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杂抄》-(71-80)

(七十一)

僵化的人生关系和非理性的刺激,并不能反对精神的放纵和悲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心对于理性主义菜单的反应,那是一个绝对的不要。因为生活的严酷事实与宗教的虚构,现实的纷扰多样和观念的枯燥单调,对生活的行而上和与事实保持最亲密的接近,它们之间是不调和的。

(七十二)

个人血肉的天性(任性),必须经过理性的改变外(外在教养、锻炼……)才能成为具有现代水平的东西。但是中国的所谓玉不琢者,以抽象的理智(道德、伦理的枷锁)来规定。自然性否定了,但人性也窒息了。它把人的血肉感情禁锢在一种僵化的人生关系的枷锁上,而这人生关系本身却是一种自然性的固定化,一种合法的自然性。

(七十三)

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所谓“奸邪”与“忠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别人的语言罢了。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与人性共存,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性的时刻,毁灭自己。吴起杀妻求将,易牙杀子做菜,都是心术战胜(消灭)了人性的例子。过河拆桥,等等,心术到家的例。人心之险远超出山川,而心术,行险之道而,然中土古哲名之为大道。

(七十四)

韩愈厚道,:“……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的“正心诚意”则屈从与世俗的目的,即以封建统治为目的的对象。释氏的“正心诚意”是以它本身为目的,即陷于无止境无结果的抽象、渺茫的世界。以灭绝它的灵魂为目的,对世俗的屈从和对世俗的逃避,使情欲牢缚在僵硬的人生关系(世俗伦理)的锁链上和灭绝情欲,两者都不是理性的精神。前者束缚于僵化的观念,后者沉溺于灭绝的梦境。

(七十五)

《争臣论》,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兼以济天下也。孜孜kuku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

对于人类的责任,道德原则的光辉,乃圣人贤士之所以为圣人贤士也。《读墨子》文,孔墨并列,认为“孔子必用于墨子,墨子必用于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并以为辩生于末学,后世之孔墨相争者,“各另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昌黎似一扫前人党同伐异之争,而在于为人类之道德原则基础上对古代哲人进行新的估价,在此原则上确定其为圣为贤。然而,道德原则本身是一种主观判断,是以仍不免党同伐异也。

(七十六)

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辩护,粉饰,还是为真理斗争,这两者的选择是本于良心、正义感、人生态度。“闻名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义者也。”

(七十七)

纯道德行为者必后悔自己太吃亏,非义之财,多少产生内疚;牺牲自己,必得道德自慰;损害别人,不免有所不安。常人就在这交战心情中过活,理想主义(道德教诲主义)和实际主义(功利主义)则把这两者在思想逻辑上发展到了极端。

(七十八)

斯宾诺沙认为德性的基础即在于保持自我存在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保持自己的存在。这里,个人主义还是个性解放?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

(七十九)

保存自我的存在(生存)不是使我们的心灵完全孤立,不是做一个与世无涉的隐士,而是杂利己和利人的大海中游弋。假如有两个本性完全相同的个人联合在一起,则他们将构成一个个体,比较各人单独孤立,必是加倍的强而有力。所以人与人团结 ,最为必要。当然这团结是建立在自我保持的基础上的,凡是从事这类团结的人,他们都是工正忠诚而高尚。

(八十)

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