们演啊唱啊折腾了多少辈子;可我们这个小小的花木兰,连她自己带周围的人,谁也没觉出是个英雄!而她可真是个英雄呢,你听她跟匪军吵得多凶!被人押走时神态多从容!自己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她能安全脱险吗?

俞洁犹疑不决。来到这镇上两个钟头,把她对旧世界的憎恶又都唤醒了。她想打消绕道城市、曲折前进的计划。

俞洁的父亲,是上海广东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母亲是原配夫人,生过两个孩子,都是没有继承财产权利的姑娘。偏偏两个姨太太都生了儿子。母亲既受不了眼前的冷落,又恐惧丈夫去世后不堪设想的晚年,得了精神病。大姐十几岁上被迫嫁了出去,给一个更大的资本家作儿媳,早早生下两个女儿后,完全重复了母亲的道路,成了那一家多余的人。

俞洁幼年,是在奶娘和使女们的下房里度过的。到了上中学的年纪,父亲把她送进寄宿学校。三年级的时候,电影厂拍一部少年片,选她作了临时演员。她不仅第一次在艺术活动方面得到了鼓励,而且第一次靠自己劳动拿到一笔酬金。啊,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靠自己奋斗取得生活位置的人,是多值得自豪啊!她求导演说情,进了某个艺术团体的学馆。那里管饭,还给一小点零用钱,她觉得很满足。写了封信给父亲,声明不再接受他的生活费和学费。他父亲回信说尊重她的意见,并说已为她存了一笔款子,终生属于她,但要她改一下名字,暗示一个财界巨子的千金做优伶,总不是什么可称道的事。

她在那个艺术团体,由学员到演员,由一般演员到挂三牌,经历了三年。随着艺术上的进展,她的乐观、自信和对生活的希望反而大大衰退了。艺术界,这个被看作纯洁、超脱世俗的圈子,竟也是那么污浊、丑恶,同行之间像乌眼鸡似的。你演砸一个戏,人们指手划脚贬你,蔑视你,幸灾乐祸;演红一个戏,人们嫉妒、诽谤,说你跟这个导演有了暧昧关系,给那个名流送了贿赂。你明明在台上听到后台有人议论:“瞧那口台词!瞧那几步台步!这也叫演戏?”等你下台后询问:“张先生,我的台词还念不好,您多帮我!”“李小姐,我就是穿着古装迈不开步子,您指点我!”却人人都满口恭维地说:“好极了,太好了。依勿要开玩笑好勿啦?我能指点什么?”

剧团里排了个新戏,叫“桃李梅”,她演“梅”,是个小主角。这个戏在上海轰动了。到处卖“桃李梅”三个女性的照片,人人哼戏里的插曲。有一天闭幕后,她的异母哥哥意外地来到了后台,除去向妹妹问好,还表示要请全团吃夜饭以表示祝贺。这个哥哥已是个初露头角的小老板了,平日并不和她往来,她对此举也不热心。可是班主和导演倒十分愿意接受邀请,想借此和这个有大财东作后盾的小开拉关系。

从此以后,她哥哥成了这个艺术团体的赞助人,碰上银根吃紧,常常借垫资金。俞洁忽地一下在海报上的牌位又往前挪了一步。不知怎么小报上有关她的吹捧文章,也多了起来。

“天生佳种,艺村超群!”

“艺高不怕年少,新星亮过老星!”

“俞洁就是演得好!没闲话讲!!!”

俞洁的照片登满了报头报尾,连夏天卖的四扇上都画着她的大人头。

俞洁开头满得意,越往后越觉得事情蹊跷,就在这红得发紫的梦一样的日子里,一间名叫“桃李梅”的咖啡馆,在上海的繁华街头开张了,霓虹灯广告上就是三个女演员头像。她哥哥聘三位女主角作名义股东,请她们在开市那天亲临剪彩。在闪光灯明灭之中剪过彩,又是一场宴会。宴会上除去几位明星,又请了上海各界的名流。从此“桃李梅咖啡店”在上海就风头十足,生意兴隆。几位名义股东每人得到半打丝袜和一本五折优待的用餐券。

过了半年,突然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启事,俞洁的父亲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俞洁听别人讲,不大相信,找到报纸一看,白纸黑字,果然不假,她还没弄明白发生什么事,许多债主、记者、律师们找到剧团来了,声称“桃李梅咖啡店”用了空头支票,她哥哥已畏罪潜逃。父亲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不肯承担“桃李梅”的债务。于是“桃李梅”被宣判破产拍卖,债主来找“股东”。这几个名义股东当然不该出钱,也拿不出钱来。但是请律师、上法庭,一时就成了小报的头版新闻。明星、股东又是“名门千金”的俞洁又成了主角,平白无故她成了万人耻笑的对象。

官司打完,她病了一场,留下了胃疼的病根,一点点积蓄也花光了。她想换一下环境,搭上一个以淘金为目的的流动剧团,离开了上海。

这正是抗战胜利前后。流动剧团只有几个固定成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临时演员。出出入入的人,成分复杂起来,有流亡学生,大后方来的职业艺人,失业青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各个社会角落,有人也带来了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传闻和解放区出的小册子。俞洁没有关心过政治,更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可是她对人们口里和书里描述的解放区发生了兴趣,那里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使她向往,特别是一本没有封面的、叫作“革命人生观”的书,第一次引导她考虑起人为什么要活着,而且才知道为人民、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生活、工作才有意义。恰好这时他们正在苏北一个小城演戏,一夜之间,新四军解放了这个城市。新四军发现他们这个上海来的小剧团,郑重其事地派人向他们慰问,送来了生活必需品,主动提出和他们开会联欢。联欢会上,新四军文工团演出的节目,使她耳目一新。那显然不是为了向他们宣传新排练的,尽管艺术上拙朴,可里边表现的生活豪迈、清新、庄严、健康,充满了为人民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气概。联欢会后,她几次到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来访问,打听解放区的各种情况,打听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人们友好地、耐心地告诉她想知道的一切。最后,她终于问道:“共产党为了消灭剥削。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这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吗?”人们告诉她:“像你这样,只叫作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不能真是资产阶级分子。你不是一直在自食其力吗?况且在现阶段,民族资本家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就是剥削者本人,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革命,革命队伍也真心欢迎。我们部队里还有起义军官当指导员呢?”

新四军发放路费送流动剧团回上海,俞洁自动地留了下来。她有了新的生命。

由于连日来艰苦行军、有病,也由于出于解除忆严小高两个人负担的好心,她急于摆脱困境,想到了迂回前进的方案。来到这个店里,帐房先生几副面容,几句言辞,把她忘怀了的那个世界的面目,又记忆起来了。

一天也不能再回到那里去!她决定依照忆严说的路线追队伍,哪怕死也死在干净的战斗生活中。

她爬起来,整整衣服,准备动身。忽然外边一阵嘈杂,乒乒乓乓上门板下幌子地忙乱起来。她走到门口,正碰上慌慌张张的帐房先生。

“国军的队伍进了村,您留步吧!”帐房先生心神不定地说:“我得跟士绅们去碰头,商量送慰劳款,免得队伍进入店铺民宅。您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免得出了事,我见到老财主不好讲话。”

他认定俞洁是某个地主的少奶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